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经济恢复较快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下行，新兴经济体虽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水平的增幅，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增长点。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显现出一些困境与挑战，未来如何发展，能否实现持续的增长，既要看国际经济环境，也要看新兴经济体能否较好地实现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形成既有内生动能，又能广泛合作的经济发展方式。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成长并不会一帆风顺。

1.群体性崛起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来看，总是伴随着一些国家的崛起，以及一些国家的衰退与萧条。从早期的英美、德日到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80年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呈现过强劲的增长势头。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数量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快速赶超西方发达经济体，其崛起速度实属罕见。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增长势头。相关数据显示，2001—2008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速达到6%左右，高于世界经济总体增幅约2个百分点。其中，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龙头。2010年，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52%，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如下表所示）。

美林证券的研究表明，2009年，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消费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约1个百分点，而美国仅为0.2个百分点。全球新兴经济体货币财政当局掌握的资金近5万亿美元，其中3万亿美元在“金砖四国”，全球新兴经济体占世界财富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3.7%增至2010年的43.4%。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拉动效应显著，数据显示，2006—2008年，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由0.4%上升到0.5%，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上升到2.5%。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表示，德国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行业的强劲反弹，而其全部出口商品中将近一半销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德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间接推动波兰、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

与早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有所不同，新世纪以来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群体性，金砖国家、新钻11国、展望国家、灵猫国家、迷雾国家等虽然具有一定的概念炒作色彩，但这些国家已表现出合作和集群崛起态势。

二是广泛性，新兴经济体分布于亚洲、非洲、拉美、欧洲各大洲，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或者与群体成员关系密切、影响力较大的国家。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指标

注：2012年为初步估值，2013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IMF官网统计。

三是快速赶超性，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比世界平均增长率高出约1倍，比发达经济体增长率高出2倍以上，仅用1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由世界第十一位跃居世界第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赶超。

四是潜力大，新兴经济体普遍具有人口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等特征，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储备，蕴含着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力。

五是影响大，金砖五国拥有全球26%的疆域、42%的人口、16%的经济产出、13%的国际贸易额和50%的外汇储备存量，超过以往数百年间几乎所有赶超与崛起国家的总和，其对世界资源、环境、市场、管理等的影响之大非同一般。

六是话语权增强。新兴经济体多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G20这个全球经济治理新平台上，打破了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世界经济话语权的格局，G20会议中做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的决定，被认为是认同了新兴经济体的关切。2010年4月，世界银行对其投票权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新兴经济体共同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新兴经济体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快速的崛起和高速的增长？首先，良好的世界经济环境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全球商品、资本、技术、资源获得了充分的流动，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助推了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在新兴国家的广泛投资经营，推动了资源全球配置和产业全球转移，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成熟、经济发展加速和产业升级。

其次，新兴经济体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都进行了经济发展路线改革。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通过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等，从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巴西则发动了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将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出售，调整了经济结构，促进了竞争和经济发展。同时，一些国家积极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贸易自由化，大力引进外资，获得了巨大的对外开放红利，一项对全球跨国公司的调查表明，2010—2012年，全球最具吸引力的19个投资地区中，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十九位；

最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劳动人口，劳动力成本较低，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如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基础雄厚，巴西资源丰富，早就进入了工业化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印度和南非都进入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大，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拉动力。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新兴经济体大力引进先进技术，鼓励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提高了科技创新水平，而基于创新基础上的经济转型升级、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又提高了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周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国家发展的理论来看，一国经济发展总要经历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稳定发展阶段、逐渐成熟阶段等，在不同的阶段，发展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在起飞阶段是发展最快的，进入成熟阶段后，则发展会相对缓慢。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恰是进入了起飞阶段，因此，与当初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一样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规模的扩张和数量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新兴经济体需要形成质量和效益型、集约化的增长，才能使经济发展更为稳定，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国富民强，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2.困境与制约

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成长的烦恼”。一方面，要让发达国家享受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要承受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控制。新兴经济体普遍遇到的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规模扩大，导致贸易摩擦增多；二是经济快速增长导致资源能源消耗加大。最大的烦恼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股市经历急剧上涨到快速下跌；二是货币持续被动升值；三是通货膨胀难以控制。最为可悲的，是一些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从新兴经济体获得资本红利后，即采取做空的方式，使刚刚成长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受到重创，越南危机就是向新兴经济体敲响的一记警钟。

