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脑子里压根儿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但我曾在心里默默地想，倘若我有出头的一天，我一定不让别人沦落到这种地步。
——霍华德·舒尔茨
如今净资产可能超过10亿美元的霍华德·舒尔茨，居住在西雅图一个可以鸟瞰华盛顿湖、近600平方米的公寓里，多年来，他一直努力遮掩自己在“贫民安顿计划”下成长的烙印，但早年种种却已深埋记忆中。
1954年，霍华德·舒尔茨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普通犹太工人的家庭。
布鲁克林区曾是非洲裔人以及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加上美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低、就业困难和种族主义的歧视，这里曾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一直被视为混乱、肮脏、罪恶的原住地，少年时代的舒尔茨就生活在这里。
1956年，霍华德一家搬出祖母的公寓，凭借“贫民安顿计划”在布鲁克林湾景公房里拥有了一处狭小的安身之所，那年舒尔茨刚刚3岁。那个地方位于牙买加湾区的卡西纳中心地带，距离肯尼迪机场只有15分钟的路程，飞机的轰鸣声伴随着少年舒尔茨成长的每一天，那喧闹声仿佛是这个窘迫家庭的奏鸣曲。
年少的舒尔茨时常坐在窗边看着飞机起落，渴望有一天能够走出布鲁克林，最好能够坐上那个插着翅膀的大型机械到世界其他的角落去看一看。之所以称这里为家，只是因为他和父母共同生活在这里，但在少年舒尔茨的印象里，它只是一个面积十分狭小、门厅又矮又黑、墙壁上依然留着弹孔的危房。
与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社会底层人一样，霍华德一家每天不仅要为生计四处奔波、疲惫困顿，还要忍受着头顶上飞机掠过时留下的刺耳轰鸣声，周围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散发出刺鼻的味道，陷入由于贫困带来的无休止的争吵和抱怨……
霍华德·舒尔茨的父母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东区已经住了两代了。他的祖父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的父亲霍华德·弗雷德十几岁时就辍了学，开始了打工生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雷德是驻守在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和塞班岛部队的卫生急救员，虽然在那儿费雷德染上了黄热病和疟疾——这使他的肺部后来变得非常虚弱，经常感冒，但他仍然以此为傲，常常跟人说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战争结束后，弗雷德干过许多不同的活儿，他做过卡车司机、工厂工人，还开过一阵子出租车。尽管他做过很多份工作，但从来没有显示出什么才能，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作过什么打算，都是靠着给别人打零工维持生计，他每年的收入也从来没有超过2万美元。
舒尔茨的父亲费雷德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一生落魄潦倒，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只能住在一套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廉租房里。他最后一份工作是做卡车司机，收回尿布再把新的尿布送上门去，他一直抱怨这是份臭烘烘的乱七八糟的活儿，说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了支撑起这个家，这位父亲仍然忍受着雇主的剥削，从事着非常艰苦的体力工作，赚取微薄的收入。
舒尔茨的母亲霍华德·伊莱恩是个勤劳的家庭主妇，她为人善良，意志坚强。伊莱恩曾经是一名接待员，但随着孩子的降生，她就待在家里照顾孩子。虽然她从来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深知她的孩子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离开布鲁克林。舒尔茨的妹妹霍华德·罗妮和舒尔茨年龄相仿，兄妹俩一起长大，成了彼此最重要的陪伴。这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是一家四口总算是有些经济来源的，也还算过得去。费雷德偶尔还会带着舒尔茨去打打棒球，他最喜欢的就是洋基队。而年少的舒尔茨在贫民区长大，结识了三教九流的朋友，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舒尔茨经常和邻居的小孩儿们玩游戏，从一大早一直玩到天黑。父亲下了班或是周末时，会和他们一起玩。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几百个孩子就会聚集在学校的操场里。从那时起，舒尔茨就意识到：你必须表现出色，因为你若是不能获胜，就会被淘汰出局，在旁边待着，看别人玩，直到你被允许再次进入。因此，他总是抱着非赢不可的心态去玩。生活虽然因贫穷而苦涩，但是舒尔茨仍然能从父母的爱中品尝到甜味。
然而，世事难料，厄运降临。
1961年的冬天，对年仅7岁的舒尔茨来说，是那么寒冷。一天，他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和小伙伴们打雪仗，正当他玩得酣畅的时候，他的母亲从7楼的窗口向他挥手，喊道：“霍华德，快进来！爸爸出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进门，就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只见父亲的一条腿上裹着石膏，表情痛苦地趴在沙发上。年少的舒尔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懵懂不知，只是从父母的表情中，意识到不幸正降临到这个家庭。原来，父亲在送货时不慎在冰上滑倒，不仅摔断了左腿，而且胯骨也断裂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父亲失去了半条腿，将终生与拐杖为伴。