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初露端倪
现代西方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更不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尽可能低地压低工人的工资，从而限制工人的消费，也限制了生产力以更高速度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和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又要求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购买力即消费力。其结果，这种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尖锐的讽刺:它在广大劳动者忍受着普遍贫困的同时，却苦于生产出了过多的东西，生产过剩的危机既是劳动者消费不足的表现，又是生产能力被浪费的表现。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80]在这里，马克思讨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新的消费层因此出现，不仅增加了消费的数量，而且要求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在质上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而论证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消费变化的必然性。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不断追求商业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第一次消费革命和第二次消费革命，并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消费社会”。
18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之，英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消费革命，那时的社会消费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社会的中层和下层都参与到消费的大军里来，都有能力成为消费者。食品、日用杂品和半耐用消费品成为消费增长的最大领域。消费市场的发展为18世纪早期以小规模企业(手工作坊、家庭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在18世纪最后的30年逐渐成长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市场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革命，正如坎贝尔所说，消费需求是工业革命的最终关键，消费热潮与工业革命同样是社会巨变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18世纪的消费革命是广泛的民众第一次都有大量地获得商品、进行消费的可能，那么，20世纪，随着以福特制(Fordism)为代表的新生产技术、新管理方法和工厂制度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进入大规模社会化工业生产(mass production)阶段，大规模生产把标准化、可互换性、同时化和连续性系统地结合在一起，社会具备了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大规模生产一方面为大众消费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消费的支持，福特最先察觉到高产量、高工薪和高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早在1914年版，他就提出了“每天工作8小时付5美元工资”的举措。这一举措在当时的美国工业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工人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普遍提高。对此福特自己很清楚，正如他所说，“其实我提高工人的工资并不是对贫苦人的施舍，只是想把公司由于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利润让大家分享。当员工生活富裕之后，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也会使T型车[81]的销量提高。”作为一种管理方法，福特制广泛地应用于汽车生产中，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量，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也使汽车的售价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商品生产者变得有能力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联系在一起了。[82]同时，广告泛滥、世俗文化的胜利这些都使消费日益发展成为大众消费，大规模消费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被称为第二次消费革命。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大众消费始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特别是由于大规模使用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它还得助于三项社会发明:(1)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批量生产，使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2)市场营销的发展，可以利用科学手段鉴别购买群体和刺激消费欲望;(3)比以上发明更有效的是分期付款购物的推广，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83]汽车是大众消费的象征，而电影、电视则是大众消费强有力的催化剂。电子媒体的发展，广告的全面渗透，则更为大众消费火上浇油。从根本上来说，汽车、电影、电视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将其确认为是一种“有效需求不足”，即生产(供给)增长大于需求增长:一方面是消费资料的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不足;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不足，即投资不足。同时，他认为，生产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来自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派生出来的，所以，有效需求不足归根到底归源于消费需求不足。把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的需求联系起来，直接或间接地都归结为“消费需求”，他用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消费倾向递减三个规律来解释这一现象。实际上，这也是对消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起作用的一种阐释，即消费需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源动力。进而，凯恩斯也就特别强调消费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它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关键，这就是有名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刺激需求的经济理论。按照凯恩斯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的药方，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经济，刺激投资和消费。[8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要注意两点:第一，警惕逻辑上的错误，即“对每个单独个人有益的事不一定因而就对全体有益;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精明可以是社会的愚笨”[85]。具体来说，由于个人的节俭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每个人要求增加储蓄的企图可以造成所有人都不能有更多的实际储蓄。第二，如果一个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状态，国民收入中用于目前的消费越多，可用于资本形成的产品就越少，国民收入增加也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节俭的增加将不降低产出，而是会引起更多的投资，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一国经济处于萧条之中，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和剩余产品，增加消费可以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从而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节俭的增加只会使总需求减少，从而使产出下降，收入减少。他由此得出结论，在萧条时期恢复繁荣的好办法是，鼓励人们降低节俭程度，使储蓄的企图减少从而使消费增加。
