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的启示

说到钱学森，人们立即想到他是著名力学家、航天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而对他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的宝贵思想却谈之甚少，对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贡献认识还不够。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一线以后，钱学森的学术探索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追求，就是试图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大成智慧学，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走向共产主义锻造智力武器。这些探索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苗东升《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钱学森的哲学思想，考察了钱学森的哲学探索，以证明作为战略哲学家的钱学森对中国发展、尤其是人才培养的独到价值。

钱学森的学术生涯长达70多年，由世界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中华民族大功臣、大成智慧者等三个阶段构成。

第一阶段（1935年到1955年），世界一流的技术科学家。这20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力学、导弹和火箭研究、控制论等三个领域走向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开辟了物理力学这个新领域，建立了工程控制论这个新学科，成为当时国际上一流的力学家、一流的导弹专家、一流的控制论科学家。冯·卡门是钱学森的老师，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家，他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就专列一章写钱学森，足见钱学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在拒绝让钱学森回国时讲过一句名言：“无论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第二阶段（1956年到1977年），中华民族大功臣。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上。这个时期工作更多的是工程实践，即研制和生产出型号产品来。航天科技和工程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需要广泛地应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多种学科和技术并综合集成到工程实践中。由于他的渊博知识及高瞻远瞩的科学智慧，他始终处于“科技主帅”的位置。在这20多年中，钱学森花费精力最多的不是具体科技问题，而是组织管理问题；他在此阶段的知识创新主要在管理科学和软技术上，而不是航天科技的硬科学、硬技术上，他是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思想的主要提炼者和实践的主要领导者。

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大成智慧者。他从一线退下来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思想研究中。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思想之活跃，原创性之强，在学术界是十分罕见的。他最成熟的成就是建立系统科学，他不仅是中国系统科学的创建者，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这门科学的创建者之一。这一阶段，钱学森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方位的打通：打通理和工，打通文和理，打通中和西，打通科和哲，纵向上打通不同知识层次，横向上打通不同知识门类，从而修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成智慧者（“大成”即大的成就；“大成智慧者”，表示一个人在学问、道德、事功三个维度上都达到顶尖水平）。钱学森对于其第三阶段的学术探索，曾在晚年对其合作者之一的钱学敏这样说：“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学森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科学的观点、方法，结合自己的科学实践，逐渐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构想。这个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矩阵式的交错系统（附图），包括11大部门、七个层次、一个殿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横向上，将科学分为11大部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兴学科的出现，在学习借鉴前人科学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钱学森认为，按照以前的科学分类方法，已经很难厘清新学科和新科学技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所以，应按照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同角度，将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而且，这些部门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他的这种科学分类方法打破了以往按照某个固定的对象、固定的物质运动形式对科学进行分类的局限，开阔了研究问题的思路。这有利于人们多学科地综合研究问题，以及更全面地解决问题。

2．纵向上，人类知识分为七个层次

钱学森把人类知识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前科学，二是科学技术。前科学是指那些来自实践经验、但还放不进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知识，即通常所说的经验知识。钱学森把前科学分为两个层次，从实践中最先得到的不成文的实践感受，这是第一层次；实践感受经过人脑最初的加工整理，形成有一定条理的实践经验知识库，是第二层次。关于科学技术，钱学森把它分为工程技术（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三个层次。其中，工程技术（应用技术）是直接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技术；技术科学是联系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应用技术）的中介，主要解决如何将基础科学运用于工程技术（应用技术）的问题；基础科学是关于自然界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综合提炼了技术科学中较普遍的规律和方法，对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应用技术）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指导作用。钱学森强调，这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适用于所有科学技术部门（关于文艺，钱学森指出，“文艺作品不是科学，但是，研究文艺的文艺理论是科学”）。基础科学通过桥梁（基石）也就是哲学分论的进一步综合，提炼达到殿堂，即最高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整个人类知识是由七个层次组成的总体系，科学技术是它的主干分体系：不成文感受——实践经验知识库——工程技术（应用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分论——哲学总论。这七个层次的划分具有启发性意义，使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学科体系。

