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前期管理思想概述

第一节　东汉前期管理思想概述

东汉前期沿用了西汉初年的许多管理方针与政策,并在某些方面做了适当调整和改革,使之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本节先阐述东汉前期管理思想的形成,然后介绍此时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之后论析此时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东汉前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称帝,建立东汉。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重新统一全国。刘秀管理天下,有宽厚柔仁的一面,也有严切的一面。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的残暴统治和数十年间的战争,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西汉后期的全国垦田面积曾一度达到827万余顷,而到王莽末年,冯衍《计说鲍永》叙写了当时荒芜的社会状况:“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冯衍传》)^[1]王莽新政结束后,又经10余年间的兼并战争,社会更加凋敝,“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光武帝纪》),^[2]整个社会荆棘丛生。与此同时,全国户口也由于弊政、战争、灾荒等因素锐减。西汉末年全国曾达到5900多万的人口,经王莽的暴政,“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隗嚣传》),^[3]“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食货志》)。^[4]东汉初年,几经战乱,人口更加减少。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因此,东汉前期要使政权巩固,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刘秀必须采取得当的管理政策措施。在全国统一过程中,刘秀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务在养民、扶助贫弱的宽厚柔仁之政。

另外,如果对豪强地主等兼并势力一味宽厚放任,不加限制,仍然不可能实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目的。东汉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因为形势需要曾先后分封了大批功臣。他们原本多为豪强地主,此时通过分封进一步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这虽然使他们成了巩固和扩大东汉政权的阶级基础,却增加了大批的官僚贵族和特权阶层。一旦机会适宜,他们会迅速暴露出其兼并性和割据性。鉴于西汉末年权臣当政、皇权衰落、土地兼并严重的深刻教训,如果不抑制豪强地主和官僚贵族等特权阶层,国家政权就不稳固。因此,在全国统一后,刘秀政治上逐渐“以严猛为政”:一是在“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同时新提拔大批文职官员,削弱三公权力,并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二是对地方官员也严加督察;三是打击宗室诸王;四是对执掌军政大权而乱法纪的人严加打击。明帝刘庄即位后,进一步采取“严切”的措施限制公卿百官的权力,抑制打击功臣元勋等各种势力。在章帝刘炟即位后,虽然严切之政受到激烈抨击,章帝也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但“严切”的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

二、东汉前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东汉前期,明帝、章帝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光武帝的管理思想,而生活于此时期的著名史学家班固亦在其《汉书》中陈述了他对管理的认识和主张。因此,本时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光武帝和班固。

(一)光武帝

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豪富。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长兄刘起兵反对王莽政权。同年加入绿林起义军。翌年二月,起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更始帝,建立起更始政权。三月,刘玄命刘秀、王凤、王常出征,攻下昆阳、定陵、郾三县;王莽慌忙派王邑、王寻率领42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昆阳被王莽军围困,形势危急。刘秀说服诸将固守昆阳,留农民军将领王凤、王常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带13骑突围至郾、定陵,调集援兵。他亲率3000援军直冲王莽军中坚,杀死王寻;城内守军也出城夹击,王莽军大败。昆阳一战,歼灭了王莽主力。但在这时,更始政权内部发生分裂,更始帝杀了刘。刘秀听从冯异计谋,摆脱更始帝监控,被获准去河北略地。他先消灭了河北的割据势力王郎,接着他打着更始旗号,采用军事进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手段,镇压、收编了河北铜马等几十万起义军,控制了河北地区。建武元年(公元25年)6月,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建立东汉。但当时国内还存在王莽势力的残余以及绿林、赤眉义军的其他力量。刘秀采取集中力量,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略,先后剪除、吞并了王莽残余和义军力量,于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

在政治管理方面,刘秀鉴于西汉权臣当政和外戚篡权的教训,极力加强皇权,把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在经济管理方面,他着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针对人口减少而县级行政机构繁多的现状,他合并了400余县,削减了许多官吏,从而节省了行政支出;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奴婢,缓和阶级矛盾;在田赋方面,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为增加政府的收入,刘秀还下令度田,把公田借给农民耕种,提倡垦荒,发展屯田,安置流民,赈济贫民。在思想上提倡经学,表彰名节。上述措施,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东汉王朝兴盛,史称“光武中兴”。

(二)班固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早慧,9岁能诵读诗赋。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其学无常师,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建武三十年丁父忧,自太学返回乡里。在其父著名史学家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小部分未竟内容由其妹班昭续完。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担任守卫玄武门的下级官吏玄武司马。章帝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第二年,章帝为了广泛动员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白虎观召集当时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的身份兼任这次会议的记录,奉命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任中护军,参与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班固撰写了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与《史记》一起成为后世正史的典范。《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开创了政区地理志体例,记录了大量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三、东汉前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首先,刘秀统一全国后兢兢业业,勤于国家各种政务管理。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东汉政权,他奉行西汉初年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主张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以柔治国。他曾云:“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纪》)^[5]因匈奴内乱,建武十九年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要求出兵平乱,刘秀下诏云:“《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臧宫传》)^[6]可见,刘秀已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都将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他管理全国的30多年中,也基本上是以黄老思想作为制定国策的指导。

其次,实行抑强扶弱的政策措施。由于西汉末年王莽弊政和农民起义战争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摧残,民生艰危。因此,刘秀要巩固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就必须采取有利于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就必须扶助广大下层民众,即“扶弱”。另外,在东汉政权建立过程中,刘秀先后分封了大批功臣,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大官僚地主贵族等特权阶层。鉴于西汉末年皇权衰微、权臣当道、土地并兼、豪右盛行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刻教训,必须对他们加以限制,即“抑强”。

在抑强方面,刘秀对功臣贵族采取了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优厚待遇,而政治上加以防范、限制的办法,使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自动放弃政治上的特权。即使可以参议国家大事的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也深知刘秀“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并剽甲兵,敦儒学”(《贾复传》),^[7]避荣宠远名势。刘秀还设置御史、司隶校尉和十二部州刺史,对中央和地方官吏严加督责。《申屠刚传》云:“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8]建武时任大司徒的伏湛、韩散、欧阳款等人,皆因事罢官或下狱。刘秀为抑制三公的权力,扩大尚书台职权,任用资历浅的中下级官吏,“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仲长统传》)。^[9]明帝即位后,对待官吏更加严切。《钟离传》云:“帝(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10]另外,光武帝、明帝对宗室诸王以及外戚皆严加控制。刘秀严禁王子、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明帝屡兴大狱,如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济南王刘康等,皆因不法“徙者数万”;还规定外戚不得封侯,使得贵戚莫敢犯法。光武帝、明帝还抑制和打击郡国大姓、地主豪强、富商大贾及其他潜在的、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各种势力。在这方面,如采取限制商人购置土地;或直接颁布诏令,抑制豪强的不法行为;或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等方法。

在抑强的同时,光武帝、明帝、章帝进一步推行扶弱政策,因为扶弱和抑强密切关联。他们都十分重视扶植贫弱,休养生息,务在养民。由于东汉前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社会经济相当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所以要迅速恢复社会生产力,巩固国家政权,扶弱在一定程度上比抑强更加迫切。他们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扶弱政策,释放囚徒和奴婢,革除王莽弊政;把公田分给贫民,轻徭薄赋;采取赐爵、赈贷等办法安置流民等,下文将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