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影响了大规模消费的进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持续繁荣，随之，与传统的节俭习惯和禁欲主义文化相反，崇尚商业和销售的意识，形成鼓励消费的氛围，初步形成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消费环境。不过，尽管这样，相对于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来说，似乎还是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对大众消费的需求。
1953年版，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宣称: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其后的几代领导人也忠实地追求这个目标。维克托·勒博在五十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中，对“强制消费”大加赞扬。他说:“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换掉和扔掉。”[86]在全球消费社会的中心地区，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中及时行乐思想的盛行。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也迅速扩大，到了六十年代，它已经扩散到了整个世界。消费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美国人成就标准的变化上。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注重个人成就，具体的衡量标准就是工作与创造，并且美国人习惯于从一个人的工作质量来判断工作者的个性品质。五十年代，尽管这种成就模式依然存在，但它却有了新的含义，即强调地位和时尚。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而是与如何花钱、如何享乐有关。尽管新教道德观的某些习俗仍旧沿袭下来，但事实上五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已经转向了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87]
六十年代末期席卷发达国家的政治风暴的失败使人们对于平等权利的追求，转变成了享受同样的消费品的要求。一些学者将这种由大众消费导致的一般化的生活方式，称为“消费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consumption)。尽管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收入、生活标准和社会机遇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在作为消费者的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并且尽管人们在消费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异，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市场交换之外。随着消费民主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依赖工资的工人也能够实现以往只有在资产阶级家庭才能拥有的诸如住房、汽车、娱乐和休闲等物品和服务。当品牌成为家庭词汇的时候，当过多包装、加工的食品广泛出现的时候，当汽车占据了美国文化的中心位置的时候，典型的消费社会就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出现了:“大西洋世界的大众消费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展示了一种新现象。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群体或阶层，而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富裕的并且期望变得更富裕。这种大众化消费不仅使大众心理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历史、社会和世界的发展发生了变化。”[88]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称这样的社会是“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罗斯托(W.W.Rostow)称之为“大众消费社会”(themass consumption society)(罗斯托区分的经济增长的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89]这时社会的消费状况已经不同于过去了。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贫穷是主要的，富裕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即使是在较富裕国家，绝大多数人也仍然要为生存而挣扎;但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最低营养、住房和衣食都得到了保证;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许多在以前看来是奢侈的住房、耐用品、旅行、消遣和娱乐也不再仅限于少数人，广大群众都参与到享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行列中，投身于为他们自己创造最大量需求的生活中，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消费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体现了一种盛行于人类社会的新形式:消费社会初露端倪。近几十年来，购买更多的物品，需求更多的东西，已经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超乎一切的目的。
二、西方后现代消费思想的特点
后现代首先是一个历时态意义上的文化分期概念，詹明信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三个基本阶段，相对于这三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文化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三个阶段。作为文化分期的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指涉的是一个共时态意义上的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主导因素。詹明信坚持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表达了晚期消费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中较深层的逻辑的途径。现实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现代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一致，而后现代主义与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相匹对。[90]
