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创造的波动性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的发生机理主要是由体制、决策因素为主导促成“投资大起大落”而触发的经济强波震荡，再生产内含的周期因素被深深地掩盖着。改革以来经济周期的发生机理，已变化为决策色彩有所消退、体制因素仍不可忽视、再生产投资节律因素大为显化的新式多因素组合型周期，其现象形态正向市场经济下的通例逐步靠拢。

一、财富创造波动性视角适用性分析

1.波动性视角的方法论基础。本文的波动性视角是基于经济周期理论提出的，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实证考察，首先面临一个经济指标的选择问题。国外一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但我国缺乏这方面的较为完备的历史统计资料。因此，采用社会总产值作为观察和衡量我国1953年至90年代这40余年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指标。关于对经济周期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国内外比较成熟的有两种，即“剩余法”和“直接法”。“剩余法”是西方经济学者普遍采用、技术比较复杂的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假定国民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是由季节性波动因子、长期趋势因子、周期波动因子和不规则波动因子等因素构成，我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既可以说千差万别，又可以说差别不大。说它千差万别，是指我们很难看到两种在周期数和周期长度上相同的周期划分，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说它差别不大，是指对周期的划分很少有实质的不同。现以“剩余法”与“直接法”对中国经济周期划分为例，用“剩余法”测定从1950－1990年我国存在四个经济周期，平均长度为10年左右。而“直接法”，特别是对总产值的时间序列值进行三年移动平均处理后，则测定同时期我们经济发生6次周期性波动，平均长度约6.7年^[2]。另外有许多学者不将时间序列值进行三年移动平均处理，测定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9至5年。在这种情况下，则测定从1950－1990年这40年间，我国共发生10次周期性波动，周期平均长度大约为4年^[3]。还有的学者将一些短周期忽略不计，包含在其他周期里，这都会导致周期划分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也采用“直接法”，用社会总产值的环比增长率时间数列，来描述中国经济的周期特征。据此，把我国从1953年到1992年这40年间的经济波动，划分成9个周期，其平均长度约为4年零4个月。

2.经济周期透视出个性波动特征。根据上述划分，经济周期中波动特征主要表现为，周期性、动态性与阶段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且动态幅度较大。从1953年到1992年，我国共发生9次周期性经济波动(实际上在第五个经济周期中，包含一个1973－1975年的两年小周期，因波动幅度小，时间又短，这里我们没有将其算作一个周期。而1956－1958年的经济波动，虽时间较短，但其波动幅度较大，且前后经济体制有重大变革，为研究的方便，我们也将其划为一个周期)，最长的为7年，最短的为2年，平均长度约为4年零4个月。经济周期长短不一，极不规则，与此同时，经济变化幅度较大，如从1959年到1965年，从最高值到最低值的落差竟高达52.5%。变化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从上面分析中，清楚的看到，我国的经济运行受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很大。具体地说，这些随机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第二，经济周期透视出的波动特征之二为阶段性。从1949年到1956年，恢复国民经济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这期间，出于从1949年至1953年为经济恢复阶段，经济增长具有恢复性质，没有将其列入考察范围。从1953年到1956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该周期为一个接近于周期平均长度的增长型周期，谷底年份的增长率亦达6.1%。经济波动的幅度比较小，落差为12.6%。个别年份的18.7%的增长速度仍具有恢复性质，其余三年均在6%－9%之间浮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该时期物价波动不明显，且呈下降趋势，从1953年的3.4%下降到1956年的零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同向波动，且高度相关。从1957年到1978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阶段。该阶段经济波动频繁，幅度甚大。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共发生5次经济周期，其中包括了4个古典周期，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和停滞。尽管经济增长波动如此之大，但该时期物价波动不甚明显，除196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16.2%以外，其余年份都比较稳定，同时，由于贸易依存度不高，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似性很低，如1975年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呈负增长时，我国却处于经济高涨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轨变型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从1979年后，共发生3次经济周期，3个周期都是增长型周期，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是1981年(增长率是4.4%)，同过去相比，动态幅度大大减缓。其次，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的相关度逐渐增强，物价开始成为反映经济景气波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再次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逐渐提高，1979年为5.9%左右，与此相适应，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最后，经济结构性波动成为导致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动因。这主要表现在，从1984年下半年到1988年，以盲目发展、重复建设、比例失调为先导，结构失调与总量膨胀相互推动而导致投资、消费双失衡。

