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管理思想概述

第一节　东汉中期管理思想概述

东汉中期是东汉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与东汉前期有着明显的差异。东汉前期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的管理思想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性和实践性。到了东汉中期,主要是一些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如王符、崔寔等人,对现实社会的管理思想进行检讨,而提出一些针砭时弊的思想方法,缺少了东汉前期的实践性。本节先论述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然后介绍这一时期管理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最后阐述本时期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

从和帝开始,东汉政权不再稳定,朝廷内部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封建统治趋于黑暗腐朽。东汉初期,皇族多与豪族联姻,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不允许后妃外戚干政。但是,光武帝、明帝、章帝尚能控制后族,而东汉中期,和帝9岁即位,之后即位的皇帝也多为幼童;皇帝年幼,于是年轻的太后临朝。这些临朝的太后们,年龄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丈夫,精神空虚颓废,于是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管理上来。然而,她们缺乏管理经验和相关的政策措施,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机器,不得不重用她的后族父兄来协助管理朝政,这样就形成了外戚当政的局面。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外戚当政,政治非常黑暗,更无可以称道的治国指导思想可言。他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广收贿赂,打击异己,各种管理异常混乱;他们贪得无厌,派人到各地搜刮财物,不实行任何发展经济和管理经济的措施。

但是,到了皇帝成年,为了从外戚手里夺回政权,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宦官。《后汉书·宦者列传》云:“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1]而由于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习惯、性情,是皇帝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不甘忍受外戚的作威作福,要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最高权力时,必然与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成为皇帝的天然盟友。于是,皇帝依仗自己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夺回了权力。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这样就形成宦官当政的局面。宦官当权,其黑暗腐朽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有少部分原来就是豪族,但更多是暴发户,专权后根本不讲究和实施任何治国理政的措施,而是急不可待地残酷掠夺社会财富。他们还把父兄弟侄安插在各地做官,这些人仰仗着当权宦官的权势,在地方上掠夺甚于虎狼。随着皇帝的去世,因为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于是又由新的外戚当政。这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使国家管理异常混乱,是东汉中期和后期的一个特点。

面对这种混乱的管理局面,一些思想家、政论家对现实进行反思和省察,提出一些救治当时混乱局面的管理主张。

二、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符和崔寔。

(一)王符

王符(公元约85～约163年),字节信,东汉政论家、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王符一生隐居著书,对世道政治、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对政治、经济、管理都有较为深刻的见解。《后汉书·王符传》记载:“(王符)少好学,有志操……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2]王符终生不仕,其《潜夫论》,今存本36篇。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选贤用能、边疆管理等内外管理策略,还兼及时政弊端和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3]

(二)崔寔

崔寔(公元约103～约170年)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东汉中期政论家,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祖父崔骃为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父亲崔瑗为书法家。崔寔从青年时代就博览群书。成年后,在桓帝时曾两次被朝廷召拜为议郎。曾与边韶、延笃及等人在东观(皇家图书馆)著作。他还两次出任为外官,先是为五原(在今内蒙古河套北部)太守,在任期间着力解决民生疾苦;整顿边防,以保证边境安宁。由于他在五原政绩卓著,三四年后又被推举为带有边防重任的辽东太守,但赴任途中母亲病故,“上疏求归葬行丧”(《崔寔传》),^[4]获准。后来升为尚书,由于党祸不到一年便被免归。崔寔为官清廉,病卒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崔寔传》)。^[5]后由一些好友为其备办棺木葬具。崔寔是继崔骃之后崔氏在文林中最享盛名的一个,他一生“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各类著作凡15篇,其中《政论》为代表作;另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名著《四民月令》,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上述两部著作中。

三、东汉中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王符和崔寔在管理思想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兼容儒法;二是重农不抑商。

首先,兼容儒法。王符《潜夫论》虽然反映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但主流还是儒家思想,兼杂有法家和道家思想。王符未能摆脱西汉思想的影响,《潜夫论》主张兼用儒家和法家,《德化》云:“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6]《叙录》云:“兼秉威德,赏有建侯,罚有刑渥。”^[7]认为管理要兼用儒家和法家思想,这显然与汉初儒生持论相通。但到了东汉中期,儒家名教的德化之治已经显得不切实际,宫帷祸迭,吏治败乱,民不聊生。《爱日》云:“奸臣肆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8]《三式》云:“细民冤结,无所控告。”^[9]随着时代变换,王符认为管理要“各随时宜”,认为“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者之言也”(《衰制》)。^[10]因此,他认为管理要兼容儒家和法家思想,儒法德刑可以互补为用。

崔寔亦主张管理要德法兼用。《政论》亦云:“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11]“德”和“刑”都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要兼采德刑。

其次,重农不抑商。《潜夫论》主张“重本抑末”,但这里的“末”,不是指工商业,而有其特定的内涵。《潜夫论》思路与《盐铁论》也不一样,《盐铁论》中本(农业)就是本,末(工商业)就是末,二者是一对一的关系,反映了时人对西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时至东汉中期,经济渐趋衰败和复杂化。针对这个现实,王符认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12]这样就把西汉一对一变为三对三,扩大了支持范围,缩小了打击范围。这一思想,是极富独创性的真知灼见。

崔寔有浓厚的重农思想。《政论》云:“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13]但他重农不抑商,其《四民月令》安排士、农、工、商“四民”的生活,就是以农业、小手工业收入为主,商业收入为辅来维持的。他做五原太守时,就组织技师把中原的纺织技术教给了边郡五原的人民,使他们免除了寒冻之苦,亦可见他重视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