3．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殿堂——辩证唯物主义

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次，而不是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大部分，是钱学森的得意之笔，是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的一大亮点。钱学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科学化的问题，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它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是唯一科学的哲学。钱学森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应平列，后两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面一点，而且它们又各有自己联系的一类科学技术。”为表述这种区别，钱学森提出哲学总论与哲学分论的概念，分别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层次。哲学总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居最高层次；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是哲学分论，位于下一层次，是沟通哲学总论与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桥梁”。钱学森后来又以建筑物作比喻，称哲学总论为殿堂，称哲学分论为基石，提出“殿堂加桥梁合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体建筑”的论断。

“桥梁”，即“沟通”之意，科学的11大部门各自都有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钱学森认为：自然科学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数学科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系统科学的桥梁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桥梁是认识论；人体科学的桥梁是人天观；军事科学的桥梁是军事哲学；行为科学的桥梁是社会论；地理科学的桥梁是地理哲学；建筑科学的桥梁是建筑哲学；文艺理论的桥梁是美学。如此一来，11大科学部门就与辩证唯物主义沟通起来，所有的科学都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各门科学的发展也不断充实、完善辩证唯物主义。因此，11架桥梁的提出对促进辩证唯物主义和各科学部门的融合具有重大意义。

1．自然辩证法

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主要是还原论。从开始关注系统工程和研究工程控制论的时候起，钱学森就开始了对还原论局限性的质疑和超越。转向复杂性研究后，特别是在意识到一大批客观事物都属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后，他对还原论的弊病进一步给出了系统的剖析论证。钱学森强调，从方法论上说，“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系统不能用近代科学都习惯于用的还原论方法，即培根的科学研究哲学”，因为这些系统“那么复杂，你把它一分解，要紧的东西都跑了，没有了”。从认识论上说，“复杂性的问题在这点上就特别突出，任何人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要尽量地把许多人的认识综合起来，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东西”。从思维科学看，从客观事实到科学设想的飞跃是思维过程的整体涌现性，还原到局部或低层次是无法理解的。当然，还原论产生于自然科学自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理由，还原方法对于认识自然现象最为有效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系统科学方法，需要把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起来。

2．历史唯物主义

钱学森十分关注把系统科学引入社会科学，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的社会科学要革新方法论，引用近20年来发展的系统科学，才有出路。”根据何在？在于“社会问题实是社会系统问题”，要用系统科学。针对某些社会科学著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钱学森指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同一毛病：把本来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硬要简化，这就加入主观臆想的东西，当然要出乱子。”并强调：“本来整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切割成小块块，什么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经济基础系统、上层建筑系统，也不能切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半年前孙凯飞同志就按社会科学界流行的概念把社会系统切成一块块，我反对。这是‘西医理论’嘛，要不得！”归结为一句话：“今天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一个大问题，恐怕就是没有用系统科学方法，简单化了。”为此，钱学森指出，社会问题的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成智慧学为指导，其组织设计方法是大成智慧工程。钱学森还强调，要把迅猛发展的信息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其晚年倾力研究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研讨厅体系，就是为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研究解决各种社会重大问题而服务的。

3．数学哲学

钱学森认为，数学仅仅是一个工具，数学不能改变正确与错误。你原先是错误的概念，再用数学也正确不了；你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用数学，无非是慢一点，但终究还是正确的。事物的道理应该用简明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不能靠繁琐的数学运算。数学是方法，方法不能代替概念。数学方法只是加快运算分析的手段，不能把本来没搞清的道理弄清。钱学森着意的是建立“全新的数学”，即有助于处理复杂性的数学。他钟情于模糊数学，认为模糊数学“是数学科学的新飞跃”，原因就在于此。针对学界存在从概念入手研究数学的倾向，比如“借助于清晰数学的概念去建立模糊数学”，钱学森表示反对，并主张：“我们现在要建立模糊数学的体系，就要像希腊的数学先哲那样，从实践的总结提炼入手，而不是从概念入手。”

