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的管理思想

第四节　汉文帝的管理思想

西汉初年的统治阶层从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认为绝不能忽视这个力量。为了维系统治,就要顺民心、安民心,必要时要对民众让步。汉文帝推行黄老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管理思想,循守成法,约法省禁;躬修节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发展农业生产;还采纳了贾谊削弱诸侯王权力的建议;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如匈奴、南越,采取以和为贵的政策,尽量保持边境的安宁。景帝不仅继承了其父文帝的事业,还延续了其父的管理思想以及多方面的管理措施,很少变更。

文帝继续推行黄老道家学说,继续将其视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因为该种思想很大程度地适应了当时统治阶层休养生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文帝、景帝时期特定的社会条件也决定了有必要继续推行这种思想:西汉初期,人心思安思定,渴望天下太平;统治阶层总结和反思秦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避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儒家也经受秦王朝“焚书坑儒”,元气尚未恢复;同时黄老道家思想发展至汉初已经相当成熟,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因此,西汉前期的统治阶层大都崇尚黄老道家思想,推行清静无为之治,文帝、景帝就是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实践者。

一、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文帝采用黄老道家因循之术,继承了西汉初年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贾谊在上给文帝的《至言》说得较为具体:“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赈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92]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农业。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上书强调发展农业、增加储蓄。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食货志》)。^[93]据《文帝纪》,汉文帝多次下诏,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二年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94]并下诏告诫各级官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文帝纪》),^[95]“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食货志》)。^[96]

二是躬行节俭。《孝文本纪》评价文帝:“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97]贾山《至言》亦云:“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汉文帝躬行节俭,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尚朴的思想,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目的为使百姓安宁,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是因势利导,即顺民趋利之心以导民,把社会劳动力引导到农业上来。其中贵粟政策就是因势导民的重要措施。晁错向文帝提出贵粟政策,针对“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情况,指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食货志》)^[98]贵粟政策的实行,使商人为了用爵位来改变其低下的地位,甘愿出钱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而农民也以比较满意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商人,从而“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汉景帝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食货志》记载:“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99]景帝节俭爱民,继续奉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思想和轻徭薄赋,还大力兴建水利工程,以促进农业生产。

二、因循之术,阳予阴夺

文帝即位以后,如何处理与功臣和诸王的关系,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元老功臣们是西汉统治的支柱,但其势力的发展也影响到皇权巩固。对此,文帝仍然采用黄老思想谨慎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采用黄老因循之术对整个中央机构不做重大调整,保持政局稳定。文帝对汉初功臣仍加以重用。据《儒林传》云:“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100]文帝时期担任丞相的依次是周勃、陈平、灌婴、张苍、申屠嘉这些功臣集团的主要人物,文帝重用他们,这些人也为治国、戍边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采用循名责实的办法督察国家官僚机构。循名责实之术是黄老刑名术之一,黄老道家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子》),^[101]君主“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黄帝内经》)。文帝采用因循之术对国家中央机构不做重大调整,但并不对公卿大臣放任自流,而是采用“问”和“察”等方式,循名责实。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文帝幸临上林苑,用“问”的方式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检查上林苑尉是否称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文帝犒劳周亚夫军营时,就用“察”的方式考察周亚夫治军情况,文帝视察后甚为满意,对周亚夫大加赞赏:“嗟乎,此真将军矣!”^[102]

三是文帝采用“阳予阴夺”之术削弱势力强大的功臣集团。文帝即位后对有拥立之功的大臣们进行奖赏。《孝文本纪》记载文帝“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天下“皆洽欢”。^[103]同时“阴夺”功臣权力。如文帝即位“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104]不久又任命其舅薄昭为车骑将军,其目的就是以代臣掌握军权分割功臣权力。他还打击功臣周勃,警告其弑君废立的行为;采纳贾谊的建议下诏令列侯之国,将他们置于地方官员的监督之下。

处理与诸王的关系,文帝亦采用了黄老道家的方法。文帝时,刘姓诸王多为高祖时所封,他们与文帝关系亲近,而且在拥立文帝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文帝即位后,诸王势力进一步发展,对中央权力已经构成威胁,当时“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表》)。^[105]“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贾谊传》)^[106]特别是齐王和淮南王,当初他们也是皇位的候选人,已经直接威逼到文帝的权力,以藩王即位的文帝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他们,文帝的总方针是采用因循之术,遵循高祖的政策,援引诸王夹辅王室,求得政局的稳定。同时对威胁皇权的诸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以亲制疏,“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贾谊传》)。^[107]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贾谊传》)。^[108]此举是文帝基于道家清虚无为的原则对贾谊的建议进行改造,在管理实践中将贾谊的“以亲制疏”之策还原为“以静制动”之术,将贾谊的“众建之策”还原为“顺而消之”之术。

文帝还运用黄老之术打击淮南王刘长。当时高祖诸子只剩下文帝与淮南王。文帝认为淮南王对他威胁最大,即使他没有僭越之心,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文帝利用淮南王的弱点,采用“阳予阴夺”之术。淮南王自幼失母,疏于管教,他刚直而勇,不好学问大道。汉文帝利用他的这些弱点使其“骄蹇”,让他一步步走上谋逆之路。文帝即位之初,“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淮南王传》)。^[109]文帝三年淮南王入朝,“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使他变得“甚横”(《淮南王传》)。^[110]他杀辟阳侯,“于天子之国横行不辜而无谴”,文帝非但未治其罪,反而“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111]淮南王归国后更加骄横,他逆拒不受皇太后之馈赐,文帝也让国舅薄昭致书劝悔,但他不知悔改,“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淮南王传》)。^[112]接着,“(淮南王)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淮南王传》),^[113]终于反叛。所以,淮南王因谋反罪绝食而亡,淮南国也在这事之后一分为三。文帝表面上甚为关爱淮南王,实际上实现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目的。

三、民族管理

文帝运用道家思想,在民族管理方面化解矛盾,争取民族团结。他即位时,汉与南越、匈奴的关系紧张起来。《道德经》三十章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道德经》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114]文帝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人主张对南越等用兵,但文帝认为:“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律书》)^[11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南越和匈奴不是以戈止武,而是谋求和平,“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南越列传》)。^[116]还先后派陆贾、庄助等出使南越,尽量避免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维持边境安宁。文帝对匈奴也力求避免用战争的方式,而是用和平方式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乃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117]即使必须用武力,但冲突过后,也尽量争取保持较长时间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