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和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引起了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等文化资本家。消费所形成的消解，即使后现代社会形成一个同质性的、齐一性的整体，又使追求生活方式的奇异性，甚至反叛、颠覆合法化。后现代的消费思想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消费概念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中心概念
在消费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从地位颠倒过来了。人们的生活、认同感以及自我观念逐渐已不再是以工作、生产为核心，消费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消费而不是工作，成了生活世界旋转的轴心。”[91]消费行为和观念进入了生活的认知和道德的焦点位置，成了社会的整合纽带。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了存在的理由。正如一句广告词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改为“我买故我在”，购物和消费成了消费社会的最高原则。社会将“拥有和使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物品和服务”作为主要的文化标志和“可看到的最确切的通往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成功的道路”[92]。社会“一旦确立了这样的消费文化，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事物都变为消费品，包括意义、真理和知识。”[93]消费是工业文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鲍德里亚曾经说，我们可以把消费视为工业文明的特殊方式，而不再像流行的观念那样把它视为满足需要的过程。如果把消费理解为满足需要的过程，这个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种过程自古就存在，用这个概念就无法把握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特性。
消费中心可以说是韦伯的理性化过程的继续和完成，但是这种消费社会的理性化功能在于它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二十世纪消费领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纪发生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将大众融入劳动力大军的社会化过程完成之后，工业体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社会化(即通过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94]物与消费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那么，通过对“物与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进行分析，人们就能够理解日常生活的结构，把握整个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二)消费更多地具有了符号和象征的意义和属性
首先，后现代的消费概念更多的是与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在后现代社会，作为实物的商品只是消费所凭借的对象和前提条件。“消费既不是物质活动，也不是富裕现象。它既不能根据我们吃的东西、我们穿的衣服、我们驾的汽车来界定，也不能根据影像和信息的视听实体来界定。消费是全部对象和信息的实际上的总体，操纵符号的系统化行动”[95]。
消费作为符号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表现在作为消费对象的物质产品体系构成了某种符号系统，与某种意义系统(文化含义和社会含义)相对应。在这里，物品系统成为客观意义的索引符号，并按符号的规则(或文化逻辑)来进行生产和消费，人们的消费行为受某种隐藏在其后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支配，构成某种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集体意识的索引符号系统，消费者通过对消费品等符号元素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使消费成为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体系。
商品的符号取决于偶然的人为因素，如广告效应、名人效应、个人偏好等。意味着通过诸如媒体与广告对符号的操纵，使符号自由地游离物体本身，并运用于多样性的相互联系之中。因为不同的消费对象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所以变幻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就具有一种永无止境地激发人们欲望的能力，使人们从对消费对象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变为一种“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使过去为满足需要(needs)而消费转变成为满足欲望(wants)而消费，亦即是对欲望本身的消费。现代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商品的世界，还包括广告、时装、媒介、健康和教养等因素在内，它把社会全体和人类活动都打上了消费化的记号，正是由于消费是符号行为或使用符号的行为这一特点而使当代西方社会成为消费的时代。
其次，消费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表现为商品所象征的人的关系或差别性。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购买和使用物品实际上是为了显示与他人的差别，表明自己的归属。符号之间的关系，使“差异”得以确立。与他人形成差异，是日常生活中消费的主要用途之一。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即在差异的建构。对于主体来说，“消费是一种积极的保持关系(不仅与对象物，而且与集体和世界)的方式，一种系统的活动方式”，商品“为了成为消费的对象，该对象必须变成符号;也就是说，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超越它正表征的一种关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变成了个人化的，并进入所属的系列:它之被消费，绝不在于其物质性(materiality)，而是在于其差别性(difference)”，“我们看到，被消费的不是对象，而是关系本身”。[96]正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代表了商品之间的差异。商品之间的差异包括不同类商品和同类商品之间的差异。商品的差异不但是商品性能上的，而且也是符号上的，包括形状、色彩、体积和其他感性特征。这种符号上的差异构成某种商品的独特性和示差性符号，使得同类产品之间相互区分开来。符号价值的更重要的一层含义指的是附着在商品上的符号，即品牌商标和品牌形象。这种品牌不但使某种商品具有独特性和示差性，而且使商品获得了诸如质量、信用、服务、企业的无形资产和与品牌相对应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生活品位、生活方式，甚至是代表了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等更多的内容和价值。消费的示差性主要表现在第二方面。
第三，因为特定的经济阶级或社会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不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认同感、确定感和归属感，我们只能通过符号性的消费活动来与客体、集体和世界建立关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建构意义。我们购买服装、食品、家具、化妆品或娱乐，不是为了表达一种预先确定的我们是什么人的感觉，而是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消费的意图不仅在于商品的物质性，而在于商品所象征的人的关系。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一件单纯的、可使用的实用商品，而且透出这样的信息:暗示消费者本人想成为某种人或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人们通过消费实践、消费模式中的符号使用，建构他们的自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如服装消费就代表了某种社会认同，传播了某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成员身份感(如男人和女人，上层阶级和低层阶级，或者如职业服装、校服传达出的特定群体归属等)。社会赋予消费品以象征社会地位和认同的功能，使物成为地位和身份的符号和标记。正如广告符号学家威廉森所说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是通过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而被辨认的，而不是通过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而被辨认。由此产生了一个虚假的假设:那些拥有‘两辆汽车和一台彩电’的工人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不由得感觉到，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我们能够在社会中上升或下降。这种感觉使仍然决定社会地位的现实的阶级基础变得模糊不清”。