4．系统论

所谓系统的观点，就是承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着、运行着，要自觉地把事物作为系统去认识和处理。系统是多样性的统一，系统作为科学概念的基本内涵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凡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系统就是结构与功能的矛盾统一。钱学森清晰地勾画出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也叫系统科学的“钱学森框架”。他在1986年初关于这个框架给出的表述是：“系统科学的工程技术就是系统工程、自动控制等；技术科学层次是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将要建立的基础科学是系统学，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就是系统论。系统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体系”。1989年以后又有一个重要改进，就是把系统学区分为简单巨系统学和复杂巨系统学两个分支。从科学方法论角度看，钱学森最关注的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关系，他认为，不要还原论不行，光要还原论也不行；不要整体论不行，光要整体论也不行；只有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做到辩证统一，才能满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所以，“系统论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5．认识论

钱学森依据《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把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认识运动分为唯象科学与理性科学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论认识，这就是唯象科学。但如果认识运动即止于此，那是经验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中认识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达到知其所以然，建立理性科学。不过，唯象科学与理性科学的划分是相对的，彼此可以转化。钱学森进一步上升到哲学认识论层面考察，得出结论说：“其实人对客观的认识是个无穷的过程：以前只认识到原子，以为这就到了头；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唯象科学’，还要深入下去，找出原子的结构，到了基本粒子了；可是现在物理学又要追问基本粒子的结构。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每上一层次的科学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唯象科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从一个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人类知识作为一个体系，其七个层次的划分所反映的是知识产生和演进的七个小阶段。前科学的两个层次代表感性认识过程的两个小阶段，科学技术体系的五个层次则代表理性认识的五个小阶段。这就显著地把从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细化、深化了。

6．人天观

人体科学完全是钱学森独创的概念，它是钱学森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产物。在这一领域，他谈论最多的是医学问题，特别是中西医的区别问题。西医从“物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人体看成是一个自然物，采取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等方法，研究人体的物质基础、结构与功能，并把医学的目标定位在寻找人体发生疾病的病因、病理与病位上。所以，西医学是疾病医学。西医一向被划归自然科学，属于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层次，其基础科学应该到生物学中寻找。中医的方法是哲学、自然、社会、人文相交叉的科学方法，十分重视从外部环境来考察人体系统的健病关系，认为人体状态在不同时辰、不同季节有不同表现，人体的防护、保健、疾病、治疗等也因时而不同，故有“人天相应”、“法天则地”等说法。因此古代中医被钱学森划归前科学，即使将来实现了现代化，中医也不是自然科学。西医的种种弊病，中医的神奇疗效，仅仅用自然科学原理无法解释。应该把西医从自然科学中划分出来，克服还原论和机械论对它的影响，并通过引入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医现代化，把中西医的优点综合汇通起来，形成一门以保障人民体质健康为目标的科学技术，这是提出人体科学的重要推动力。

从方法论上讲，钱学森最关注的是把系统科学原理和方法引入人体研究。人体科学的特点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把人放在整个宇宙中去研究，人要和宇宙联结在一起。”但人体研究中还原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在人体科学讨论班上，一旦进入具体问题，人们往往还是回到还原论，故人体科学成为钱学森批判还原论的重要平台。他在一次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刚才讲的人体科学的一套体系都是从还原观的角度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以前或50年代以前的世界上对科学技术的总的看法，是还原观的看法，越分越细，越来越基础，好像越研究得细，自然而然地总的东西就清楚了。”在钱学森看来，人体科学一定要坚持整体观，但人体研究也不能一概拒斥还原论，他认为中医之所长恰恰是西医之所短，而中医之所短又恰恰是西医之所长。晚年钱学森深信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人体研究迄今唯一可行的科学方法，他指出，现在的人体科学还不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强调今后要以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一思想贯穿于人体科学的一切工作中。一句话，“要用现代眼光去领会中医理论，即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去领会中医理论。”

7．军事哲学

狭义的战争指为了一定的政治或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狭义的战争概念正在被广义的战争概念所取代，后者泛指一切决胜负的人类行为。通过考察现代战争的发展演变，钱学森主张扩展战争概念的外延，认为“事实迫使人们改变战争的传统概念”。钱学森把现代战争分为军事战争和非军事战争两类，前者指凭借武器进行流血对抗的传统战争，后者指“用贸易、技术交往、人才交流等形式进行的一种战争”，一种特殊的战争。既然是战争，不论哪一类，“就有战争的特点”，因而“可以用处理军事战争的现代化方法来解决”。由此可见，现代军事研究涉及的问题决不限于有枪有炮的热战，而是从矛盾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商战、智力战、科技战以及其他两方或多方竞争的社会现象，都要用军事哲学。