父亲没受过什么教育，常为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而自豪，可他从未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那个年代其他的蓝领工人一样，父亲的工作环境一直很糟糕，雇主拒绝签订劳工合同，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此父亲出事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更没有补偿金，甚至也没有得到些许的安慰，这使得父亲在身体和自尊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父亲的不幸也使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此时的母亲正怀有7个月的身孕，也不能出去工作。年少的舒尔茨目睹了失去劳动能力的父亲被无情地解雇。他不懂，为什么父亲在工作中受伤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也没有人对父亲抱以歉意和真诚的安慰？为什么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却连最基本的救治都不能得到？这对舒尔茨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贫困带来的痛苦，社会底层生活的压抑。但他并没有愤世嫉俗，抱怨社会，反而让他更能理解和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更激励了他改变生活状态的决心。虽然那时的舒尔茨还很小，但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已经模模糊糊地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他能说了算，他将不会遗弃任何人，也不会让父亲这样的劳工阶级受到这样的委屈。
父亲的不幸遭遇对于这个家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完全没了收入；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家庭，现在更像是一条汪洋中的小船。父亲受伤需要救治，母亲怀有身孕需要营养，舒尔茨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正是霍华德一家最需要钱的时候，然而那时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了。大腹便便的母亲常常为了能吃到下一餐而到处借钱。舒尔茨也常常和母亲清晨去市场买便宜的咖啡和面包，甚至去捡些被遗弃的菜叶。每天在霍华德家的餐桌上，只有少得可怜的面包和苦涩得难以下咽的咖啡。面对着父亲一天天的消沉，母亲时不时的唉声叹气，舒尔茨一边想尽办法去安抚父母，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惨淡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喝到真正香醇的咖啡。
曾经有很多个夜晚，舒尔茨听到父母在餐桌上争论到底该借多少钱，又该向谁借。
一天傍晚，家中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打破了这个危房里的沉寂，一家人不禁被这铃声惊了一下。可电话响了好久，也不见父母有任何动静，眼见父母对电话铃声置若罔闻，舒尔茨忍不住好奇地看着父亲母亲。电话铃声还是没有一点儿停下来的意思，就好像电话那头的人透过电话线发现了房间里的人。最终，母亲说道：“舒尔茨，去接电话……如果有人问，就说……就说我们不在家。”舒尔茨照着母亲的话做了，电话那头正是催债的人。从焦急的声音可以听出催债的人急切的心情，可霍华德一家实在是应付不来。从那以后，只要电话铃一响，妈妈就会让舒尔茨去接电话，告诉债主父母不在家。舒尔茨对这样的电话有着说不出的恐惧，因此，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忍不住紧张起来，每一天，他都盼着电话再也不要响起。贫穷带来的羞愧感和恐慌感在少年舒尔茨的心中开始弥散。
父亲在腿折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失去了他的全部信心和勇气。作为男人，父亲想靠自己的劳动为妻儿换来一餐一饭，然而现在的他却只能靠拐杖行动，还要靠妻子借钱来维持生活，可对这一切，他又无能为力。他开始意志消沉，每日借酒浇愁，酒精让他暂时麻醉自己，也彻头彻尾地把他变成了一个酒鬼。父亲常常为了酒钱和母亲争吵不休，舒尔茨担当起了父亲的情报员，不时从母亲藏起来的生活费中偷些钱拿给父亲，让父亲去买酒喝。虽然舒尔茨也非常不愿意，但也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而父亲酗酒的习惯不仅增添了家庭生活的负担，更让父亲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乱发脾气，舒尔茨简直就变成了他的出气筒，一点小事就会遭来一顿打骂。舒尔茨总是小心翼翼，不想踩到父亲的地雷，可父亲的雷区却无处不在。从这时起，父亲的形象就在舒尔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父子之间的隔阂也渐渐产生。
在霍华德一家陷入困境之时，亲戚成了他们最坚强的依靠。一位是舒尔茨的叔叔比尔·法伯，以前在布朗克斯区有家小小的纸厂，他曾雇佣过舒尔茨的父亲，后来也曾接济过他们。还有就是舒尔茨的姑妈，不仅在金钱上帮助过他们，还给舒尔茨带来了一次魔力般的体验。
在舒尔茨还不到10岁的时候，姑妈带他到纽约市无线城音乐厅去看演出，这真是让舒尔茨大开眼界，他看到了现场的演出，也看到了布鲁克林以外的世界，舒尔茨觉得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见识。
演出结束以后，姑妈带他来到一家他从未见识过的自助服务餐厅，小舒尔茨立即被用餐的形式吸引了。小型的橱窗沿着墙依次排开，从此端延伸至彼端，每个橱窗内都有不同的食物，有苹果派、火鸡三明治和碗装果冻等。那天，舒尔茨选择了一块苹果派。姑妈向机器中投了几枚硬币，橱窗玻璃就升了上去，舒尔茨感到不可思议，姑妈示意他可以去拿他的苹果派了，舒尔茨欣喜地拿到了他想要的苹果派，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新的一块苹果派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取代了原来的那块被舒尔茨享用的苹果派的位置！
舒尔茨觉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啦！
那时的舒尔茨相信了姑妈的话，确信是有位魔术师在后面操纵着这一切。当时的他还想不到，在巨大的墙后面，是一个忙碌的厨房，也想不到任何接连不断填满食物的方法。这只是一个穷小子大开眼界的小故事，但对舒尔茨却意味着更多，这次经历让舒尔茨明白了商人的意义，或许从那时起，冥冥之中他就在向着一个商业帝国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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