第四，一方面，消费过程是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人们借助于消费向社会观众表达和传递了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自己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另一方面，在消费活动中，人们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或气氛。象征消费作为一种象征秩序，是社会和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每一消费者又借消费的符号象征功能而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追求，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消费的表现实践中创造或再生产消费的象征秩序。
(三)符号与影像表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是后现代消费的又一中心特点。影像在消费社会起着核心的作用，正是后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阔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通过媒体与陈列的广告宣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建筑景观与表现，进行影像生产的商业中心就必然通过影像来经常地再生产人们的欲望。因此，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它还使人们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说着的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像。”[97]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无止境的、令人神迷的影像与仿真的超负荷信息。所以鲍德里亚说，电视就是世界。美学的神奇诱惑到处存在，因此，一种无目的性的模仿，徘徊在每件事物之上，包括技术性模拟、审美愉悦。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的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实在与影像被混淆，现实的终结及艺术的终结，使我们跨进了一种超现实状态。
随着消解了影像与实在之间区别的媒体无休无止地一再复制出来的记号、影像和对仿真的强调，随着社会生活的规律的消解，社会关系更趋多变、更少通过固定的规范来结构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记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与仿真的再生产，导致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实在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大众就在这一系列无穷无尽、连篇累牍的记号、影像的万花筒面前，被搞得神魂颠倒，找不出其中任何固定的意义联系。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坍塌了，被商品包围的高雅艺术的特殊保护地位消失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艺术已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以后现代主义形式出现的艺术试图表明，任何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设计与广告，不仅与艺术混同在一起，而且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并像艺术那样被陈列进了博物馆，正如斯蒂芬·拜雷所论“工业设计是二十一世纪的艺术。”[98]
(四)精神文化、艺术消费的平面化、无深度化
在后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呈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呈现出文化艺术消费审美通俗化或“审美民粹主义”(aesthetic populism)倾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消费具有“大众化”、“审美通俗化”、“深度感的消失”(depthlessness)、“拼盘杂烩”(pastiche)、“历史感危机”(crisis in historicity)等特征。
在后现代社会中，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化的意义上讲，由于到处都渗透着记号与广告语言，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记号与形象的溶解渗透导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区别的消解。“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99]
首先，文化消费大众化。这是指文化艺术已经不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事情，文化消费不仅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大众也开始参与文化的生产、消费。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消费就是大众文化消费，是“诸如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广告和汽车旅店，夜间节目和二流好莱坞电影以及各种所谓的准文学……”[100]大众文化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快乐原则，搞笑、逗乐、感官刺激甚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主题;在快乐原则的指导下，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大众化的文化就是时装、摄影、电视剧、广告等虚构的文化世界，“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101]大众文化的内容中充斥着平面性、非历史性、无深度性，并使大众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消费性特征。
其次，所谓“平面化”、“阐释必要性的丧失”指人们用于表达认识深度的模式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中被摒弃、被废止。精神文化消费大众化的趋势消弭了传统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生活化、琐碎化的文字、影视剧作品占着社会文化消费的大部分空间，它招致了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雅文化被冷落的命运。因为人们长期处于无深度的文化氛围中，必然容易并且习惯于产生以感觉介入生活、介入文化、介入消费的思维定势。久而久之，渐渐失去智商的大脑就不再思索，对所谓的深度模式感到厌烦和不耐。他们不再关注理性、心性和精神，只注重感觉、享乐和刺激，满足一次性消费和感官的娱乐。于是，文化所应有的形而上的审美体验和提升就转而化为形而下的粗陋的感官享乐，形象变成了纯粹的直观和非体验的反美学表演;文化创作这一主体性活动无可奈何又顺其自然地向大众媒体献媚，成为“他者”引导下的制作行为，人文精神被技术理性所取代。这就是詹明信所说的“无深度文化”。
