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1907年，德国学者罗伯在其著作中就提到：“竞争是各方通过一定的活动来施展自己的能力，为达到各方共同的目的而各自所作的努力。”竞争型经济以自利心为主导，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资源的争夺与占有，并使得全球资源难以获得有效配置，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东方文化倡导合作，合作可以使资源要素得到最优化配置，在人类资源能源日益短缺的环境下，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形成东西方相互包容与合作的和谐增长理念，世界经济才可能集聚动能，重现生机，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并形成合作、开放、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1.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个伪命题

在全世界都在反思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及解决之道时，2009年9月24日，在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的前夕，奥巴马抛出了美方为此次峰会设定的“一号议题”：讨论全球经济再平衡。奥巴马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德国或其他国家卖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负担了沉重的信用卡债务和房屋净值贷款，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了。”^[11]他的言论也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一种观点：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这部分顺差再回流到美国市场，从而助推了金融泡沫的形成。

事实上，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正是美国大量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印制美元，无节制实施金融创新的结果。美国每年回流的美元，并非都是贸易项下的亏空，投资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也远远大于贸易项下亏空形成的境外美元。奥巴马自己也表示，尽管美国失业率仍处于高位，但美国经济正在复苏，美国经历几十年的过度消费后，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平衡经济的时候了。过度消费是美国自身的原因，却把责任说成是中德等国大量向美国出口产品，如若没有需求，中德的产品怎么会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呢？

基于“必须寻求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的目的，美国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建议，涉及的具体措施包括：美国增加储蓄并减少预算赤字、中国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及欧洲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振企业投资等。而发展中国家认为，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元的过度泛滥、金融市场的失控、商品市场的不平衡都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的这项建议在20国集团内部引发了政治争议，最后达成了一项折中议案，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可以获得更大的投票权。对于各国如何采取措施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则一直未有定案。

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理论依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如果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成立，介入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和地区均应实现本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平衡，则全球经济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打破了国际贸易平衡，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根据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要求，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合“规律”的，应予以纠正，因而提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有着一系列假设条件，但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决定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虚构的，且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再平衡”之说也显然是个伪命题。

历史的发展轨迹表明，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过平衡。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大量向海外投资，将本国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扩展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利用海外低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等）生产产品，销往本国，由此，加重了全球经济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60多年间，这种情形更加严重。通过在他国和地区投资生产，成为绕开贸易保护壁垒的一个重要举措。全球经济再平衡之说将这一重要因素舍去，使其远离于国际贸易实践，成为一个无用的空洞说辞。^[12]201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署名文章，说道：

美国等富裕国家的信用过剩导致中国和巴西等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国家生产过剩。这种不平衡对双方都产生消极影响。在西方，几十年来，实业家们纷纷将生产转到劳动力、设备和材料都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本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掏空。此外，中产阶级也萎缩了，原因是金融驱动型经济产生的收益都到了“肥猫”手里，他们操控着信贷杠杆。在新兴经济体，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无数人摆脱贫困，但也给环境带来很大影响。^[13]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说辞表明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各个国家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每个国家都需要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负责，但将“再平衡”的重任交给顺差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则有失偏颇。显然，这些国家还没有认识到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大国强权已难以为继，合作才是经济走出困境的硬道理。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但趋向平衡则是自然法则引领的世界经济大趋势。而顺应这种大趋势的办法就是发达国家摒弃大国强权意识，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2.相互依赖与国际分工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出版了《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书，首次系统阐述了区域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割断相互间的依赖关系而独立存在和进行。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其名著《Power of Interdependence》一书里，也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情形。”

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阐述有很多，主要的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和“依附论”。很多学者把“依附论”解释为“中心-外围”理论，劳尔·普雷维什和萨米尔·阿明等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5月，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的报告，提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14]

普雷维什还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和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15]因此，“中心-外围”理论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少数高度工业化国家，这一类国家，为国际社会的重心，处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即“大的工业中心”；另一部分则是非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由于他们对处于中心国家的需求与依附，形成国际社会与世界经济的周边或外围。

无论“中心—外围”理论是否科学，却已描述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分工。而居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创新已经形成了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并造成居于外围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迫接受这一游戏规则，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这种格局之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而经济全球化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围”国家则缺乏对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这就使的中心与外围的差距越发加大，形成了世界经济中的二八现象，即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只有0.4%。

