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吕氏春秋·去私》有这样的记载：

晋平公当朝时，南阳缺县令。晋平公问中军尉祁黄羊：“你看谁能当这个县官？”祁黄羊说：“解狐这个人不错，他当合适。”晋平公很吃惊，他问祁黄羊：“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为什么还要推荐他？”祁黄羊笑答道：“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啊。”晋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很对，就派解狐去南阳作县官。解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受到南阳百姓普遍好评。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里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晋平公又觉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的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去当法官，而不是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晋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又派祁午当了法官，后来祁午果然成了一名好法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也就是说举荐人才对内不避讳自己的亲属，对外不避讳自己的仇人，一切以德才为标准。祁黄羊在对待用人的问题上，不受个人好恶与情感的影响，而完全从有利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在选人用人上，领导者要公私分明，身正行直，不感情用事，不唯利是图，真正做到不以国事报私恩、不拿原则换人情，以此来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之风。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国（都城在今山东莒县）。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

在公子小白回齐国的路上，管仲早就派好人马拦截他。管仲拈弓搭箭，对准小白射去。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怎知公子小白是诈死，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回到了国都临淄，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以后，即发令要杀公子纠，并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

鲍叔牙说：“那回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齐桓公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不治管仲的罪，还立刻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在管仲的辅助下，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富源，大开铁矿，多制农具，后来齐国就越来越富强了。

孔子对管仲的事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功劳是很大的，假使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还处在落后民族的阶段。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主要用了管仲之谋的缘故。如果齐桓公当时没有容人的气度，把管仲杀了，就可能没有后来齐桓公的雄伟事业。

这个故事是对“外举不避仇”最好的诠释。选人用人，领导者一定要顾大局，忍痛选取令自己“讨厌”的高才、雄才，甚至是得罪过自己、与自己有仇的人。只有如此，才能广开才路，汇聚精英。

衡量人才，必须分清是非曲直，以对事业的利弊为标准。对不具备条件的，不管亲疏远近，要坚决予以否决。对有真才实学的，我们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任人唯贤。

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举贤不避亲，只要是个人才，进来第一天就敢重用。

户泽圭三郎毕业于名古屋大学，是盛田昭夫的远房亲戚。有一次，盛田与他谈起了开发录音机磁带的计划。当时户泽还不知道磁带录音机为何物。当他从盛田带来的录音机里听见自己的声音时，感到非常吃惊，并产生浓厚兴趣。盛田知道户泽极有研究精神且好胜心很强，就邀请他参与开发录音机磁带的项目。户泽正在犹豫，盛田故意激他说：“资料什么的一概没有。”户泽一听这句话，顿时来了精神，说：“正因为没有资料，没有参考书，我这个门外汉才要算上一个。”就这样，户泽进入公司，为研制录音磁带的项目立下大功，日后还在公司获得领导地位。

“士不分亲疏，人不分南北”。作为领导者，举贤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对组织或企业负责，这就要坚持原则用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切以人才的高低为标准，从大局出发，不以远近判亲疏，不以亲疏来任人，真正做到秉公举贤，秉公任人。只有这样，才能招揽更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