第三，“拼盘杂烩”是指创作主体性的消失，个人风格的消失。现代派讲究的是个人的独创性，个人的不可模仿性。现代派文化的发展，使得表达社会生活的语言规范消失，沦为一种中性的就事论事的媒体语言，于是现代主义的风格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符码，而这些社会文化符码又进一步分化为专业性的、行业性的术语俚语，话语的异样化到了毫无规范可言的地步，“拼盘杂烩”便渐渐取代了以往常见的“戏拟”(parody)对于独特的个性的刻意模仿。随意将一切风格并置，玩弄风格的典故，以求得某种新意的拼帖。
第四，“历史性的消失”是指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抹去了全部历史性(bereft of historicity)的社会，作为所指的过去逐渐被打上了括弧，被消解了，除了文本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非但如此，这样一种沉溺于照相景观、一味缅怀往昔的心态将把人们的注意力更进一步地引向艺术的意象复制活动中去。
后现代主义“无深度”消费文化具有直接性、强烈感受性、超负荷感觉、无方向性、记号与影像的混乱或融合、符码的混合等特点。在这样的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中，艺术与实在的位置颠倒了。这些以审美形式表现日常生活的倾向，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是有联系的。“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湎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102]
在文化消费中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后现代文化艺术已经成为销售的附属品。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游戏规范顺其自然地为一种无深度模式的文化产品提供了一种技术参照。“在后现代世界中，表面和风格变得更为重要，它们反过来也唤起一种‘设计者的意识形态’。或者如哈维所说‘形象支配着叙事’。其论据是:我们日益为了形象和符号本身而消费形象和符号，却不是为了它们的实用或者为了它们可能象征着更深层的价值而消费它们。我们消费各种形象和符号，恰恰因为它们是形象和符号，而不管实用和价值的问题。这一点在通俗文化本身之中很明显，在其中，外表和风格(事物看上去的样子)，以及嬉笑和玩笑，据说处于支配地位，并以牺牲内容、实质和意义为代价。结果品质(例如艺术价值、完善、严肃性、本真性、真实性、知识深度和有力的叙事)，都有可能受到破坏。”[103]
(五)后现代消费受大众传媒和“新的文化媒介人”的直接控制和影响
商品的符号化过程是一个“意义转移”的过程[104]。商品生产者通过两种手段来进行这种意义转移。一是大众传媒、广告系统，二是“新的文化媒介人”制造的时尚系统。后现代的重要特点就是“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像”，“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105]。兼具这两种特征的就是媒体和广告。“如果说，我们把产品当作产品来消费，那么，我们则通过广告来消费其意义。广告业真正的所指是在一夜之间以其全部的纯粹性而出现。广告……促成了大众社会，它借助一种任意的、系统的符号来诱使人们的认同，刺激人们的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把自身重新构造为一个集合体。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不断从广告中获得其合法性。”[106]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取得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致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中出现过的产品，就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广告就是要在文化的意义秩序和物品的符号秩序中找到一致点和结合点。[107]广告的作用就在于把普通的东西变得不普通，变成可欲却又需要去设法得到的东西。[108]广告的又一个目的在于使消费者感觉到某种匮乏和不足，同时又告诉消费者解决这种匮乏感的办法:那就是去购买广告上的商品[109]。广告向你暗示:如果拥有了这种商品，你就拥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和人生价值，因为这种商品就是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化身。而错失了这种商品，你就将面对一个生活的遗憾。商品自由地承担了广泛的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够利用这一点，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110]这样，广告就以特定的方式生产了商品的文化意义，使商品符号化了。
时尚系统通过时尚的传播，将文化世界的意义转移到特定的商品中，通过“新的文化媒介人”、时尚领导者进行消费创新，并赋予时尚商品以某种文化意义，“新的文化媒介人”，就是那些专门从事象征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提供前面所说的各种象征产品和服务——营销、广告、公共关系、广播和电视的生产者、设计家、杂志记者、时尚作家，以及各种服务性的人士(社会工作者、婚姻顾问、性治疗师、饮食专家、游戏专家等)。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一群体的习性、分类格局和倾向性，就会注意到已经把他们称之为‘新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他们为身份、表征、外观、生活风格和对新经验的无穷追求所着迷。”[111]这些文化人不但是特定的形象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是这些产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者，普通社会公众消费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塑造者。他们不再追求一种高雅的文化，而是以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模糊两种文化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先锋派与庸俗艺术、新与旧、怀旧的和未来的等等的区别。他们一方面在创造一种自身的趣味和追求，另一方面又以这种趣味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因为他们占据了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有利地位，拥有某种足以影响他人的文化权力:“他们据说既创造又操纵或玩弄文化象征和媒介形象，因而扩大了消费主义。……他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112]他们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领域，通过媒介和形象的广泛传播，他们无形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权力。用洛文塔尔的话来说，他们本质上是一些“消费偶像”。而另一些激进的时尚发明者则以极端的或反叛的方式来进行商品的文化意义的发明，如嬉皮士、朋克或同性恋者等。
三、后现代消费思想的评价
(一)后现代消费思想片面夸大了消费的符号性
对消费符号性特征的描述可以追溯到1899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凡勃伦看到了“炫耀性的消费”是象征社会声望和地位的标志。“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他所消费的物品动机和直接目的除了个人的享受之外，还存在一个荣誉原则:“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的，不能按照适当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113]。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符号消费”，因为消费的意图主要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种消费实则是要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他们的羡慕、尊敬和妒忌。在这里，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超越了实用性消费。
