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上海娱乐业背景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各个行业进入发展黄金时期。“大上海”、“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等美誉成为这座城市代名词。上海娱乐业从物质层面看，场所建设基本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娱乐群体、娱乐消费观念等都在这个时代逐渐成型并稳定发展。

上海开埠以后，人口急剧增长。1900年到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人，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1935年《上海市年鉴》综合华界和公共租界的统计资料，统计出全市总人口370.10万人，经济人口227.04万人。（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三卷人口，2013-08-04.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7/node4564/index.html.）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为上海娱乐市场提供发展动力。

上海人口迅速发展是因为移民大量涌入。开埠初期，外国商人和投机家抱着对东方神秘土地的憧憬来到上海，划定租界，在一片处女地上进行城市建设。清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因上海有租界势力保护，江浙地区富商为避祸举家迁徙，同时寻找发展机会。之后随着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各地破产农民怀着发财美梦成为上海滩的劳动力。总之各个阶层都难以抵挡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对于富商巨贾来说，‘投资、利润’是动力；对于达官贵人而言，追求享受是目的；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求得新生活是理想的目标；而文化人看中的是发展机会与天地；艺人着眼点则在于，‘五方杂处’意味着知音更多；在贫困的下层青年心目中，上海是个能够摆脱出身的阴影而通过努力争得前程的地方……”（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分工更细化，贫富差距也更明显，城市居民已形成较稳定的社会阶层。社会上层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是新式戏院高级包厢、高级舞厅和豪华电影院的座上宾。

社会中层是以职员、知识分子为主的白领阶层。据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粗略估计，全市有职员20～30万人，居全国之首。这一阶层“中上层收入较为富裕，中层亦足以小康，下层则虽无饥寒之虞，但维持生活也非易事。”（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23.）不管怎样，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人数众多，消费能力强，是上海消费的主流，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都市居民的精神风向标。社会中层以戏院、游乐场、舞厅、电影院的中层消费为主。

社会下层则包括工人阶级和苦力。据统计，1934年上海华界有工人43.4万人，占华界就业人口总数36.38%。公共租界中工人占就业人口总数25.23%（注：翟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娱乐空间及其分层研究（1927—1937）［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50.），是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这一阶层收入微薄，但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对文化娱乐消费仍有渴望和需求。“即使年收入最低的200~300元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35-336.）当然，由于消费能力有限，社会下层仅能出入地方戏院、露天游乐场以及三、四轮电影院等低消费场所。由此，上海形成庞大的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娱乐消费群体。

上海是一个有着悠久商业传统的地区，开埠后富商大贾越来越多。一般市民，也因商业繁盛而有相对多的收入机会。这是上海消费主义形成的物质基础。再加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上海市民对待消费的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市民阶层中保守、封闭的消费理念逐渐被物质享受、崇尚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所代替。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申报》上就出现《劝人行乐说》、《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及时行乐说》等评书章，鼓励国人改变传统观念，提倡健康有益的休闲娱乐活动。

之后上海经济快速发展，中西各种奇巧产品不断进入市场与人们生活，造成上海人喜欢、接受新事物，求新求变的个性。因物质极大丰富，随处可见商业广告宣传，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也养成上海人追求时尚的消费心理和习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进入商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实效至上，利字当头。对社会人的衡量也有一套世俗标准：男性应追名逐利、渴望成功、参与竞争，还需具备健康的体魄、发达的脑力和实用的知识。女性应具备肉体美、行为美、服饰美，还要有西方运动和交际观念。而这些世俗标准恰恰与消费紧密相连。男性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脑力要靠消费各种营养品和医药补品获得，实用的知识依靠教育投资和文化消费而达到，华丽外表以及优雅举止同样要在服装和各种娱乐消费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而女性符合美的装束，无一不靠消费来实现。消费在这里成为实现美的唯一而直接的手段（注：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J］.学术月刊，2005（4）.）。消费也便捷地将社会分为三六九等，成为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途径。

上海市民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和与国际接轨的消费观念，促进了上海文化娱乐业的繁荣。

近代上海不仅是大众文化娱乐业中心，也是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中心，两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1880年以后，全国报刊总数50%以上在上海出版，且具有全国影响的大都在此。除中文报刊外，还有英、法、德、日、葡、俄等各种外国文字报刊。1900年前后，上海已经发展成全国报刊出版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先后创办中文报刊达1200种，而早已创刊的《申报》、《新闻报》等则一直保持着报界龙头地位（注：姜义华.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J］.学术月刊，2001（11）：50.）。丰富的报刊培养了上海市民阅读习惯和信息采集方式，也成为市民进行娱乐文化消费选择时最强有力向导。

近代大众媒体兴起，娱乐业迅速与其结合起来，利用大众媒体的受众面扩大影响。最初的形式是刊登娱乐广告。早期娱乐广告简单，一般只有何地何时演何剧之类，缺乏自我宣传意识。后“戏园剧目告白”出现演员名字，登载剧情和舞台布景描绘，增加广告效果。大众媒体的加持拓宽了观众选择范围，扩大了娱乐业影响。

随着娱乐业逐渐发达，消闲报纸——俗称“小报”应运而生。最有名的有《游戏报》、《采风报》、《消闲报》等，主要报道十里洋场娱乐圈新闻、盛事和广告。另有娱乐场所发行的报纸。如游乐场“新世界”专门发行《新世界报》，游客可从上面找到“新世界”内游艺节目的所有信息，还有一些娱乐新闻消遣。《大世界报》在“大世界”开业前半个月就出了创刊号，先声夺人，取得良好宣传效果（注：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D］.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05：24.）。这类消闲报纸的盛行，为娱乐业营造良好的娱乐语境。

大众媒体对娱乐活动、人物的报道，产生市场轰动和明星效应，对城市娱乐风向有引导作用。如1926年“新世界”举行中国最早的电影博览会，在《申报》、《新闻报》上大作广告，出版五期特刊。同时举办“电影女明星选举”活动，备受瞩目。选票刊登在《申报》、《新闻报》和《新世界报》上，投票参加的读者达到万人以上，引起社会轰动。女明星的服装、容貌、参演影片、生活轶事都成为市民茶余饭后谈资。该选举借助大众媒体一举成为当年娱乐盛事，“追星热”也从此悄然流行。

娱乐业的繁荣同时促进大众媒体发展。1923年后，国产影片开始占领市场，催生一批报纸电影副刊、专栏和电影杂志。内容包括影坛轶事、明星生活，影评文章，还不乏涉及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美术等电影各个领域论文，另有国际影界新动向等。据调查，仅1925年出版的电影杂志就达20种以上（注：张伟.沪渎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76.），以后每年陆续有新刊物面世，在市民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

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庞大的娱乐消费群体，娱乐消费观念经大众媒体的宣传较为普及。因此，电影顺理成章的选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萌芽、发展。

小结

上海由于租界的划分，开埠后成为中国近代娱乐业最发达的城市。电影发展最为迅速，它的输入和电影院的兴建，被视为现代娱乐文明在中国确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也由此开始。大光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闪亮登场，以下将分建筑、经济、文化空间三个层面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