二、基于波动视角下财富创造的机理分析

1.波动视角下的财富创造的因素分析。中国财富的创造过程集中体现为经济波动的轨迹。因此，探索中国财富的创造的影响因素分析就是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有来自生产力、生产关系两大层次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多种原因，但对这些原因又不可等量齐观。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周期在形成原因上都是“组合型”的，其中有些原因是深层的、更为内在的，而另一些原因则是比较浅层的。有些原因可能相对稳定地发生作用，而另一些原因的作用则可能具有较强的变动性，并不那么稳定。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不同条件下，存在种种各不相同的“组合”。我国经济周期形成原因划分为如下若干层次:(1)商品经济、市场过程和社会再生产中的共性因素，如市场影响资源配置情况下，社会再生产中固定资产更新过程投资过程的不均匀性，并不由于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国度而转移。(2)我国国情特点带来的某些特殊因素，如地少人多，季风气候，旱涝频仍，多自然灾害等等。(3)体制因素，如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体系中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在“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渴”基础上“扩张一收缩”的交叉激励，“放、乱、收、死”的循环交替。(4)政治的或决策的因素，如“大干快上”相“一刀切”之类决策中的失误，政策的不当。(5)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特别是那些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经济开放度低，这一因素作用不明显。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开放度和外贸依存度大为提高，这一因素的作用也日趋显著。

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点，需要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次。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矛盾，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和固定资产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现时分析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周期问题的一把钥匙。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依靠公有制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依靠中央计划经济方式均衡地安排好投资与固定资产更新过程，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但马克思、恩格斯这时所考虑的，是社会主义的成熟形态或高级阶段中的情况，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由于我们现在仅仅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有制还不成熟，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生产经营单位的利益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相当明显，所以生产社会化与企业利益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的矛盾普遍存在。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计划调节手段也不完备，还远远不可能以计划解决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和固定资产更新的社会性均衡问题。所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更新的非均匀性，仍然会成为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这种情况便不会改变。上述这些，可以从深层说明经济周期的由来。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对上述深层原因的探讨。现实生活中，多层次之上的多种因素，使周期的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变得错综复杂。而且往往在特定情况和条件下，最深层之外的其他层次的原因，对于周期的直接推动作用甚至会更大。我国经济的所谓“强波”特征，即“大起大落”式波动，主要需由这些特殊的原因来解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和政治的、决策的因素，已有一些研究者也作了初步探讨^[4]，这里不再展开作细致分析，但需在综合考察的场合将其脉络指明。此外，自然原因涉及大量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技术性内容，我们着重以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因素——投资为基本线索，讨论经济周期问题。

2.波动视角下财富创造的机理分析。中国财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逐渐积累起来的，因此研究中国财富积累的机制就是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众所周知，积累和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积累的形成和投资的运作过程总体上是否均匀、平稳，不能不对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与投资波动的轨迹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投资波动幅度大于经济波动的幅度。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消费被压得很低，投资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十分明显。可以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对于其后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在现阶段的体制变革时期，消费需求及其结构对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大大增强，但较为经常地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投资需求及其结构。据测算，我国投资资金的40%以上要转化为消费。投资周期波动的形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生的机理是不尽相同的，有必要分阶段加以阐述。