在凡勃伦那里，象征消费所表现的是与金钱或经济资本相联的社会地位和荣耀，布迪厄则把象征消费的内涵扩大了，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不仅仅是由经济资本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文化资本决定的。所谓文化资本，主要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艺术的修养水平(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区分既要考虑到经济资本，又要考虑到文化资本，因为那些仅有经济资本而缺乏文化资本的人，仍然给人以粗俗、没教养和暴发户的感觉。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位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凡勃伦和布迪厄是从消费者主体的角度来论述象征消费的。也就是说，消费要表达什么，怎样表达，是自主决定、自由表现的。而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象征消费。在他们看来，消费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象征符号，是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片面夸大了消费的符号功能，认为商品的符号意义一旦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氛围中得以确立及被人们所知觉或接受，它就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现实力量，成为建构社会生活的一个新维度。试图向人们说明，社会权利的支配作用不是与社会群体的意志有关，而是所有人都受到一个不为任何社会和主体意志所控制的超意识形态的符号世界的主宰。似乎后现代的消费世界的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基于拟象的符号系统没有那种意义赖以依存的确定性，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编码规则是支配人们消费欲望的唯一指涉结构。“拟象不再是对一个领域的模拟、对一个一个指涉性存在的模拟，或是对一种本质的模拟。它不需要原物或实体，而是以模型来产生真实:一种超真实。”[114]用变幻不定的符号象征系统拒绝任何整体意义的存在，隐匿了大众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使符号学的消费文化走向了取消主体性、消解任何基本意义的极端。[115]可以说，消费社会随着商品世界的扩张、大众媒介的渗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符号的确正在有力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新的社会秩序，关于消费的符号学观点在当代条件下显现出一个过去不曾为人们注意的新维度。但是，消费符号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以及对消费社会消费意义的消解是难以成立的。符号控制如果不与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关系的力量相联系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能否认或忽视与符号力量同时存在的经济、政治的作用以及制造符号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如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大众媒介在推销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时充当着消费领域里符号体系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强化者的职能。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性，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与消费就不会获得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道德基础;如果没有诸如财富、权利、地位等社会意义为前提，消费品种种可能的符号意义也就无从确定或被感知。从而形成了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的抽象的符号权力。
(二)后现代消费思想是对现代性观念的消解
后现代是现代性中代表欲望、本能与享乐的一种反规范倾向，它无情地将现代性的逻辑推到了极端，消解了一切神圣，摆脱了一切道德的限制，任由各种冲动尽情驰骋。文化对于社会的批判和约束失去了创造力，只剩下个反叛的外壳。原有的强烈震惊力萎缩成花俏浅薄的时尚。[116]甚至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沦落为一种消费品，加剧着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恶化。
首先，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是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在再生产性社会秩序中，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构建世界，因而消解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区别。
后现代社会，随着生产过程中后福特主义取代了福特主义，个人的异质化和多样化要求开始得到市场的照顾。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市场的细分化，消费者导向的、更灵活的生产专业化，更短的生产周期，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劳动的非标准化和劳动者要求有更广的技能、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自主性。[117]如果说，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了同质的现代大众消费者，那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则“创造”了异质化和个性化的后现代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只有通过市场细分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注重消费的选择性和消费选择的多样性被看成是生产经营者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文化消费领域，现代性追求广阔的现实性，更广阔的现实是一种将能取代艺术品本身的“最终的真实”，而后现代性的精神消费却具有“平面感”(flatness)、“无深度感”(depthless-ness)、“感染力的衰竭”(the waning of affect)、“表面性”(supericiality)、“死气沉沉”(deathly)等特征。后现代人们不再像前现代和现代那样执著于启蒙和理性，而是由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直接滑向形而下的生存感官享受层面。后现代不可避免地成了艺术的最后疆界，“过把瘾就死”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的消费文化风尚。
现代主义艺术往往是作为对日常经验的否定。但是，雅俗界限的消失，文化越来越倾向于商业形式，导致日常生活和艺术之间原本明确的现代主义界限逐渐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成为主流。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不断形象化不可避免，戏仿、拼贴、碎片化、怀旧成为影像表征的主要方式。
现代性文化艺术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阐释和意识。而后现代阶段，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模式。时间模式与理性和语言密切相关，因为时间的线性结构和逻辑关联恰好符合语言的结构，即逻各斯;相反，空间则对应于眼睛和视觉，相对于人的感性和愉悦。当后现代主义将时间的深度模式转化为空间的平面化模式时，形象被物化了，形象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商品，是一种必需品。所谓形象，“就是以复制与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118]。在后现代文化中，日常生活美学化，大量复制生产的形象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距离感不复存在，并进而导致主体的消失。日常生活的美学化隐含着一种危险:消解实在世界与虚拟空间的界限，打碎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进而掩盖或削平一切差异和矛盾，最终使得美学化变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媒介。“我认为形象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萨特就认为它是一种很不好的否定性，不是好的主动改变事物的否定性，而是很隐秘地感染毒化现实的方法。这一点正好说明了摄影、电影和绘画作用的不同。你看着一幅画，你会说这并不是现实，这只不过是幅艺术品，而在摄影面前你却不能这样说。你意识到相片上的形象就是现实，无法否认现实就是这个样子。距离感正是由于摄影形象和电影的出现而逐渐消失的。”，“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具有这种特色。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仿像。所以，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119]