2005年，在高盛多次发布报告，称越南是仅次于“金砖四国”的第五个新兴经济体，越南迅速成为国际投资机构的新宠，越南国内也发出了“超过印度，赶上中国”的声音。2006年，越南股市跻身全球最火爆市场行列，主要股指涨幅达145%，2007年头两个月又上涨51%，推动越南股市总市值从2006年年初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15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涌入直接提高了越南的资产价格，并且形成泡沫。在外资的推动下，越南指数从120点大涨至1200多点；胡志明市的房屋价格从每平方米200多美元上涨到600多美元。

2000—2007年，越南经济年均增速达到了7.5%，2008年夏，高盛突然发布报告称，越南可能会加快其货币越南盾的跌势，因为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越南盾已“过度高估”，当时，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28.3%。在高盛的唱空声中，大量的国际资本外逃。越南股市开始持续下跌，股指从1000点一路跌到395.66点，跌幅接近60%。同时，胡志明市等地高企的房价也大幅下跌了近60%。

除了越南外，“股市动荡、货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发”的魔咒使其他许多新兴经济体都相继陷入了困境。2004年7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以不当手段引诱投资者购买中国石油的股票起诉高盛，后高盛被罚1000万美元。2007年10月，中国股市突破了6000点大关，两年多的时间增长了5倍。之后则一路下跌到2008年11月的1800多点，跌幅达到67%。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俄罗斯股市下跌69.6%，印度下跌了50.3%，巴西下跌55%，土耳其下跌52%，新兴经济体平均下跌幅度约为55%。

货币被动升值也成为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困扰。2010年10月，有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在发达国家决定货币秩序的“广场协议”的25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那套手法在全球化的如今已经无法发挥效用，世界经济秩序在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下如何构筑，是令G7头疼的大问题。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借口，逼迫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成为发达国家压制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手段，而其实，正是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致使国际游资大举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升值压力。按理，新兴经济体基本为工业化中期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并积极推动出口，而货币升值则会削弱出口竞争力。

2005—2012年，中国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0%，2009— 2010年，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印尼、韩国在内的13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幅度均超过人民币，其中，2008—2011年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上涨了45%。通常，货币汇率严重低估时升值才有意义，因为这将使国家发展更具有活力，但新兴经济体显然不是这种情况。2012年10月，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曾指责美联储在引发“货币战”，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应该“停止干扰外汇市场，允许本国货币升值”，看来，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设定的货币升值目标还远未达到。

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升值进一步招致国际游资涌入新兴市场债市，押宝其货币升值，进而使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加剧。从理论上来说，一国CPI超过5%即为严重通货膨胀。2011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了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预期，如俄罗斯从7.4%调至9.3%，韩国从3.4%调至4.5%。中国的CPI指数曾一度达到6.5%的高位，印度升值达到了9.6%。为有效抑制通胀，新兴经济体也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上调基准利率、提高商业银行与央行拆借利率等。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有所下降，但CPI仍高达6%。

在2008年发达国家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全球经济结束了上升期，进入了下行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近30年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各种结构问题相继爆发，经济增长普遍下滑。IM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同比下跌幅度达25%左右，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2%，比2011年6.5%的平均增长率再次下降，更比2007年9.7%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中国从2011年的9.3%下降到7.8%，是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巴西在2011年2.7%增长率的基础上下降到1%，2011年的第六大世界经济体地位再次被英国反超；印度经济从上年6.9%的增长率下降到5.1%，比近10年来平均8%左右的增长率低很多。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4%左右的中低水平上，南非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的低水平上。

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势必加速世界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结构的变革，但同时又带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矛盾和新斗争。世界经济增长的“两极化”态势，也尚未能改变南北发展严重失衡的格局。在世界经济历史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之间在经济总量、国民富裕程度、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达国家优于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遭遇问题时，却逼迫新兴经济体减少出口，抑制其经济增长，并且转嫁危机，制造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虽然抑制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但同时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只有新兴经济体走出了经济发展困境，世界经济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再平衡和再振兴。