这种现象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可以保持平衡，但随着“外围”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部分新兴市场的群体性崛起，这一平衡开始逐渐被打破，具体表现为国际分工的扁平化发展。国际分工理论可以追溯至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心外围论使得国际分工现象更为合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发展到成熟阶段，发达国家广泛实行了部门内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发展中国家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并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发展相互之间的国际分工。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不再甘于位居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开始凭借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向产业链的中高端发展，导致国际分工格局出现了新特点，即所谓的微笑曲线扁平化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型分工逐渐转变为水平型分工，即原来的制造业和原材料分工体系转变为工业品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转变为生产要素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形式的改变也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的产地，而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的质量。

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在国际分工的链条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秉持一个“自利”和“利他”相结合、“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理念，才能使国际分工格局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各国都可以在这些链条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不断地将一些外来的影响转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发达国家需要抛弃“唯我独尊”的心态，将更多的工业文明成果与发展中国家分享，降低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与管制，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发展中国家也要考虑到自身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现实，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将微笑曲线低端做精做实，不断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劳动本身并无贵贱与高低，只有整个社会尊重与重视劳动，才能使国际分工格局实现真正的平衡，世界经济也因此而能实现持续的发展。

3.区域经济合作

20世纪50年代末，全球经济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间通过加强经济合作，为谋求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国家集团。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大量增加，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区域经济集团之间跨区域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超大区域集团为中心的格局，出现了一些跨洲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进入新世纪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各区域经济集团采取了开放政策，在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展开与非成员国的合作，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合作也不断增多。

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合作最主要的形式，其他还有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关税同盟等。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有三个，分别为：①欧洲联盟，是组织层次最高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集团，目前已涵盖欧洲27个成员国，总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5亿，经济总量近17万亿美元，各国大小、富裕程度、政治体系都不尽相同，彼此独立但享有共同的权利。②北美自由贸易区是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后建立，1994年墨西哥加入，形成了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一个跨洲际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999年发展到21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2.2%，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58%，贸易额约占全世界的48%，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区域经济合作的产生与加强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必然性，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使得全球化发展受到阻碍，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合作形式作为补充，而小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国家间的分工与互补，达到一定程度的合作均衡，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北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模式。二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分化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摆脱发达国家的掌控，形成“羊群效应”，而发达国家为防止竞争优势的丧失，也在寻求区域集团的保护，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合作模式。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和表现，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目前全世界共有50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10多个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参与的国家超过150个。如果区域经济合作能够依照一种良性的模式发展，那么，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将是巨大的，可以维护世界经济的安全与稳定，打破超级大国的主宰，促进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尤其南北合作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同时也可以增进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避免大国竞争的加剧及同质化竞争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使用。随着大多数国家参与了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集团化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必将增强世界经济的活力，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然而，事物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区域经济合作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如果不能兼顾各方利益，而是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以及在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优势，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甚至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则有可能会增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并使得社会财富更多地向发达国家集中。相关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近年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变异。一些国家寻求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是为了加快彼此的贸易投资合作，而是出于一种竞争对抗的心理，是在寻求各自的伙伴，是想让别人知道“你看，我又多一个哥们儿”。区域经济合作的实际意义在下降，越来越走向政治结盟，甚至成为一种拉帮结伙的手段，于是把区域经济合作的宗旨引偏了，引向了新一轮的对抗和新一轮的区域结盟。更有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和跨区域合作来争夺地区主导权。美国力推的TPP就是一例。TPP，全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仅是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4个成员国于2005年签署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08年美国宣布要加入这一组织，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国一同加入谈判。

2010年3月15日，TPP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参与谈判的共8个成员：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此次谈判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较为强调的内容包括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其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现有的TPP谈判国并未按照与美国贸易重要性或潜力重要性择优选取，谈判方的国别范围与美国最初所称严重不符，已经引起其民众的质疑。更为明显的是，在亚太地区41亿的总人口中，中印两国合计占到50%以上，但TPP谈判起先并未将两国纳入进来。显然，美国试图通过TPP来获得对亚太的主导权，乃至新时期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间合作有着内在的缺陷，其在自由贸易一体化均衡状态下，福利总体增量为负效应。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间比较优势具有同质性，难以发挥互补效应，区域经济合作从理论上来看，也就是使合作国间的比较优势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最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应该是南北合作。但区域经济合作也需要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将政治利益或个别国家的掌控意识带入区域经济合作，这种合作组织已经并非纯经济意义的合作，很有可能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带入一个怪圈。在世界经济下行调整的周期中，这种行为也是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种阻碍，会使原本就艰难的世界经济产生更多问题。要使区域经济合作获得良性、健康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发展动能，就要杜绝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人为操控，还区域经济合作一个自由化发展的空间，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获得更多公平的利益，否则，区域经济合作很可能像全球化一样，有善始却难以善终。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最终还将归于南北合作，而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则应是这一合作的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