(三)后现代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对社会表征的占有和殖民化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也有一个同步进行的、将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这个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不仅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记录也是一个赋予意义、为之辩护、使之合理化的过程。詹明信提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将自然彻底征服，把自然的世界变成一个文化的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表征的占有和殖民化。早在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曾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广告和大众通俗文化将“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降格为“失去质量的符号”的现象进行过分析。所谓“失去质量的符号”式的语言，是指一些诸如依附于物品的标签(品牌名)，“失去质量的语言”、“没有所指的能指符号”成了社会文化的表征。这样，消费者与他们的日常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种完全被动的、不假思索的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120]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十九世纪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版，是一个所谓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纵”(perfect manipula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过程。资本主义已从对于劳动的最终结果(产品)的占有性控制，过渡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对于最初模式或意向的控制阶段。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不同，后现代的垄断体系将把“消费”作为控制一切的因素，它成了一种战略性控制、预期控制的标志，此时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完全是一种模拟设想所作出的反应，新的生产力将不再向体系提出任何问题，它们只是预料中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受到控制的反应，整个体系不仅有能力，而且能够游刃有余地通过符号的游戏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矛盾。这意味着西方发达消费国家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合体，进入某种自问自答的运行状态，一切价值都按照它们的运作符号在里面进行着转换和交流。所谓垄断，与其说是对于生产方式的垄断，毋宁说是对于代码的垄断。20世纪后期，商品和符号经历了某种性质大体相同的裂变:如果说符号是与它的所指物完全脱离，那么，商品则是它的使用价值与其交换价值的完全脱离;当符号的所指意义和所指物都被放逐后，代码变得不再指涉任何主观的或客观的现实，而只指涉其本身的逻辑。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9页。
[3]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5]唐甄:《潜书·大命》。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页。
[7]《淮南子·主术训》。
[8]《汉书·食志上》。
[9]《论语·尧曰》。
[10]《论语·乡党》。
[11]《焚书》卷一。
[12]《富国》。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6页。
[1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1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6页。
[1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8页。
[17]《般泥恒经》。
[18]《老子》，第十二章。
[19]《老子》，第四十六章。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页。
[21]A·E·门罗:《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25页。
[22]《论语·先进》。
[23]《左传》，宣公十二年。
[24]《论语·为政》。
[25]《左传》桓公二年。
[26]《国语·晋语》。
[27]《论语·学而》。
[28]《论语·八佾》。
[29]《荀子·王治》。
[30]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31]《论语》。
[32]《尚书周官》。
[33]《里仁》。
[34]《宪问》。
[35]《里仁》。
[36]《子罕》。
[37]《述而》。
[38]《里仁》。
[39]《卫灵公》。
[40]《滕文公下》。
[41]《论语·述而》。
[42]转引自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43]《汉书·食货志》。
[44]原字为亻右加替。
[45]《汉书·货殖传》。
[46]《春秋繁露·服制》。
[47]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
[48]《论语·雍也》。
[49]《论语·雍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37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53]转引自欧阳志远:《最后的消费:文明的自毁与补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5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8页。
[5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0页。
[56]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3页。
[5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2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5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9页。
[6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4页。
[6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6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7页。
[6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6页。
[6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62页。
[6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7页。
[66]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8页。
