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理念的诞生

经济学从奠基到发展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代一代的经济学的大师们构筑起了一座豪华的西方经济学大厦，重商与保护，供给与需求，自由放任与管制干预，在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的大师们保守与激进的争论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在不断地变化与丰富，全球经济则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在危机与复苏，萧条与增长的周期中循环反复。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理念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其根本原因还是西方经济发展理念的误区所致，而善于预测的经济学界在危机到来之前竟然一无所知。庆幸的是，这场危机促使经济学界开始对当代的经济学理念进行反思，世界经济要完全走出困境，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新经济理念的诞生。

1.经济学界的“犹太”现象

在经济学界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截止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共有22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列昂惕夫、哈耶克、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这些代表着经济学界重要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数的36%，除了这些得奖的犹太经济学家外，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甚至被称为2008年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格林斯潘也都是犹太人。一些反犹主义者甚至说出：“经济学家啊，荣誉归于你和犹太佬。”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犹太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犹太人的思想理念又是什么呢？

犹太人起源于一个半游牧部落和氏族集体，被称为全世界最聪明、最富有、最神秘的民族。从12世纪到15世纪，犹太人大都靠放高利贷生活。有两句最著名的犹太谚语揭示了犹太人对金钱的崇尚——“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喜欢金钱的人，对金钱没有满足的时候，用钱去敲门，没有不开的，金钱一旦作响，坏话戛然而止”。也许是“商人从来得不到神的欢心”，犹太人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民族，被从一个城市驱逐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驱逐至另一个国家，希特勒甚至对犹太人发起了大屠杀。然而，犹太人不但未被杀尽，反而凭着其“贪婪逐利”的商人本性，创立起了一个以金融货币为主导的资本经济帝国。

理念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重要的现实力量，犹太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念形成了当代经济学的三大流派。第一派是以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经济周期危害。第二派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反对国家干预；第三派是以库兹涅茨和西蒙等为代表的以解决各种实际为目标的经济学家们。

萨缪尔森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因其《经济学》一书被称为经济学的“鼻祖”，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级人物，其理论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反对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认为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以及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金融暴跌，因此，应通过更多的经济干预改善经济结果。

而另一犹太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反对政府干预。弗里德曼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尼克松总统、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但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并非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主张国家应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最大的功能，但应将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并最好通过市场和价格来实现。他提出：“经济自由是一个目的，也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5]

弗里德曼对犹太人的评价也形象地描述了犹太人思想对西方经济的影响：“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一轮，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体系。”由于犹太人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经营理念，很多的犹太人被任命为国家的财政顾问及有影响力的重要职务。犹太人在美国及西方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西方经济的发展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犹太人的思想，那么犹太人的思想是什么呢，马克思说道：“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犹太人的上帝是什么呢？金钱。”^[6]

2.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争

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学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反思。犹太人经济理念中对金钱货币的过度追求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另一重要的经济流派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否认的，这个流派就是凯恩斯主义。从表面上看，放松金融监管是金融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从本质来看，过度的政府财政刺激政策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刺激政策的理论教主就是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如果市场体系被放任自流，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经济下降，所以政府始终有责任确保这类情况不会发生。^[7]

纵观美国的经济政策，其基本理念一直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财政刺激经济间摇摆。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实行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遭遇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遭到了否定，主张以扩大财政支出创造需求、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罗斯福新政”正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践，之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导经济理念。1971年，尼克松总统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所减弱，自由市场经济重现曙光，但新凯恩斯主义始终在发挥着隐形的作用，正如2009年罗伯特·卢卡斯曾说：“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凯恩斯主义者。”

对于危机的反思，主要有两种理论流派，一种是货币学派，把危机归因为货币供给的不稳定，认为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中，使货币和信贷放量增长，导致债务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催化了消费热和房地产热，一旦货币供给断裂，危机便迅速蔓延；另一派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投资的不稳定，储蓄超过了投资，财政部门没有能够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的方式，抵消私人投资的不足，实体经济的失灵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致使总需求急剧萎缩，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罗伯特·斯基得尔斯基评述道：

两种理论为经济恢复政策提出了不同的出路。货币学派理论认为，经济复苏的充要条件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这也是量化宽松的理论依据。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采取措施增加总消费支出。货币学派建议中央银行应该遵守货币规则，使货币供给与生产力相匹配，加上更为严格地监管和控制银行业，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凯恩斯学派隐指政府应当建立政策，抵消私人投资的不足和波动。^[8]

