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商道传家

　　尽管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但郭鹤年对事业的热情依然不减。郭鹤年看来总有使不完的劲,“赚钱当然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郭鹤年说。其“创业宜趁早,拓业不怕老”的精神广受赞誉。

　　郭鹤年有多个子女,尽管“很难闲下来”,但是,郭家第二代“鹤”字辈确都年事已高,企业领导权正被逐步交到第三代“孔”字辈手中,其中,郭鹤年的长子郭孔丞已接替父职,任香港嘉里集团董事总经理,香港香格里拉国际集团主席;次子郭孔辅任香港电视常务董事,协助管理公司在新、马的业务;三子郭孔字出任马来西亚玻璃市种植公司副主席,仍在主理当地业务。女儿郭淑蔻分管槟城的酒店。此外,郭鹤年的女婿、侄子、侄女均在身边主持家族基金,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并都不同程度地持有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难得的是,郭氏家族第三代成员大多秉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家训,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家族企业团结、统一、高效的优势。

　　1992年,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子女们。不过,事实上,在决策时他依然一言九鼎,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他运筹帷幄,巧妙布局。即使退居幕后,但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之下,郭氏集团继续活跃在亚洲的投资舞台上。在北京、香港、天津、深圳、福州等地,人们也依然可以看见郭鹤年忙碌的身影。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郭鹤年纵横商场半个世纪,事业上屡攀高峰。其成功秘诀是什么?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又有何良方妙策呢?他的商业智慧传承家族三代而不衰的经营之道可列举为以下几点:

　　谦逊诚实,勤奋好学。郭鹤年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吸收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父母常告诫他要待人以诚,要谦虚讲信用,童叟无欺,一言九鼎。他曾受过良好教育,从小就在一所英文学校学习,后来又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年轻时博览群书,使他解决问题时游刃有余。

　　除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也对郭鹤年影响深远。在郭鹤年小时候,父亲郭钦鉴就有意识地培养他对商业的认识、对传统商业道德的理解。郭鹤年曾在一次简短的演说中提到:“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经常提到,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做生意首先应该讲信用、重友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在他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女士受过高等教育,见识过人,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委以重任,让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郭鹤年也没有令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迹,而且更把家族事业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国际大企业。成功后郭鹤年曾对外界表示:“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鹤年最尊敬自己母亲,从来不讲让母亲不高兴的话,不办让母亲不高兴的事。母亲已经90多岁,她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手下的慈善基金会,拨专款救助。

　　和其他成功的企业家一样,郭鹤年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说:“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薄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郭鹤年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不依赖先辈产业,而是走自己创业的道路,奋发向上。他在创业道路上,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奋好学,不但学习国内的知识,更重视学习国际上经商的知识。他不断探索,求知似渴,故能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他认为,只有“辛勤耕耘取得的成果才是甜美的”。

　　善捕商机,巧于经营。郭鹤年在20世纪40年代便能创业,固然与他出身在富裕家庭和受过高等教育有关。然而,他个人的胆识、商业意识和判断力,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郭鹤年在从事企业的生涯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机敏果断,有胆有识,善于判断形势,捕捉住有利时机,进行成功的经营。“做生意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他说。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时,他一马当先,抢先一步,与中国政府合作,投资经营贸易公司和酒店。在国际市场上,他一旦瞅准,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使企业得到长足发展。

　　多年来,不论经营什么行业,他都能得心应手。即使是难度很高的行业,他也能做出成就。在同行业的竞争者中,他常常是优胜者。以糖业为例,在马来西亚与他同时开办的还有柔佛糖厂、森美兰糖厂、吡叻糖厂等。经过数年之后,其他糖厂都亏损严重,但郭鹤年经营的玻璃市种植公司的糖厂和种植园一枝独秀。郭鹤年涉足地产大业时,遇到资金周转问题,但他技高一筹,迎刃而解,更斥资参加了“港澳国际”的投资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地产业陷入低潮。郭鹤年决定趁低买进,大举进攻地产业。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郭鹤年哪来这么多钱经营地产?原来精明的郭鹤年通过抵押集团在香港的一些产业,以此从银行取得贷款,由于他集团财务运行良好,每次都准时还贷,银行信誉佳,贷到的款也更多,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使他在地产业中声威大震。郭鹤年认为,黄金地段的地皮虽然贵,但升幅也大,因此,他决定不惜花大价钱,在黄金地段购买。尖沙咀是香港的黄金地段,而尖东则是黄金地段中的黄金地段,郭鹤年因此选择尖东作为投资地产的首选之地。永安广场以及南洋中心,是郭鹤年与“信和地产”联手兴建的;“幸福中心”则由郭鹤年、信和以及其他地产公司兴建。1983年,他以852万港元购买屯门一块土地,用于兴建游艇会及豪华住宅;第二年,他又斥资4亿港元兴建深湾游艇俱乐部,郭鹤年在地产业上运筹帷幄,令地产界耳目一新。