[67]转引自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原文见齐美尔《都市与精神生活》。
[68]转引自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叙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69]Campbell，Colin: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Oxford:Blackwell，1987，p88－90。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
[7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5页。
[7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5页。
[7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7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7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7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页。
[7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68页。
[78]卢风:《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79]参见胡金凤《西方后现代消费思想述评》，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9期。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392页。
[81]福特公司在1908年推出的一种车型，它是福特公司多次改进技术的结果。这种车型在问世以后，以其耐用、容易操作、价格上可接受等特点而成为第一种引起全美国注意的汽车。
[82]参见曹南燕、刘立群:《汽车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8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3页。
[8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6页。
[85]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8页。
[86]转引自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8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2页。
[88]Barbara Ward:India and the West，W.W.Norton＆Company，Inc.，New York，1961。
[89]W.W.Rostow:Stagesof Economic Growth，Columbia，University Press，New York，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60.
[90]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91]Lyon，D:Postmodernity，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p66。
[92]艾伦·杜宁:《多少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93]Lyon，D:Postmodernity，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p61。
[94]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Mark Post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p50。
[95]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Mark Post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p21－22。
[96]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Mark Post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p22。
[97]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9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99]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148页。
[100]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0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页。
[10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03]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7页。
[104]McCracken，grant:Culture and Consumption: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71－72。
[105]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0页。
[106]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Edited by Mark Post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p29－30。
[107]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08]Appadurai，Arjun:“Introduction: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I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5。
[109]Ewen，Stuart: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New York:McGraw－Hill，1976，p97。
[110]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11]Feather，Mike:“Toward a Sociology of Postmodem Culture”，in Hans Haferkemp(ed.)，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Berlin:Walter de Guyter，1989，P164。
[112]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7页。
[113]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6－57页。
[114]Steven Best＆Douglas Kellner:《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台湾巨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0页。
[115]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读书》，1999年第8期。
[11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56页。
[117]Kumar，Krishan: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New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Oxford:Blackwell，1995，p36－65。
[118]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页。
[119]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7、200页。
[120]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New York:Seabury Press，1972，p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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