两派之争也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其实也一直在这两种理念中摇摆，其经济政策甚至是两种理论的综合——既执行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又实施凯恩斯学派的财政刺激政策。但事实上，两个学派的理论都有其局限性，货币学派是假定在货币政策不发生“失误”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凯恩斯学派假定政府如果不出台稳定的总消费政策，市场经济就相对不稳定。这两种假定都往往不太可能存在，是一种纯数学化的推论。那么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也就很可能进入一种怪圈，即不断地失衡，又不断趋向平衡，但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平衡，这种周而复始地趋向平衡运动，就导致了经济周期的产生，因此，以这两种理论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难逃经济危机的“魔咒”。

3.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背离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尊崇了赶超战略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开放市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由于这些理论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于追求高增长，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看，即是所谓的“拔苗助长”，结果必然会导致“欲速则不达”。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便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外部需求减弱导致的出口减少，另一方面来自内部经济的通胀压力，于是各种隐形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相继凸显。

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似乎全球经济发展理念都受到了严峻挑战。而在资源、能源环境日益紧缺的发展环境下，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则成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和新增长的关键。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理念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度强调经济增长。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论题之一，但以利己主义为推动力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重塑全球经济发展理念首先就是要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也就是在经济学界已经被讨论很久，却仍未付诸实践的一个命题：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究竟是什么？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开山之作，就如《国富论》的书名所示，它是一部介绍国家经济增长秘诀的经典之作。亚当·斯密提出的国富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要看该国家在一年内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市场价值，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秘诀是劳动分工，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国富论》是以人类的逐利心理为出发点，导致经济增长的目的趋向于利己而非利他。因此，亚当·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重要补充。

《道德情操论》强调：人类除了利己心外，其行为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崇尚公正和正义的天生情感，就是正义的主要源泉，也是支撑社会的支柱。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效益也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若想让《国富论》中的经济效益具有实际意义，就需先确立《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的社会正义。然而，过去200年间，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只是急于推广《国富论》中的教导，而未能对《道德情操论》给予应有的关注。^[9]因此，经济的发展理念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只是单纯地追求利己心的满足，甚至使得追求钱财的欲望和贪婪不断膨胀。

哲学家似乎比经济学家更能说清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对金钱的无限欲望很容易让赚钱行为变成目的而非手段。一些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对钱财的贪欲越大，幸福指数越低，人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原因是贪钱财的人一般都表现得狭隘而自私，故而不能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挣钱行为自身很难创造幸福。韩国经济学家李正典在其著述《颠覆经济学》中指出：过去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有了惊人增长，但幸福指数却与50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差距。比如，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过去50年间提高了6～7倍，但日本国民的幸福指数几乎无变化。再看美国，虽说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3倍左右，但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却依然没变化。不能增进国民幸福的经济增长肯定是错误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孜孜以求的经济增长早已偏离了固有轨道。^[10]

4.经济发展新理念的重塑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教授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荣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利他心的可能性，从而使利他经济学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补充。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的真正实质在于人们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来生产诸如受人尊敬这一类个人的社会价值方式。当然，现实中往往存在着“相对的利他主义”而非绝对的“利他主义”，若以利他主义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若使“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实现较好的结合，可以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共同动机，则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所重复出现的周期性困境。利他心往往是在利己心得到相对满足后的产物，因此，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难以再推动国民福利实现大的提高的情况下，应引导社会利他心理，从而提高国民在精神层面的幸福感。

理论界对经济发展理念的反思还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职能定位等。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奉行市场经济体制，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完全由自由市场机制来主导，现实情况是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共同发挥作用，若两者能达到一种平衡，处理好哪些是市场所决定的，哪些是政府必须干预的，则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效果可以得到高效发挥。而一旦失衡，矛盾便会产生。

政府替代市场的结果会导致企业增长的动能不足，而政府的缺位会导致过度的利益倾向和社会不公，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要想实现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发展，欧美国家首先是要解决发展理念问题，形成可以集聚增长动能的新发展模式；其次，要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积累社会财富，而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交易游戏；最后，要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协调发展模式，改革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由投机为主的经营转变为投资获利的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完全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则会在短期的高速增长后迅速陷入新的困境。发展中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学流派，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根据发展经济学，过于侧重工业化的国家，应当重视工农业的平衡发展；过于强调重工业的国家，应注意轻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上，要把出口鼓励和进口替代更好地结合起来；在生产结构上，不应停留在劳动密集的生产，而要适时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生产。这些经济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固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也容易陷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停滞”，因此，用统一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去指导所有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应当根据各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具体的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以中国古典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于2010年提出的一个全新经济发展理念。即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经济增长应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包容性增长观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何种方式实现各自的增长和共同的增长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遵循西方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要接受这一理念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在资源能源日益短缺，发展中国家正群体性崛起的现代社会，包容性增长观才是实现世界经济共同增长的科学发展观，应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