　　知人善任,领管之道。郭鹤年对手下人奖罚分明,立功必奖,有过必罚。每次投资取得效益,他不是一人独吞,而是将部分股票分转给有功人员,他集团的领导权分操在15人手中,家庭成员仅四五人。他用人不疑,对公司的决策都由主管人员提出方案,取得他的同意后就去执行,充分发挥这些管理人员的才干。

　　除了不断扩建自己的事业版图之外,郭鹤年对领导之道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一是拥有一批强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经理人才,并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站在前线领导,而不是坐在数百里外的营帐。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巅峰时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线分享胜利成果的。”二是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就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陷入困境,就会得到贵人协助。三是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对待员工,郭鹤年认为:“员工能否对公司有归属感,与雇主本身是否公平对待员工,以及给予他们怎样的报酬息息相关。”以他集团属下的公司为例,公司除了给予员工可观的酬薪外,对表现出色的员工,让员工享有公司股权,让他们觉得有耕耘,必有收获。

　　郭鹤年说: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做生意时,难免会走捷径。以后有一点资本和经验,就不能再走邪门歪道,要走正路,尽量不要贪心,可以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找捷径、走邪路,用不正当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他关注事业、高瞻远瞩,对人却礼貌谦和。加上他果敢精明、注重实效,家族成员十分敬重他。

　　谨慎低调,取得政府部门支持。郭鹤年致富后,一度成为公众人物,但他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一般大众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与大多数商业巨子和社会名流相反,他很少在马来西亚社交界露面,并对时事及政府的某些政策保持缄默。即使对社会上有关他的传闻,也从不出面加以澄清,而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对大众传媒而言,他是一个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公开场合也保持低调的作风。另外,他讲话也言简意赅,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维持着一种低调的作风。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政治功名,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早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书时,郭鹤年就结识了同在该校读书,日后成为新、马首脑人物的诸如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胡先·翁与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人,为他后来与政界的往来打下了基础。他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工商部长东姑·拉扎利、马华工会主席陈群川、印尼总统苏哈托等政要交谊甚笃。

　　郭鹤年一直与马华公会的领袖保持着良好关系。1985年,马华公会总主席、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被新加坡法院以唆使他人失信等15条罪状扣押候审。郭鹤年在了解真情后,独自负担巨额保释金,将陈群川保释出狱。这一举动又一次震动了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注目。

　　郭鹤年的胞兄郭鹤举曾先后任马来西亚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德国、前南斯拉夫的大使及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堂兄郭鹤尧曾任新山市民选举的议员,颇孚众望。这些都是支持他办好企业的重要条件。凭借与政界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另外,郭鹤年在经济上还积极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郭氏集团旗下企业有多个项目是与政府机构合资经营的。如柔佛州经济发展局是彩虹工业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吉打州经济发展局是吉打瓷砖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也由政府机构和当地商人控制大部分的股权,郭鹤年本人仅掌握10%的股份。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也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

　　家族优势与现代管理相结合。郭氏集团是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集团主要领导人多由家族成员出任,家族成员在公司拥有相当的股份。如郭鹤年的胞兄郭鹤举,曾先后担任郭兄弟公司主席、马来西亚糖厂董事经理、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董事主席等职。郭鹤年的堂兄郭鹤尧,是郭兄弟公司在新山的负责人,并管理“郭氏基金”。在郭鹤年的统筹、指导下,各成员密切协作,合作得十分成功,充分发挥了家族企业的团结、统一、高效的优势。

　　虽然是一个家族企业,但郭鹤年却十分重视现代管理方法,他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做法,聘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精明能干的人员经营企业。除拥有巨大财富外,郭鹤年还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他诚心对待合伙人和下属员工,作风平易近人,“要照顾别人的利益”是他的口头禅。郭氏集团下属各个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发放相当数量的股份,对表现好的员工更给予特别的奖励。员工持股也是郭鹤年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他的管理哲学是使员工成为公司的伙伴之一,通过把公司的股份卖给员工,使他们成为公司的一部分,产生认同感和积极性。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秘诀。