一切反侵略战争都是非对称战争，侵略者总是自视实力过人才敢发动战争，被侵略者必须以弱胜强。反侵略战争又具有战争性质方面的不对称性，即正义与非正义的不对称性，充分发挥战争的正义性是打败侵略者的力量源泉。毛泽东一生从事的战争，都是非对称性极其明显的战争。他不仅打赢了这些战争，而且给出高度的理论概括。毛泽东让世人明白了，弱方打赢非对称战争唯一科学而且可行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这方面，钱学森有过人的理解，并有所发挥，如提出“装备、作战这一套东西，我们搞我们的。”又如，在谈到中国海军到底怎么现代化的问题时，他的意见是，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走我们自己的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

8．美学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创造、传送和解读美感信息，文艺创作和欣赏的过程本质上是信息运作过程。但与科学技术不同，“文艺是美的创造，因此审美是一切的出发点”。把美感和美学信息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当然也需要技术，也是一种信息编码技术。但文艺的功能是抒情而非说理，目的在于追求美而非追求真，作品成败优劣的关键是艺术而非技术。所以，以造美和审美为出发点的信息编码技术，跟以求真致用为目的的科学和工程所讲的信息编码技术，两者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依据的科学理论必定也有重要区别。在谈到文艺与科技的关系和区别时，钱学森认为：“文艺始于对事物的科学认识，然后才是艺术；而科技始于对事物的形象探索，这需要文艺修养，然后落实到科学的论证。可以说文艺是先科学后文艺；科技是先艺术后科学。”钱学森一生致力于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又一生喜爱文学艺术，思考它的发展和应用问题。70多年中，这两种差异极大的意识活动时时发生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终于结晶出“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这一对概念，这对他做到文理贯通和科艺双悟，最终走向大成智慧是不可或缺的。

钱学森认为一级厨师的地位等于一级教授。虽然服装、烹饪、盆景等技艺都是人们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但习惯中都被看作雕虫小技，受到鄙视。钱学森认为这是必须破除的旧思想，因为这类技艺“都代表人在认识了客观世界之后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本事”，他主张把这些“雕虫小技”纳入高等艺术教育的范围进行传授和研究。

9．社会论

钱学森对行为科学的界定包含如下要点：行为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而非一般的社会现象；人的行为是以社会为环境而发生和展开的，作为人类行为环境的社会不是简单系统或大系统，而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与这个复杂巨系统是相互作用的；人的行为需要而且可以调节、控制，这种调控是按照社会目的进行的等。他把行为科学自身的体系划分为两大分系统，一个是关于德育的科学技术，一个是关于法制的科学技术。钱学森强调：“行为科学有两个方面：诱导和控制。先诱导，诱导不成，只有绳之以法。所以行为科学的基础学科是伦理学和法理学。”

随着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的迅速增加，以团队形式进行科学技术工作越来越占重要地位，集体行为的规范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钱学森的关注，在其著作和书信中讲了不少科技工作中的行为规范，主题是集体该如何相互作用，是帮助促进，而不是互相制约、打架。他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提炼为行为科学的重要原理，用一个新概念“集体伦理学”来概括这一思想，指明了行为科学的一个发展方向。钱学森还关注道家关于道德哲学的一个命题，即“性命双修”，并给出了新的诠释：“一个真正了解客观世界规律的人，当然也了解社会的规律，所以也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所以一个真正了解客观世界规律的人，他的主观世界也是高尚的。他一定是有道德的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对‘性命双修’的解释。”

10．地理哲学

钱学森把“地”界定为地球表层系统，“地理”就是地球表层系统存续运行的规律、原理等。地球表层是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存有各种无生命物质系统和各种生命系统，对外部的天体以及居住于地球表层上的人类社会开放，因而包含错综复杂的关系、矛盾、相互作用，必须辩证地认识和处理。钱学森十分强调人的能动性，即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他不满意只讲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系统的主张，认为一定要区别地理建设与环境保护，前者比后者更先进，保护是消极被动的，建设是积极主动的。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建设环境与保护环境，是他倡导的地理哲学必须认真研究的几对矛盾，都应当辩证地认识和处理。

