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未雨绸缪

　　林绍良能够成为红顶商人,与前印尼强权总统苏哈托密不可分。可以说,林绍良的财富一半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另一半正是依靠苏哈托的关系。林绍良也从不讳言与这位已下台总统的深厚交情——在战场上获得的友谊,远比君子之交更牢不可破。特别是在苏哈托上台后,两人关系最好时,他是印尼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并且获得军方提供全职随身保镖服务。

　　应该说,林绍良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是他独特的胆识与印尼政府强力支持的结晶,在他的扩张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哈托的影子。1965年9月,苏哈托上台,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他决定放弃国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当时,林绍良仔细分析国家经济形势,确定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需要着眼,从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打开局面,而这些领域,也正是苏哈托期待提升政绩的所在。林绍良配合苏哈托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大展拳脚。他先与同乡富商林文镜、苏哈托同父异母的兄弟苏德威卡莫诺以及另一位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商人共同创办了华仁谊根扎拉企业集团,经营土产、麦粉、方便面、水泥等行业。并借助苏哈托政府制定的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69年,林绍良向政府建议建立面粉加工厂时,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了政府批准,总统苏哈托甚至亲自主持了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同年,印尼政府又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2/3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当时林绍良为此专设的波戈沙里公司的创业资本是10万美元,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却给了他280万美元的贷款。10年时间,波戈沙里生产的面粉垄断了印尼80%的市场。林绍良也由此成为了“面粉大王”。

　　与此同时,他通过与苏哈托的特殊关系,获得了政府授予的丁香进口专利,丁香是印尼制造香烟的必需原料,印尼人从孩童时起就有吸丁香烟的嗜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丁香高达3万吨,专利权为林绍良带来了巨额利润。

　　除了食品产业和丁香进口专利之外,依靠和苏哈托的友谊,林绍良还建成年产100万吨的水泥公司,当时是印尼最大的水泥集团,1978年又建成年产200万吨的大型水泥厂。水泥产量占整个印尼总产量的60%以上,同时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

　　为了投桃报李,林绍良不仅让苏哈托本人及其家属参与自己的企业,而且还在公众场面对苏哈托予以了强有力的支持。如1974年,拥有银行经验的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其中苏哈托的儿子占有30%的股份,4年后,中央亚细亚银行获得印尼财政部批准,升格为外汇银行,成为了印尼首个经营外汇的私人银行。1990年,苏哈托总统提议各大财团和合作社必须加以扩大,林绍良又当即表示将其属下企业——印度尼西亚水泥厂1%的股票(共计600亿盾)转移给合作社。此外,苏哈托的长子西吉特、长女西蒂和苏哈托的兄弟苏德威卡莫诺也是该集团的重要股东。

　　当然,在苏哈托当政期间,印尼除了林绍良外,还涌现了大批华人企业家,据当时媒体报道,在1990年,在印尼的200家最大企业中,华人企业167 家,占84%。而1994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名世界最富华人中,印尼华人就有3名,他们分别是林绍良(排名第4)、黄奕聪(排名第8)和彭云鹏(排名第10)。可以说,苏哈托政权在制造华人二等公民社会氛围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类似林绍良一样的超级富豪。自苏哈托上台后,印尼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为6.8%。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印尼保持了国内政局相对稳定,作为东南亚大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印尼,发展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在盛极一时的权势下,苏哈托的儿女也开始掌控印尼数百家企业,从银行业、百货公司到航运、船运等无所不包,可以说,他的家族和亲友网控制了整个印尼。《福布斯》杂志曾经将苏哈托列名世界排行第四的富人,资产达160亿美元,其家族财富则高达400亿美元。

　　虽说在苏哈托总统的支持下,林绍良的事业如日中天,财源滚滚,但也惹来了猜疑和嫉妒。特别是苏哈托政权突然崩塌,也让林绍良遭遇了财富的大缩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饱受冲击,激化的国内情绪将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林绍良的企业王国也受到冲击,财富缩水超过50亿美元。接下来的1998年,印尼又爆发金融危机,当年5月,印尼爆发了旨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权的苏哈托被迫下台,家族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林绍良首当其冲。苏哈托下台仅几天,首先是林绍良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发生存款挤兑,原因是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30%的股份。当时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分行出现大规模的挤兑,在10多天提款达40亿美元。曾有4家华人私营银行甚至想伸出援手,最后也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

　　除了企业受到印尼动乱的冲击之外,林绍良的个人安全也受到了影响。林绍良在雅加达的住所遭到攻击和洗劫,他的城市酒店被烧得面目全非。短短几年,林绍良旗下主要企业由盈利转亏,其中印度尼西亚食品公司外债高达1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水泥公司外债高达8亿美元。面对印尼国内的动荡不安,林绍良不得不开始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尼,而印尼当局也接管了三林集团的许多公司。如2000年9月底,印尼全国银行重组机构宣布,出售三林集团移交给政府的31家大型企业,以便完成政府交托的筹集资金的任务。当时,三林集团31家企业由印尼国有控股公司Holdiko Perkasa所掌管。

　　“那时我还在美国看眼病,消息太令我吃惊,一时几乎无法接受,这也是我面临的最大难关。银行的钱都被他们拿走,我的家产都拿出来登记,旗下工人62万,包括印尼本境22万,假如我们放弃,工厂遭破坏不能生产,这么多工人失业,不可想象,当时印尼政府部分开明官员也开始出来帮我们。”林绍良曾对媒体说。

　　其实,早在1975年,林绍良就在印尼境外的香港开设了一家财务公司。1979年,他又购买了华侨联合财务公司,1989年,他收购了康年银行和远东银行,将其合并成第一太平银行,同时成立讯联电讯有限公司。开始将印尼经营产业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和扩张。

　　这次凤凰涅槃的重生,林绍良记忆深刻。他说:“有时候,人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袭击,也无法扭转大势所趋,但在危机面前,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却能使形势转危为安。”的确,得道多助,林绍良平稳地渡过难关,超越了这个人生大坎。印尼事件后,行善无数的他重新开始集合众人之力重整河山,也是在1998年动乱后,林绍良便开始把发展重点投向国际,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海外市场,如收购新加坡电话公司,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