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空间电影院

在以上理论思路、文献材料启发下，本书尝试深入中国电影产业上一个“点”即大光明电影院，研究其品牌经营管理发展过程，即一条“线”，带动中国电影放映业乃至中国电影产业品牌问题，即“面”的讨论。在此过程中也交织其与社会、文化互动的讨论。

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地方志、历时性研究、深度访谈等。在准备中翻阅大量文献，学科领域涉及电影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为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丰富和完善史料的收集。对现有史料数据用合理的方法去解释。文献分析所得结果，作为深度访谈的基础资料。深度访谈的对象选择大光明电影院集团的决策者、电影院经理、市场部负责人、资深员工和新中国成立前老员工，覆盖高层、中层、基层，也有年龄跨度，真实还原不同历史阶段的大光明。相关采访已体现在书的论述中。

虽有学者在电影历史和产业研究中谈及大光明电影院，但几乎未见对大光明电影院品牌发展、经营管理模式变迁系统分析，也很少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对电影放映企业的品牌经营进行研究。因此，本书将从建筑空间、经济领域及文化传播媒介三个层面对品牌影院大光明展开探讨：

第一个层面，从大光明影院建筑空间切入，指出影院建筑是品牌经营的物质空间，也是建设者美学理念、时代精神和城市空间实践的直接物化表现。并引出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将建筑空间与社会、都市文化、历史联结起来，探讨电影院在都市空间中的生产、实践及意义。

第二个层面，将大光明电影院作为经济空间进行分析，梳理大光明电影院的品牌发展历程和经营管理模式的演变。本书将大光明电影院品牌的发展归纳为品牌创建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品牌维护提升期。

品牌创建期是指大光明从1933年开业到1949年的阶段，经历了品牌命名、品牌定位、品牌形象塑造，创立中国电影院第一品牌。因社会动荡，大光明的组织流转相当频繁，但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贯穿始终，品牌营销手段也丰富多样，维护其良好口碑。大光明品牌创建十分成功，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到后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品牌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指1949年到1978年，因为经济体制转型和政治影响，品牌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特色。这一阶段又细分为1949—1957年，是电影院社会主义改造及国家“一五”计划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院转为国营企业。国家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的管理体制也发生根本变化。电影院的经营管理模式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品牌的资本主义属性消退。1958—1965年是“大跃进”和“文革”前，政治对电影放映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强。虽然电影发行放映业尝试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组织电影放映业托拉斯，简化发行放映的管理，但一切随着“文革”到来戛然而止。1966—1976年是“文革”时期，电影事业遭到极大破坏，这10年是电影院品牌发展受波折的10年。

品牌的维护提升期指的是1976年至2014年。其中1976—1993年是中国电影业改革初期，大光明电影院经过全面整顿和复苏，经济属性逐渐恢复。它的品牌重新定位、组织开始调整、建筑得以改造，并恢复多种经营。1993—2002年电影发行放映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光明电影院的经营管理模式也不断调整，取得一定成绩。但之后受到电视和多厅影院的冲击，品牌发展遭遇挫折。2002年院线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国电影放映业发生巨大变化。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多厅影院成为发展主流；发行和放映的数字化程度都非常高；影院建设向二三线中小城市快速蔓延；影院的品牌意识建立，在加强经营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开始融资上市，谋求品牌增值；新媒体和新技术给影院带来更广阔市场。全国几十条电影院线纷纷成立，大光明电影院成为大光明院线的金字招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光明院线定位清晰，以中型院线自居，开始品牌提升进程。本书用SWOT分析法详细阐述了其品牌提升战略和发展趋势。

第三个层面，分析电影院作为文化空间对品牌文化传播以及功能的变化。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媒体的进步，电影院不断变化自身文化角色。半殖民地时期电影院主要是殖民、消费、品牌文化传播的空间，推动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政治动荡时期，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不仅是殖民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温床，而且成为政治话语空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电影院的经济属性逐渐恢复，再一次成为文化消费空间。全球化语境下它又转化成全球化消费、品牌文化和体验经济的典型空间。本书还结合电影院国际发展，通过横向对比与分析，进一步探究中国电影放映业品牌激活与发展的前景。

结论部分，总结大光明电影院品牌经营发展，映射中国电影放映业经营管理的历程。当下中国电影放映业需形成院线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和品牌文化，完善制度保障，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