钱学森发现地理科学界存在浓厚的还原论观点、非系统观点，需要清除。他认为，“我国地理科学工作者尚缺少从宏观整体角度考察地理系统，而是零敲碎打的多。这不是研究地理系统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正确方法。”从思维方式看，“问题在于我们的地理专家们很难跳出他们习惯的思维框框，始终是单打一，论水就只是水，论农就只是农，论城市就只是城市”，借用彼得·圣吉的语言，这叫做片断思维，必须以系统思维取而代之。就水利建设的整体而言，他一再批评就水利抓水利的言行，指出“没有全局观念是要犯错误的”，“中国水利问题不能限于水利部，是天、地、人的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强调“应该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的高度看问题”。

11．建筑哲学

钱学森强调城市是一个大系统，要有系统的整体考虑，要满足一个城市系统的特殊要求，即城市整体景观。整体景观是城市作为系统的一种特殊的整体涌现性，遵照系统论原理设计才能“产生”（涌现）出来。在建筑科学中，每一项单体建筑的设计、施工、维修和居民的迁徙、定居都是微观层次典型的他组织行为，即建筑者或使用者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过程，建筑物是被组织的对象。聚集而居的人们仅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能和所获取的局域信息来决策和行动，对城市体系整体而言这就是自发性。大量微观建筑的建筑者和使用者同时各自独立行动，就使得整个居民点分布、整个城市、城市体系处于自发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即城市建筑作为系统的自组织运动。在社会巨系统中，人实际上只能通过一项项短期的、局域的他组织行为去试探、逼近和实现整个系统长期的自组织运动。用哲学语言讲，复杂巨系统整体宏观的自组织是通过一系列微观的、局域的、短期的他组织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组织系统具有强烈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此乃组分行为盲目性的根源。所以，需要以宏观的他组织来规范、引导、制约盲目的自组织趋势。自组织与他组织构成一对矛盾，是社会巨系统无法消除的根本矛盾，人只能设法去认识它，驾驭它。

对于建筑美，钱学森有不少零星而重要的议论。按照鲍世行的概括，建筑美主要包括整体美、特色美、意境美三种。整体美与特色美易于理解，意境美比较抽象，却是中国文艺理论的精髓。钱学森是从山水城市讲到意境美的，认为山水城市必须有意境美。钱学森还讲到协调美，具体例子是立交桥的协调美。所有微观建筑都应该讲究协调美，因为绝大部分微观建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体建筑只有同周围其他建筑协调和谐才可以言美。一个建筑物即使没有其他建筑物比邻，也须同周围自然环境协调。钱学森还讲层次美。单座建筑是微观建筑，讲的是微观美；整个城市是宏观建筑，讲的是宏观美。微观美未必宏观一定美，微观不美未必宏观一定不美，自身并不很美的大量微观建筑经过科学的整合可以产生宏观美，这也是辩证法，是系统原理。钱学森还谈到杂众美。从艺术角度看，建筑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应该讲究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带来的美。其实，中国古代先贤已有杂众美的理念，宋代苏轼有诗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杂众才能产生至味，杂众不够就达不到味的极致，其美感必然逊色。但400年来科学和工业文明崇尚简单性、划一性，也显著地反映在建筑领域，特别是城市建筑上。钱学森对此有所批评，呼唤城市建筑杂众美，认为建筑哲学应该与复杂性科学同步前进。

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哲学上做出重大创新，是因为晚年钱学森有幸赶上了一个新时代，并且读懂了时代的新变迁，领会和抓住了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勇敢地从研究科学技术转向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1．从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的转化

