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时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以及车、船税。由于他们经常隐匿或者虚报，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又发布“告缗令”，鼓励人们告发那些逃避算缗的富商，给予告发者应征缗钱之半。
在杨可的主持下.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各地。告缗运动使缗钱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是课税的范围由以前的以现钱和车船为主扩大到包括田宅、畜产、奴婢在内的一切财产，将全部财产均按一定价格折合成现钱以充作纳税的基数；二是课税对象由初时“只为商贾居货者设”，扩大到“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隐度矣，不但商贾末作也”。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告缗运动使“中家以上大抵皆通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却打击了大商人，同时也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告缗制度延续了将近十年，直到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这里涉及了“税赋归宿”的概念。它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的是，它是相应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工薪阶层对于它是非常熟悉的，其纳税人自然是有一定工薪收入的个人，而它的税收负担者不也正是这个人吗？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
但是，有些情况下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以商场里的衣服为例。按照我国的税法规定，商家是要缴纳增值税的，此时商家是法定的纳税人。然而，此刻实际税收的负担者却往往都是消费者——他们所承担的数额就包括在衣服的价格里，只不过在消费者的小票当中没有标明而已。在经济学上，这种行为称为“税负转嫁”。其实，我们打电话时交的话费，用电时交的电费等，里面都含有税，只是在给消费者的收据上未曾注明。
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只要消费，就会纳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到目前为止，我同共有22种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关税、船舶吨税等）。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税当中，有些是由个人上缴的，有些是由企业上缴的。
曾经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假如1袋0.5公斤的盐的价格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大约0.03元的城建税。而每一瓶3元的啤酒中就包含了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有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的话，8元一包的烟中，大约4.7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如果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你花费了多少，其中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你使用一次性木筷，还会包括一些消费税在里面。你去理发店理发，同样，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总之，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只要确定了购买行为，就免不了要交税。因此，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纳税人。但是，正如刚才提到的，税收负担者和纳税人并不是一致的，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有很多种方式，包括前转、后转、旁转、消转、混转、税收资本化等。在此我们仅对其中几种举例简要说明。
（1）前转。纳税人沿商品流转的方向，以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称为前转。比如前面所举的衣服的例子，商家将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
（2）后转。与前转相反，纳税人逆着商品流转的方向，以压低购进商品价格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提供者。比如，在对零售商的营养补品征税时，零售商便压低进货价格向厂家购买，从而将税负后转给厂家。
（3）混转。又叫散转，即纳税人将自己的税负分散转嫁给多方来负担。严格来说，它是前转和后转等转嫁方式的一种结合。比如印染厂在面对税负时，将其中一部分用提高产品价格的办法转嫁给购货商，一部分用压低原料购进价格的办法转嫁给纺纱厂等。
在初步了解了税负转嫁的方式之后，我们再回到和消费者息息相关的“税负前转”上来。这里还涉及了两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首先，作为实际的税收负担者，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纳了多少税。纳税人经常是通过消费来纳税的，但是由于缴纳的税金通常隐藏在商品之中，纳税人不但不知道自己在消费活动里纳了多少税，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纳税人都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在超市买衣服，就有不少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根本不是纳税人。如果想改变在商品税中消费者纳税被模糊的情况，就要改变税制结构，但这并非一日之功。不过，如果在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发票中能够注明哪些是价格、哪些是税负，消费者就会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消费中有多少支出是用于国家税收的，这对于培养、普及整个社会的纳税意识有一定的好处。
其次，面对自己是“税负前转”的最终承担者，可能许多人会为自己负担了商品的增值而愤愤不平，因为它的法定纳税人本来应该是那些商家，最后却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税负转嫁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正常经济现象，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经济学很早就已证明，一旦税率确定，税额在商家和顾客之间的分配也将随之确定。也就是说，对卖一件衣服而言，税率确定之后，商家承担多少税负，又转嫁给消费者多少税负，这个比例是确定的，并不会存在商家想转嫁多少税负就转嫁多少税负的情况。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问题了。
经济学认为，某种商品税额的分配是由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共同确定的。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弹性为零，那么销售税将全部由供方负担。如果需求弹性为零，那么销售税将全部由需方负担。简单来说，就是谁的弹性小，谁负担的税额份额就大，谁的弹性大，谁承担的税额就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供应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商品的税多易转嫁，供应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税负不易转嫁。这个规律说明，商家不能一味考虑将销售税转嫁给消费者。甚至，当税负转嫁与纳税人（比如商家）追求的利润目标发生冲突时，纳税人还会自愿放弃税负转嫁。原因很简单，转嫁税负势必提高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其销量，而权衡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上面所说的供应弹性。以租房为例。假设租房的供给弹性几乎为0，这时对房东征税，那么房东很难将这税负转嫁到租客身上。原因在于，如果那样的话，租客将考虑寻找更便宜的住房或与人合租，这样一来，房东的利润必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房东）必须在税负转嫁与销量减少之间权衡，而最终结果往往是放弃税负转嫁，即不涨房价，自己承担这份税负。
只要存在消费就会发生纳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而税收就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同时，国家也会合理利用这些税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事业，改善人民的生活，加强国防和公共安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提供强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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