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管理思想概述

第一节　西汉中期管理思想概述

西汉中期,儒家管理思想被定为官方指导思想,同时,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方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董仲舒和武帝为代表。本节先分析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然后介绍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最后论述本时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刘启逝世,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武帝。景帝继承了文帝的奉行黄老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管理思想,与文帝一起开创了文景盛世。景帝时期,仓廪丰实,黎民淳厚,经济、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良好状况都达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高峰。另外,正因为文、景时期朝廷实行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诸侯放任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已经形成;加之匈奴寇边,边境不稳,整个社会在升平的外表下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1]整个社会急需有为之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防止祸患的发生,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国家仓实财饶之时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民富兵强基础上迎来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但景帝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文景之治”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无为之治”,就是在整个国家民力凋敝之时让民众自创财富,谋求自我发展。“文景之治”的出现不仅是文、景君臣管理得当,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宽松的管理政策。如何在国家物质富庶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创辉煌,文、景君臣没有做到,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到汉武帝刘彻的身上。武帝即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一种全新气象,也带来了儒学复兴的希望。“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诞生了。

刘彻即位时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天子,他雄心勃勃、精力旺盛,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政策方针。他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40年)就改年号为“建元”,这年的新年伊始,他就下诏:“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武帝纪》)^[2]这次应举者有百余人,其中庄助、公孙弘、辕固生等人皆被任用,而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以及持苏秦、张仪纵横家之说者,概不录取。董仲舒并没有参加这次策对,因为当时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仍健在,她好尚黄老道家而讨厌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后尊她为太皇太后,朝廷大事都得必须奏请她首肯。此时推行儒学自然不是时候。

实际上刚一开始儒学就遭到窦太后的打击。建元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此二人倾向儒学,他们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儒家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后来赵绾竟建议武帝不再奏事窦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窦太后大怒,武帝迫令二人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到压抑。直到窦太后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逝世后,才迎来了儒学复苏的契机。董仲舒在此时应运而出,向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窦太后逝世后,田蚡复出为丞相,儒学发展的障碍消除了。《史记》云:“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3]儒学真正兴盛在窦太后逝世后,而为儒学兴盛做好理论和舆论准备的则是公元前136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亦称《举贤良对策》)。如果说窦太后的逝世是汉代学术思潮、管理思想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天人三策》就是汉代儒学兴盛的开始。

儒学的自身调整也使其能适应最高管理阶层的需要,适应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要。这种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迎合。武帝时期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春秋公羊学派,该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应武帝的政治需要:《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为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适应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武帝任意诛杀大臣的需要;“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阶层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4]另一方面是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基本上仅停留在理论形态和理想图景层面,在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管理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探寻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图景向实践过渡。^[5]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举贤良对策》之中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形成了一系列灾异祥瑞之说;以及培养出一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跻身政坛的儒家学者。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加强皇权等思想,在实际管理中又兼采法家思想,开创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其后的昭帝、宣帝在管理思想方面主要承袭了武帝的王霸杂用,加强皇权;励精图治,信用贤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在对外关系上兵礼交用,武力打败匈奴之后,又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因此,国家延续了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二、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董仲舒、武帝、司马迁、桓宽等。

(一)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汉广川郡(今河北衡水市)人,西汉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一生经历了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西汉前期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较为宽松,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许多因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于世间再现,一些退避隐居的儒生逐渐走出了山林。在这个人民安居乐业、学术气氛宽松的太平之世,通经饱学之士再聚生徒,振兴儒学之势已经形成,各种儒学思潮相互争鸣。董仲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仕途。他的家乡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西界三晋,北靠燕代。自古齐鲁多儒生,三晋产法家,燕代出方士,自幼成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助益他后来形成多重内涵的思想体系。与西汉初年的传习五经的硕儒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刘歆等专家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无愧于通才鸿儒之称。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西周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管理、历史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答。他推论出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儒学也在武帝时成为官方指导思想,并被历代诸朝所延续。其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官,居家著述。朝廷每有大议,派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咨询,仍很受武帝尊重。他去世后,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墓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30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也遵循这一做法,“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二)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字通,汉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民族英雄。武帝是景帝的第10个儿子,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公元前141～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

