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电影院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影院作为文化企业，其品牌在经营中逐步形成文化积淀，代表影院和消费者的利益认知和情感归属。大光明电影院作为文化传播空间，与社会政治、经济不断互动：它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是殖民与消费文化空间，同时也是革命话语地；新中国成立后，它是意识形态宣传空间；院线制改革后，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它又演变成全球化消费与体验空间，全球化、消费主义、商品化在此展露无遗。

提到空间，很容易联想到哈贝马斯的“Public Sphere”，有译为“公共空间”、也有译为“公共领域”，为不引起混淆，文内采用“公共领域”这个译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权利和私人领域之间，并对两者进行调节的领域。他的研究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再从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领域是指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公民在公共领域内通过自发的交往推动政治和民主进程。“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也依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还有习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上海开埠后除租界外仍处于封建政权的统治下，后虽经数次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但法治国家的机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未建立起来。“民主”、“自由”、“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口号直到五四运动才传入我国，所以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上看无法与公共领域合拍。上海开埠后殖民者虽把欧洲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带到租界管理中，华人传统社会也只是从表象开始学习，市民社会的内核——自治、平等、自由、法治、安全等元素并未真正纳入范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是没有“以动机和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为“自发的公共交往”提供有利土壤（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9.），也即“公共领域”在此时的讨论是一个伪命题。

书中研究的电影院空间是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在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公共空间是文化传播媒介，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