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殃及大光明（—）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浩劫十年，电影事业遭到极大破坏，面临崩溃。

电影制片方面，从1966年到1972年，电影生产和创作处于瘫痪状态，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1967到1969三年只有新闻纪录片。1970年到1972年共拍摄10部“样板戏”。这主要因为电影生产、创作人员都被卷入政治运动中，被迫害、下放和清洗。人心惶惶，遑论艺术创作。自1973年后，故事片生产恢复，1973年到1976年9月，共拍摄76部故事片和若干舞台戏曲片（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92-193.）。“文革”十年，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不足9部。

“四人帮”鼓吹“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把制片生产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统统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使得制片成本大大提高，普遍出现亏损。7个故事片厂利润从1965年的630.1万元，下降为1976年的326.9万元，降幅达48%。

电影发行方面，1949年到1966年摄制的数百部影片被诬为“毒草”，禁止发行放映。准予发行放映的只有8个样板戏和“老三战”影片。“文革”中总共发行国产影片70部，其中6部是重拍的故事片，十几部是样板戏，还有36部是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进口影片。由于节目数量少而单一，“文革”十年发行收入只增加59%。中影公司由一个年年盈利的企业变成亏损大户，10年亏损达2089万元（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55-156.）。

“文革”伊始，中影公司就放弃对全国的业务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成形的经营管理制度被诬蔑为“经济挂帅”而遭否定。1970年6月，中影公司革委会否定“票房价值论”，新拟定票价：大、中城市分为四级，3角、2角5分、2角、1角5分；小城市（镇）、县城分两级，1角5分和1角；农村不售票，以包场为主（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94.）。票价进一步降低使电影发行放映盈利更加困难，雪上加霜。

电影放映方面，“文革”初期，城市电影院从1965年2528个减少到1966年1514个，减少1000多个。到1975年城市电影院数量只恢复到2413个，比“文革”前减少115个。由于多年来全国电影发行收入主要来自城市电影院售票收入，而且采取“以城补乡”政策，所以城市电影院的减少直接影响整体发行收入。当然，农村集体出资兴办的放映队10年间增加49298个，推动了农村电影事业发展，但对整体收入贡献不大，而且很快遭到淘汰。农村放映队和城市电影院数量相加，“文革”十年增加4.2倍，但观众只增加2.9倍，发行收入仅增59%。电影的经济效益大大降低（注：季洪.新中国电影事业建设四十年（1949—1989）.北京：内部资料，1995：155-156.）。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电影院由于政治运动，观众骤减，只能勉强维持放映，惨淡经营。北京的电影院在全国性大串联中，还全部停止电影放映，改为红卫兵接待站。影院职工轮流值班为红卫兵服务，供应食宿、开水等。后随着红卫兵白天外出串联，各影院日场开始放映新闻纪录电影和新闻特辑影片，免费招待观众（注：于丽.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11.）。这样的影院奇观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见到。

1966年8月22日大光明宽银幕电影院改名为“东方红电影院”，于1970年4月恢复使用大光明原名。1966年12月8日起至1967年3月因串联停业。这对影院品牌来说是毁灭性打击。品牌是消费者评价和认知一个企业产品、服务、文化价值的主要方式，是可以触发受众心理活动的商品标识。而标识一般不轻易改动，因为改动会带来受众的困惑、陌生感和品牌价值丧失。大光明品牌一直口碑良好，在全国人民心中含金量颇高。这种不顾经济规律的做法只有在“文革”混乱时期才可能出现。

1967年4月17日大光明恢复上映电影。但放映影片只有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国产片《南征北战》、纪录片《掀起革命大批判》、《全国学大寨》和苏联片《区委书记》以及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海岸风雷》等（注：周逸童，曹永孚.大光明电影院史略.内部资料，1989.）。从大光明电影院1957年到1976的财务报表可见，影院收入从1961年起就不断下滑。1966年比1965年营业收入降低19%，1967年比1966年更是下降48.5%，到1968年跌到谷底。1969年后虽有小幅增长，但再也无法达到“文革”前水平（见图4-7）。1976年“四人帮”强行下放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削弱专业计划、统一领导，上下脱节。幸好“四人帮”被及时粉碎，避免电影业的进一步混乱。“文革”十年对大光明品牌的冲击巨大。

图4-7　1957—1976年大光明电影院年收入与盈亏示意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上下百废待兴。1978年全国发行放映系统得以整顿，中影公司恢复对全国影片的管理和拷贝供应计划，重建全国统一的财务统计制度，恢复业务计划四项指标的制订工作；并拟定《关于整顿影片发行渠道的意见》，对全国发行渠道进行梳理和整顿，加强对放映网的管理，为重回正轨奠定了基础。经过整顿，1977年全国电影放映收入大幅度提升，比1976年增加2.15亿元。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2.87亿元。电影业的元气慢慢恢复（注：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94-197.）。

图4-8　1974—1978年全国电影放映收入走向

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浩劫，电影生产停滞而畸形，影院难为无米之炊。国家经济制度遭到摧毁，电影事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幸中断，是无计划、无管理、无经营、无片源的10年。大光明电影院的个体遭遇是整个行业缩影。其新中国成立前实行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文革”十年也是大光明品牌波折的10年，影院营业、内部管理、影院宣传都处于无序状态，连基本资料和信息也难觅痕迹。“大光明”这一品牌能在如此混乱的年代存续下来已属幸事。

小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光明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建设时期，转型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影院名称改为“大光明电影院”。在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电影放映业逐渐恢复活力，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跃进”后，政治对电影放映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大光明电影院的经济属性进一步削弱，品牌发展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电影发行放映业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但一切随着“文革”到来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