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其完整的演化过程为：动物社会→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机械文明→信息—生态文明。人类目前正处在新的文明转型演化的过程中，其历史使命之一是克服“工业—机械文明”的片面性。成熟的“信息—生态文明”应是一种全面的文明，其全面性的表现之一是它能够为全人类共享，在它建成后世界系统内不再有文明等级的不同，有的只是文明的同一历史形态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表现形式的差别；表现之二是它将消除工业—机械文明内含的种种不文明即野蛮因素。这样一种文明要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但两者处于不同起跑线上，背负的历史包袱不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需要不断进行自调整、自适应、自组织的变革。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机械化过度，解决问题的关键并非在技术层面上，而是文化层面的“去机械化”，放弃高浪费、高污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清除殖民情节、帝国情节、霸权情节。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不足，至今背负着前工业文明的沉重历史包袱。发展中国家必须闯出一条发达国家未曾走过的新路径，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创造新模式，把补工业化之课与建设信息—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进行，毕其功于一役。

“工业—机械文明”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明，它的历史使命是寻找一条虽然极不合理，但能使少数国家首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从而激励后进国家奋起直追，摆脱贫穷落后，进而创造一种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信息—生态文明”是文明系统的一种更高级的耗散结构，社会的耗散能力将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足以使全人类都享有富裕。从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的转向，中华文明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绝非偶然幸存的历史事件，而应该看做人类历史的一种必然。它表明，中华文明在深层次上一定具有西方文明骨子里没有的优势，它对建立“工业—机械文明”用处不大，却包含着创造人类未来更新文明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从人文文化角度悟出：“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断言21世纪为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中华民族肩负重大责任。复杂性科学的开拓者普利高津主张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人类文化“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他们的期望如能实现，那就给全人类共享的文明奠定了文化基础。

2．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化

迄今为止，科学系统的形态演进可以简单表述为：古代科学→简单性科学（经典科学）→复杂性科学。所谓简单性科学，是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它假设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复杂性只不过是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科学研究的功能就是消除复杂性，揭示事物内在的简单性。这就是所谓科学的简单性原则，被迄今为止的科学哲学视为普适的、永恒的科学真理。复杂性研究正在挑战这种信念，认为科学认识的最高原则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而不是追求所谓简单性美。它的基本信念是：客观世界既存在简单性，也存在复杂性。复杂性可以消除的事物只是局部情形，这是简单性科学适用的范围。而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必须把这种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对待。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化，意味着宇宙观将从机械论转变为有机论，知识论将从分科的学问转变为跨科的学问，认识论将从机械反映论转变为能动反映论，方法论将从还原论转变为系统论（涌现论），价值观将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将从以线性思维为主导转向以非线性思维为主导。

3．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代变迁

中国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既是中国社会内在的矛盾发展的产物，又是世界社会形态演变的产物，即整个时代的产物。它既是时代转换的重要动因，又在一个重要维度上规定着新时代的特质，强烈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社会是特殊复杂的巨系统，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矛盾统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更需要在自组织与他组织长期反复的矛盾统一中建构自身，维护自身，改进自身，发展和完善自身，使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系统具有足够的自镇定、自增长、自纠错、自变革、自修复的能力。所以，就世界系统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作为系统在当今世界大环境下自我完善的自组织过程。改革开放要获得最终的成功，亟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但它的既有内容不够用。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在积累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厚原材料，孕育着哲学的灵感。钱学森深深感受到这种时代变迁，听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对他的呼唤，决心在哲学领域拼搏一番。离开科技工作第一线的钱学森也具备了这种可能性，能够以这一进程冷静观察者的面貌出现，以一位科学大师的独特视角审视一切，给出他自己的哲学概括。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促使钱学森对他极为尊崇的老师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科学技术懂得太少，那时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的失误，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化了，终于无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个悲剧”。