3.未来之路

事物的发展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外部因素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增长困境外，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首先，依靠比较优势的增长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贸易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明显减弱，中国、印度等国的资源短缺状况日渐显露，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资源型经济国也备受国际需求行情的冲击，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其次，内部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由于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发展制造业，对农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够重视，致使经济结构偏重第二产业，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农业和附加值含量高的服务业比重偏低，同时，消费对经济的劳动作用明显不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会有所隐匿，一旦经济放缓，这一现象便会日益凸显。

再次，内生动能不足。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主要靠外部力量拉动，国际市场的需求以及国际资本的推动是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主动力。因此，新兴经济体对外依赖程度较高，抗风险能力弱，内生增长动能缺乏，一旦国际经济发生波动，经济增长速度便立刻放缓。

最后，国际竞争力不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新兴经济体在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方面普遍较弱，新兴经济体的创新指数排名与发达经济体有着较大的差距。同时，新兴经济体市场经济指数、经济自由度，以及经营容易度排名等均处在世界中后位置，国际竞争优势有待培育。

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适度增长，这四大目标因其实现的难度而被经济学称为“魔鬼四角”，但这四大目标却是发达经济体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兴经济体需要努力的方向。新兴经济体能否确保经济均衡、稳健地发展，能否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除了需要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外，也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集聚内生增长动能，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兴经济体需要的改变和付出的努力还会有很多，但有三个方向是新兴经济体成长的必由之路。

其一，保持货币的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是必然趋势，美元独大的局面终将会有所改变，但在美元霸权逐渐收敛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局部的甚至较为激烈的“货币战争”。货币国际化是一国货币越过国界逐步演进为国际货币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对外经济交往的深入，许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均表现出了实现本币国际化的意愿并开始付诸行动。由于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潜规则还难以把握，需要防范风险，审慎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尤其是需要保持货币的稳定性。一国货币币值的稳定性是一国经济环境和经济可信任度的外在表现，因此，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建立和健全金融制度，加强对本币的掌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其二，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竞争优势是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显现的各种要素优势的集合，是一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培育竞争新优势，可以使新兴经济体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高对国际规则的适应力，提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需要培育的竞争新优势包括对外开放度、产业集聚度、市场化程度、信息技术水平、市场流通水平、新型商业模式等。只有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自身的发展特色，高效的市场机制，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使新兴经济体获得竞争优势，并在与发达国家的抗衡中，稳步发展，立足现实，目标长远，实现世界经济格局最终转变。

其三，加强新兴经济体间的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转变的进程中，发达国家不会坐看新兴经济体崛起，除了会采取各种遏制措施外，甚至挑起新兴经济体相互之间的竞争，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区域合作争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导权。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形成合力，以应对国际风云的复杂变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新兴经济体已经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如在G20和德班大会中新兴经济体达成一致，共同发声等。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也为新兴经济体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但这一合作机制仅是制度性合作，新兴经济体需要坚强在产业、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要使得新兴经济体间的物流、人流、新兴流能够更为便捷的流通，这也是新兴体实现共同成长的关键。

IMF亚太区主任辛格曾表示：尽管新兴经济体相对平安地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只有通过坚持不懈地改革，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较为精辟地指出了新兴经济体的症结：新兴市场目前的经济模式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包括四个关键要素：低值货币、出口拉动型增长、累积美元储备以及发展非美元融资来源，但这种模式已完成其使命。低值货币已变得不再低值，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现在受到发达国家的冲击，因为发达国家正迅速转向谋求日常账户平衡。因此，新兴经济体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模式以取代现有模式。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3年度报告》指出，未来几年新兴经济体经济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但是就全球层面而言，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虽然新兴经济体的未来之路不会平坦，但新兴经济体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趋势不会被逆转，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指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时代的巨变，必须去顺应、去参与而不是逆潮流而动。新兴经济体已在路上，也必将改变世界。

【注释】

[1]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3年3月25日。

[2]英乔治·马格鲁斯：《谁搅动了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http://www.21cbh.com/HTML/2007-12-31/HTML_SUHPF14KRI14_3.html.

[4]帕拉格·卡纳：《第二世界》，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