第一，单一计划经济阶段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机理。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建设项目统一由国家计划确定，人财物统一调配，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决策权相对人财物的支配权极小。其间，也有向地方分权的尝试，但企业缺乏自主决策的情况是一贯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的或实际铺开的建设规模是否超越国力，就成为经济稳定与否的界限。由于我国生产力起点低，决策层所感受到的“赶超发达国家”的压力特别巨大，“大干快上”的要求也特别强烈。这一阶段发生的几次由过度投资和投资比例失调引起的经济超常规波动，可以说都是由政府决策高指标的失误引发的，而现实失活中，政治、经济体制又没有制约这种失误的力量。(1)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和行政隶属关系。(2)价格和就业的刚性机制，使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难以成为经济波动的预警信号。经济扩张中，决策层往往要等到投资品乃至消费品出现十分严重的短缺时，才意识到需要进行收缩。(3)在以“发展速度”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主要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表示完成的保险系数，又往往在上级计划指标的基础上层层加码，对经济的过热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单一计划经济既不存在通过市场进行经济存量自动调整的机制，又不存在决策和执行系统内对决策失误的灵敏反应和及时矫正的制度保证。因此，计划高指标的失误往往很容易迅速将投资的过热和结构的失调推向高涨，最终使经济增长超过国力。可能在短期内形成财富的高速积累，但极易造成比例失调，严重的浪费、低效和损失。当经济增长受到国内资源短缺的硬约束和比例失调的严重困扰时，计划决策部门才不得不做出压缩计划指标和调整结构的决定，而行政手段“一刀切”方式又往往促使经济迅速进入低谷。经济衰退到达谷底后，决策层或迟或早又会做出扩张经济的决定，使国民经济重又趋于高涨。如此循环往复，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大致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社会再生产内含的固定资产更新不均匀性和投资不均匀性仍是最为内在的周期因素，而“赶超型经济”压力和体制因素决定的决策中“投资饥渴”的倾向，则成为内在因素外在化并在表现形式上极端化的主导牵动力量。

第二，1979年至今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都得到了扩大，生产决策权和投资决策权趋于多无化。在投资周期形成和经济周期发生的决策因素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方面部起作用，而且扩权后的国有企业基于利益刺激和“软预算约束”而一股劲扩大投资规模所起的作用，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期间发生了三次经济周期。从1979年到1985年为第一次。这一周期小，从1979年到1983年，中央政府的决策仍起主导作用，通过紧缩总量、调整结构、推进改革，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农、轻、重等各项比例关系大大改善。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到1985年，经济再次出现过热，其间企业作用明显上升，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需求膨胀倾向。从1986年到1988年是第二个周期。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由于“软着陆”政策缺乏贯彻手段，并为了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压力，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政府又要求银行增加了大量流动资金的投放，使下一年工业增长速度迅速回升，导致1987年和1998年经济的再度过热和1988年高达18.5%的通货膨胀。这次经济失衡有着新的特点:其高涨阶段已不同于过去单一的投资膨胀，是明显的投资消费双膨胀。它也不同于过去的失衡主要来自中央决策失误、表现为上而下推进的失衡，而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财力分散、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的情况下，主要是自下而上推动、上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这次双膨胀是在地方和企业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同时，中央失控、结构失调与总量膨胀相互推动造成的^[5]。从1989年到1991年的经济收缩和199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扩张，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周期，这一周期以1993年开始的“软着陆”而结束其高涨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的市场疲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疲软，是在总量紧缩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缓慢的结果。由于财力、物力的分散和决策权的下放，经济调节手段与调节条件的不成熟，中央政府作出的调整结构的决策难以较快实现。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又使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调整存量结构的过程难以实现。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但“深化改革”精神的落实一度滞后于“加快发展”的热潮，国民经济很快又为“过热”与通货膨胀所困扰。1994年物价上涨幅度已超过20%。2007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4万元投资拉动引致的经济、财政风险日趋显现，房市、股市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不难看出，当市场化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我国社会再生产过程内在的周期因素在直接现象表现上逐渐趋于明显。过去以投资带动经济“大起大落”并向“短缺”方面严重偏斜的强波震荡周期，已开始向那种高涨时的短缺和萧条时的过剩较对称的周期发展，并且投资拉动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刺激投资的相互作用也愈发明显。如果说过去周期的成因往往是决策、体制因素与“自然节律”因素“七三”开的话，那么改革至今，至少已演变为“五五”开，并且有后者作用继续加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