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才观

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诗、词、文、书、画任何一项，都足以冠绝当时、泽被后世，有三篇文章体现了其人才观。

一是《日喻》。《日喻》讲了两个故事，其一为“眇者识日”。一个天生的盲人不知道太阳什么样，就向那些明眼人请教。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说着敲击铜盘使盲人听到声音。有一天，盲人听到钟声响，认为钟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盲人说：“太阳的光亮像蜡烛。”盲人摸了摸蜡烛，知道了其形状。有一天，盲人摸到了一个籥（一种管乐器），又以为籥是太阳了。其二为“北人学没”。南方多善于潜水的人，因为他们天天与水打交道，掌握了水的活动规律；而从小不接触江河湖水的人，即使过了30岁，连看到舟船也会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会潜水的人请教怎样潜水的方法，按照其讲解而到河里去试着潜水，却没有一个不被淹死的。苏轼强调：“道可致而不可求”，所谓“致”，就是不去强求而是水到渠成地得到。就人才成长而言，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得“道”。否则，如果光听别人的片面之词，就会像“眇者识日”一样闹笑话；如果只有潜水的知识而缺乏潜水的实践，就会像“北人学没”那样被淹死。

二是《贾谊论》。苏轼认为，贾谊的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其原因在于其“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如果一个人仅有远大志向，却无宽广豁达的胸襟；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其宏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苏轼还认为贾谊“不善处穷”，即“逆商”不高。一个“逆商”高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身处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贾谊受不了一点挫折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胸襟、度量太狭窄了。

三是《灵璧张氏园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意为：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当官，也不一定非要不当官。一旦当了官，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废寝忘食地为老百姓工作；只要不当官，那就一心一意做好本职工作，绝不羡慕、眼红公共权力。）从“不仕”到“仕”，即从“人才”（相当于党政人才以外的各类人才）到“干部”（相当于党政人才），两者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干部”主要属于政治、公共、思想、价值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必须“统一思想”，做到“求同”；而“人才”主要属于经济、私人、物质、科技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必须“标新立异”，做到“求异”。所以，要么做好“人才”，那就保留“人才”的“求异”思维方式；要么从“人才”成为“干部”，那就将其思维方式转化为“干部”的“求同”思维方式。唯此，才能如苏轼所言：“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意为：凡在家不仕的人都是有节操的人，保持了高洁谦让的德行）；“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意为：凡出仕的人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官，获得了既贤良又能干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