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状况良好,但各诸侯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不小。因此,他继续推行景帝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监察制度和中央集权;还变古创制,进行了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改革兵制;数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联系西域乃至中亚等地的通道。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资产税,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冶铁、煮盐、酿酒等由民间经营收编中央管理;禁止郡国铸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统一货币;设置均输、平准之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铺平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道路,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选拔人才方面,武帝确立了察举制度,这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在位期间西汉人才最盛。《汉书》称赞:“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公孙弘传赞》)^[6]武帝时之所以广得异才,群贤毕集,与武帝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结果。他经常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荐贤才奇士,诏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董仲舒传》云:“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之。”^[7]由董仲舒的建议影响武帝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士人群集,从而迎来了汉帝国的兴盛。他还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三)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有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识,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又称《太史公书》),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间,共三千余年的历史,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10岁时就随其父司马谈到长安拜学名师。司马谈本有撰写一部规模空前史著的夙愿,但他做太史令之后,随着年事渐高,已无力完成,就把希望寄托在司马迁身上。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漫游全国,为写《史记》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了各色群众的生活,使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更加深入。他还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山河,陶冶性情,也提高了他文学的表现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死在洛阳。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在38岁时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后,就动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辩护触怒武帝,下狱遭受腐刑,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他本想一死,但想到多年搜集资料,要完成写《史记》的夙愿,因此忍辱负重。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继续专心致志于《史记》的撰写。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四)桓宽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汉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治《公羊传》。宣帝时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60篇。该书记述了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贤良、文学与大夫、御史之间关于王霸思想及其实践问题的一次激烈争论,内容涵盖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诸多方面内容。其中关于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反映了儒、法两种不同经济管理思想的对立。

三、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西汉中期一改之前以黄老道家为指导的管理思想,而是利用儒家思想统一其他诸家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为基础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儒术独尊

文帝和景帝时期主要是采用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管理国家。武帝即位后的一段时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这一思想。但在崇尚黄老的窦太后逝世后,儒学才获得了振兴和发展的契机。武帝深知,加强皇权的首要前提是统一思想。为了探寻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理论和方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举贤良对策》(或《天人三策》)。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8]这一建议正中武帝下怀,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取代黄老道家之学成为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统治阶层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指导,制定了一套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作法典;太学设五经博士,并不断从太学中选拔优秀博士弟子加入国家管理集团,其中公孙弘以治《春秋》位至丞相,并被封侯,开先为相后封侯之先例。由是天下学士竞相效仿,尊儒就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但是,董仲舒倡扬的儒学已不是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董仲舒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对原始儒学加以改造,重新建构的“新儒学”,是儒学体系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董仲舒否定了法家严刑峻法、以吏为师、忽视文教德治的局限性,吸收了其集权专制和注重刑罚的思想;同时否定了黄老的消极无为、忽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吸收了其自然观、阴阳刑德的思想,他更全面地汲取诸家智慧和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使儒学成为西汉王朝在全国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之后,彻底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新儒学思想体系适合了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受到其后历代帝王的高度关注。

(二)加强中央集权

西汉诸侯势力发展到武帝时期,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促进全国统一的思想,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9]不仅儒学的发展与普及需要权力支持,《说苑·指武》就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西汉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及其巩固也需要儒家思想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思想诠释了其思想学说的神圣性、普遍性和实践性,使儒学能够更有效地为管理国家服务,从而获取最高统治阶层对儒学发展的支持。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武帝政治统治大一统的局面,其初衷并非针对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他通过思想的一统来实现政治的一统。因此,他的建议适应了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并与武帝的思想一拍即合,成为西汉中期国家管理中的指导思想。武帝以董仲舒制定的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等大一统的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也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