4．钱学森的悠悠历史感

历史感就是对历史真谛的感悟，包括历史方向感、历史厚重感、历史尺度感、历史节律感、历史责任感等。它是直觉式系统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的系统思维能力愈高，历史感愈强。只看到眼前一步的算不上历史感，历史感是大尺度预感未来的意识和能力。晚年钱学森力辞一切院士、主席、顾问之类的桂冠，不申请科研课题，不申报成果奖，不谋求建立自己主导的新部门，重新坐上冷板凳，静心思考中国在30—50年或更长时间（如200年）以后的大事，憧憬着更远的人类未来，却其乐悠悠。做当下的事要强调现场感、瞬间感，追求实时效益；做未来的事要强调历史感，追求长远效应。“在做未来的事”的人才有历史感，钱学森就是这种人。他曾不无得意地对其合作者说：“我们是在做未来的事。所以我有‘悠悠历史感’！”“我们在做一件50年后方见分晓的事，不必性急！”钱学森何以能够拥有这样的悠悠历史感呢？他自己的回答是，“我敢干”，“这是因为我是已退休的人，无牵无挂。”所以，他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心态悠悠，干自己想干的事。

钱学森这位杰出创新人才是如何炼成的？钱学森挚友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说过一句话：“钱学森是‘克隆’不出来的”。我们必须从其一生的知识积累、文化学习和思想修养的全部历程中来解读钱学森。钱学森亲笔所写的一份珍贵资料，曾列举出一生中对他影响深刻、被他尊奉为老师的17位人物。（1）父亲钱均夫——写文言文；（2）母亲章兰娟——爱花草；（3）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中学老师董鲁安（于力）——国文，思想革命；中学老师俞君适——生物学；中学老师高希舜——绘画、美术、音乐；中学老师李士博——矿物学（十级硬度）；中学老师王鹤清——化学（原子价）；中学老师傅仲孙——几何（数学理论）；中学老师林砺儒——伦理学（社会发展）；（4）大学老师钟兆琳——电机工程（理论与实践）；大学老师陈石英——热力学（理论与实践）；（5）预备留美时期：王助——经验设计；（6）、留美时期：冯·卡门；（7）归国后：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

1．父母亲的影响

钱学森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具有接受良好教育的物质条件。母亲章兰娟是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喜爱艺术，又长于算术。她秉承中华传统道德，一心相夫教子，对独子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在母亲的指导下，三岁的钱学森就能够背诵许多古诗词，培养了艺术兴趣和鉴赏能力。父亲钱均夫对钱学森的影响更大、更久远。钱老先生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且留学东洋，了解世界文明演进的大局，思想开明，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并注重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给儿子规划出这样的人生道路：一方面学习理工，走技术强国之路；另一方面是学习音乐、绘画等课程，培养文艺才能。钱学森的一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对儿子的教育从一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比如，他要儿子出国留学并非单纯为儿子的个人前程和家族荣誉，而是为了强国强兵，到西洋学习飞机制造技术。但是送儿子出国时，老人家却要钱学森带上与飞机制造毫无关系的《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论语》等国学典籍。这是因为老先生有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才，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2．小学、中学和大学老师的影响

一个人一生中能够遇到几个出类拔萃的好老师，实在是难得的幸事。钱学森在小学、中学、大学都遇到令他终身感谢的好老师。17个老师中的11个是国内读书期间的老师（七个属于师大附中），其中六个属理工科，五个属文科，近乎均衡，使这个日后成为理工大家的年轻人才在学生时代获得很好的文科教育，利于后来他在科技工作中避免“死心眼”，即不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于士俭的书法课（小学），高希舜的艺术课，林砺儒校长的办学思想（中学），钟兆琳和陈石英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大学），都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有助于他学术人格的成长。中学国文老师董鲁安对他的影响是另类的，可以说，钱学森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源头与董鲁安不无关系。此外，鲁迅虽然不是钱学森的老师，但作为当时中国进步青年公认的导师，鲁迅对钱学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是由于董鲁安老师课堂内外的引导，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父亲钱均夫与鲁迅同为章（太炎）门子弟，前后留日同学，回国后曾经同时供职于当时的教育部，思想比较接近，彼此时有交往，使鲁迅的思想言行比一般青年学生更多更贴近地影响着钱学森。所以，受鲁迅的影响，这一时期钱学森思想的天平开始向左倾斜是自然的。

3．冯·卡门的影响

冯·卡门是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导师。他是世界顶尖空气动力学专家，航天科技的开拓者。他对钱学森的影响不仅是谦虚和热情，对事业一丝不苟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还有他领导的“既有利创新意识，又很活泼轻松的气氛”的研讨班，以及他对理与工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应用。卡门教会钱学森既善于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工程技术，又善于从工程技术中提炼理论，此乃活生生的辩证法，即钱学森后来讲的“有来有往才是辩证法”。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卡门在领导他的研究团队中相当有效地实行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这给钱学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直到晚年仍然赞不绝口。

