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改革方式的微观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想运用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路径作出理论的分析，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从一个理论侧面上总结出来。[1]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人，作者希望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通过实证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传播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作出贡献，而且为当前国际上正在兴起的主要以研究经济改革的方式或怎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过渡经济学”作出我们经济学家应有的理论贡献。[2]我的这一研究试图提供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3]研究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逻辑是一个在国际上争论十分激烈的理论问题。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是否可以由中国的改革方式来解释？中国的改革方式是否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行思考。
无论如何，始自1978年的农村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4]，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基本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分别参见表1.1和图1.1与图1.2），而在80年代末开始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却经历了经济的严重衰退与迅猛的通货膨胀（见表1.2），这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从经济理论研究这个层面上来说，如何解释改革中国家的这些不同经历却仍然是当今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
图1.1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1978—1992
注：所有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单位为10亿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表1.1 中国经济改革的绩效：1978—1992
注：—表示没有数据。
资料来源：IMF（1992）；《中国统计年鉴》（1992）；Qian（1993）；Wong，Heady和Woo（1993）。
图1.2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1978—1992
资料来源：根据本章表1.1中的第二列数据绘制。
表1.2 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注：*1993年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1，no.3（September 1993）：370—378。
我们知道，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研究和政策主张中，总的来说，目前在国际和国内形成了两种彼此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可概括为“大爆炸”的改革理论，或“一揽子过渡”的政策主张。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主要见之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文献（如Lipton and Sachs，1990；Ericson，1991；Wolf，1991；Blanchard et al.，1991等）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IMF，et al.，1990）。这个理论的背景被认为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直接运用与所谓“构建理性主义”逻辑的推演。简单地说，“大爆炸”的改革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局部地或逐步地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和策略都是不可行的；而且，因为清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是一个市场经济真正运作的前提，所以改革只能是激进性的一次到位，实行迅速的完全的私有化，而不能分步走或进行局部改良。[5]
另一种观点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他们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出发，认为渐进改革的方式在实践中是可行的，而完全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并不会产生如它们在西方经济中那样的理想效果，也不会立即产生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改革可以在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进行局部的改良和逐步深化。根据这一观点，改革可以是局部的、渐进的、试验性的和增量主义的。虽然渐进改革的支持者以中国改革的成功经历为经验的支持，但是却面临着理论上的单薄这一弱点，因为，一旦我们离开个别的具体的改革“经验”，我们就必然走进“理性”世界。事实上，我们在“理性世界”始终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为什么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在其改革路径完全偏离了正统经济学开出的处方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中国的改革策略或改革方式呢，还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简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这条路径是否经得起经济学逻辑的检验？即使人们能够用“歪打正着”来形容中国改革方式的选择，但这仍然说明中国的改革路径符合了某种逻辑。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那么“大爆炸”改革理论的支持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比如中国在改革前所特有的良好起点和外部优势（如Sachs and Woo，1994b；Qian and Xu，1994）。[6]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运用现代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过渡模式作出理论的实证分析与描述，“解读”中国式改革的经济学逻辑，同时与“大爆炸”改革理论进行比较，[7]研究中国渐进主义改革方式的比较优势。
为了“解读”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学逻辑，本书将重点研究中国工业部门在1978—1992年间的改革路径并把这一过程中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进行抽象，使之不仅能充分体现中国改革路径的重要特点，而且能成为我们从事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可以操作的逻辑结构。[8]本书认为，对于渐进式改革而言，当生产的制度结构不可能发生迅速的和彻底的变革之前，当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仍处于某种程度的软化时，价格制度的改革就变得十分重要，它是放松计划控制和引入市场竞争的关键性改革。在价格改革中，如何处理价格的计划控制、价格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关系将对过渡初期的经济能否维持生产的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本书选择从价格改革入手来研究中国改革方式的理由。对中国而言，本书认为，价格“双轨制”比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的方式。具体地说，中国的改革后经济是以有计划配额的价格双轨制为模式的双轨过渡中的经济，而本书的任务就是对这种独特的“双轨过渡”方式进行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以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经济学支持，把中国改革的方式转换成可以由正统经济学加以解释的逻辑结构。为此，本书将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模式为什么能诱导经济的快速增长？按照现代正统经济学的逻辑，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将比垄断市场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所以，我的这个问题将进一步转化为，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方式或价格双轨制过渡模式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的竞争性从而避免了使原有的国有生产部门变成市场垄断者的风险？从大的框架来说，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能够在价格双轨制的逻辑结构里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产业组织”理论。[9]为此，研究双轨过渡过程中的国有部门行为和进行市场结构方面的理论分析就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了。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改革的路径是从力图改善国有部门的绩效开始的。改革被视为在计划体制和国有部门内部“引进”市场作用的过程。[10]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自然也就可能是一条连续的时间路径。而从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这种局部改革方式可能会导致一个明显的“两部门结构”，即一个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的传统（国有）部门和一个迅速成长的新兴（非国有）部门。在这样一个二元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是本书所进行的微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为此，本书从价格双轨过渡模式入手来理解中国改革的策略选择或改革的方式，研究双轨制在中国怎样促进了而不是摧垮了传统部门的生产和增长，改革的过程是怎样改变传统国有部门与在改革中不断壮大的非国有新兴部门的关系的。作者深信，经济改革的过程或经济的转型是现代经济学可以充分发挥其分析能力和功效的一个宝贵领域，而经济学家似乎也应该能用不太复杂的逻辑来说明改革的过程和改革中国家的不同经历，因为我深信，简单是理论的生命力，理论越简单，它就越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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