　　此外,他很少做独资经营。综观郭氏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郭家占有的股权,平均介于20%~50%之间,很少有超过半数的。比如玻璃市种植,他仅占有9.68%的股份;彩虹企业是他一手创立的,他也只拥有百分之十几;马来西亚国际船务,仅仅拥有4%的股份;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他也只拥有24%的股权。他这么做的目的显然在于规避风险,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合作共享,广结亚洲商界精英。郭鹤年能在国际商场叱咤风云,除了过人的商业智慧、胆识及眼光外,出色的交际手腕、广结政商界精英、适时引入策略性商业伙伴也是他成功的要素。郭鹤年被国外报界评为“伙伴制经营商业艺术的大师”。东南亚许多著名企业家,比如,印尼首富林绍良、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香港传媒大亨邵逸夫、香港首富李嘉诚等,都曾经是郭鹤年的合作伙伴。如他携手东南亚航运家曹文锦进军航运业,携手印尼商业巨人林绍良进军印尼制糖和面粉市场。他与香港太古集团合作,在中国销售可口可乐;他与香港李嘉诚和日本八佰伴合作,在日本札幌兴建大型共管公寓及购物中心;他还与法国最大的食糖贸易公司合作;他结盟ADM、中粮,进军中国市场等。

　　他在所有众多合作伙伴中,与林绍良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成为知交和合伙人。林绍良下属的布洛公司专营大米和白糖的进口,几乎垄断了印尼整个米、糖进口生意。郭鹤年直接与布洛公司挂钩,通过布洛公司把米、糖源源不断地运到印尼市场。据当时的商品期货贸易商估计,郭兄弟公司通过三林集团供应的白糖,约占印尼进口蔗糖量的30%。此外,郭鹤年在林绍良旗下的糖厂和公司拥有股权,林绍良也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一位大股东。在东南亚传统华人伙伴制基础上,他通过合股、协作等手段,逐步凝聚自己与伙伴的力量,建立起涵盖东南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与融资网络,也缔造了他庞大的企业王国。

　　1984年9月,郭鹤年和中银集团、华润集团以及李嘉诚、包玉刚、安子介、连赢洲和马万祺等20多位港、澳、新实业家集资5亿元成立港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远东经济评论》指出:“郭鹤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有能力维持其与广泛的亚洲商人及银行家无懈可击的联络结合,他的伙伴皆为亚洲最有势力者之中的名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郭鹤年与陈弼臣家族密切的合作关系,以香港香格里拉酒店为代表。陈氏家族在酒店中拥有不少股份,而曼谷银行则是郭鹤年融资的主要助力之一。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还分别有激成集团主席何瑶琨和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的股份。20世纪80年代末,郭鹤年曾与邵逸夫共同收购香港无线电视,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郭任副主席。后来,邵逸夫决定全力发展香港无线电视,他在马来西亚的主业则被郭兄弟有限公司收购。

　　生活朴素,不计名利。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不追求虚名和炫耀财富。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桌席。

　　郭鹤年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马华控股”事件中得到了体现。1985年,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向新加坡20家银行借款2 000万美元,按照契约规定应在1987年1月偿还。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出现严重亏损,到期无法偿还,意味着马华控股公司面临被接管的厄运。这家公司是马华公会于1975年组建的,主要经营种植业、金融业、制造业、保险业、船运以及贸易等。马华合作社握有马华控股公司的22 000多万股股票,占缴足资本的30%。如果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被接管,马华合作社便有灭顶之灾。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马华公会的前途。值此生死存亡之际,郭鹤年为了广大华侨股东的切身利益,出任马华控股董事会主席。他走马上任后,筹资偿还了全部债务,并使马华控股很快出现生机,渡过难关。郭鹤年等人这种不计私利、力挽狂澜的举动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支持。

　　晚年的郭鹤年是公益事业的积极倡导者。郭鹤年通过其控股的嘉里粮油公司,向主持“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赠5 000万元,并连继5年为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年提供600元至900元的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汶川地震时,嘉里集团及郭鹤年家族捐出1.3亿元支助四川灾区的重建。郭鹤年的捐款不仅涉足教育、灾区,而且对自然生态也作出极大贡献。他常嘱咐子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对自己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他说:“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因对社会的卓越贡献,1989年2月,郭鹤年被马来西亚公司董事学院推举为马来西亚最杰出企业家,并获院士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