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全才”,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七字;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原名陶文浚)因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王阳明的人才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对学生明确“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关于“立志”,王阳明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四项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项,它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关于“勤学”,王阳明指出:“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王阳明要求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是指自己主动发现并改正错误;“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对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成长,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二是“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王阳明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一文中阐述了“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的道理,特别是关于“学贵正”,王阳明强调:“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意为:道就是大路,除此之外,便是荆棘丛生的小路,很难到达目的地。所以专于道才算是真正的专,精于道才算是真正的精。只是专于下棋而不专于道,这种专便是沉溺;只是精于词章而不精于道,这种精便是怪僻。)所以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专”和“精”是基础,“正”则代表目标和方向,是“道”的体现。一位理想的现代人才,既要“专”,还要“精”,更要“正”。
三是“知行合一”。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有两层意思: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第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知行合一”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在实践中,首先要反对“知而不行”的态度,包括“知而不能行”和“知而不去行”两种情况。前者是不能用所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是读死书、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而后者则是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实践,只是用读书来装腔作势、装点门面的人。同时,也要反对“行而不知”的现象,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仅仅机械地执行,却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造成“行而不知”的原因,主要是学习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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