4．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的影响

如果说冯·卡门是钱学森在科技方面“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则是他在政治、哲学和文化上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钱学森对这三个人的敬仰完全发自内心，而且这种感情一直没有淡化。开创中国航天科技的大任使钱学森与聂荣臻元帅接触频繁，得以就近从这位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身上学习中国革命所创造的特殊经验，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具有超常的智慧、人品、风度，他的人格魅力令无数同代人倾倒，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对钱学森学术思想和人生志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在其科学探索进入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个“新领域”之后，当思路出现迷茫时，每每要求教于毛泽东，而且都有所收获。钱学森如此敬重毛泽东，或许与他同毛泽东在思想性格上有诸多共同点或相近处有一定的关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热爱工作，不图个人享受，不爱钱；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有时不惜为原则开罪亲友、同志；高度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定胜天；既有学者的理性，又有艺术家的激情，时不时呈现出所谓“性情中人”的特点。纵观钱学森的一生，他和毛泽东都属于乐观派，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5．晚年钱学森的自由探索

钱学森一生最后的30年是自由探索的30年，可以分前后两个时期，以1989年为分界线。前期的钱学森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哲学家。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政治领袖和专职哲学家的事。钱学森也难免受此影响，故有不敢“进殿堂”之虑。但从1989年起，钱学森决心迈进这个殿堂，明确表示要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由政治领袖独挑大梁的时代过去了，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需要出现大批科学家兼哲学家的人才。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钱学森决心进入哲学领域，基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把握来发展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这对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大幸事。

晚年钱学森一再谈到第二次文艺复兴。我们知道，第一次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从科学文化方面来看，在古代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所提供的思想文化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欧几里得的公理论（形式化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而完整，构成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性“基因组”。相比之下，缺乏这“三大件”正是辉煌的中国农业文明没有独立地产生出近现代科学的深层原因之一。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这种科学所支撑的工业—机械文明已暴露出巨大的弊病：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独享（不公平性），而且短命（不可持续性）。这就历史地需要来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创建新科学、新文化。作为科学技术专家，钱学森主要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感悟和思考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他曾对自己的思想演变做过这样的陈述：“我近年来受中医的启示，感到昌盛的西方科学技术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是西方科学技术公开的指导思想是机械唯物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只是西方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常常不自觉地引入点辩证思维。”对于还原论的弊病，作为科学家的他领悟得更多更深，提出的批判也更全更深，集中反映在他关于系统科学的著述中。基于这样的判断，钱学森得出结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应该纠正这一缺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统一扬弃为新的文化。这是我说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段话包含了钱学森“第二次文艺复兴论”的纲领性见解。

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在中国，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一波起源于康梁变法，中经辛亥革命，两者都局限于制度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到达主峰，这一波的主将是鲁迅。第二波的主将是毛泽东，主峰是以他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第三波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大约还要跨越21世纪头30年，主将则是钱学森。中国文艺复兴第三波兴起之时，世界科学整体上作为系统已进入新的转型演化期，即还原论科学的主导地位被复杂性科学取代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钱学森是最早把握这一历史趋势的中国科学家。其实，还在美国时期的他已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科学家向系统科学家转变，迈开走出还原论的步伐。领导中国航天科技的实践最终使他全面深入地掌握了系统思维。此后的钱学森首先是系统科学家，然后才是自然科学家。系统科学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科学，系统思维是复杂性研究必需的思维方式。所以，当复杂性科学成为世界科学前沿的热点后，钱学森立即紧紧跟上，并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复杂性研究，创立了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

钱学森已经谢世，他最终被定格为一位系统科学家、非线性动力学家、复杂性科学家，一位大成智慧者，一位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人。尽管钱学森是无法“克隆”的，但其成长和发展的综合环境，其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其对于大成智慧学的探索，还有其“悠悠历史感”，对于我们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杰出创新人才的支持和使用，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