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战略有过一场争论，在那场争论中，主张平衡发展战略的学者实际上主张“大跃进”战略，而非平衡战略的倡导者则主张渐进的推进方式。而在今天，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谈论最多的也同样是改革的推进战略问题，特别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比较优势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被认为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或局部的，而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被看成是激进的、“一刀切”的、“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式的、“速冻火鸡”式的。虽然个别学者已提出批评，反对这一“两分法”，也有的学者不同意把中国的改革定义成渐进式改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通过这样的区分来更好地刻画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异，并企望这种差异能有助于经济学家对不同改革路径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从理论上总结出可以加以移植的改革经验来。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在激进—渐进的“两分法”内，中国改革完全是经验主义的，而俄罗斯的改革则是理性主义的，这一理解很自然把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方式的差别上升到了认识论和哲学的层次，认为改革方式的差异代表了世界观的差别。[14]由于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居主流地位的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所以，激进改革方案被认为具有完美的逻辑一致性，而中国的改革道路则似乎难以从现有的正统经济学中找到什么可以加以支持的论据。[15]但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的增长又使不少的经济学家得出相反的结论：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也许是成功的，而东欧和俄罗斯的激进主义改革却可能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激进改革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切只能是渐进的，激进改革在政治上也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人们便一方面从哲学意义上把渐进改革的理论基础追溯到所谓的“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Murrell，1992），[16]另一方面则试图从激进改革的不可行性，而且往往是从激进改革的社会成本上来批评激进改革策略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必须看到，激进改革的不可行性并不能简单地用于说明中国的渐进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这样一个事实。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并不意味着“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彻底失败。萨克斯在最近出版的《波兰向市场经济的跳跃》（Sachs，1993）一书中甚至还乐观地认为，“休克疗法”正在奏效，情况在波兰正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休克疗法”也需要时间。[17]在1993年4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大卫·多拉尔（Dollar）称，越南采纳“大爆炸”的改革战略已使其经济迅速获得了增长，而彼得·波纳（Boone）在同一个会议上指出，蒙古实施激进的立法和政治改革，创造了大量的私人部门，帮助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18]也许激进与渐进改革孰是孰非并没有什么理论意义，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提到的那样，在这里完全区分经济学上的理性主义传统与经验主义传统并把两者对立起来并无助于把对问题的分析引向深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一个国家选择一种改革道路走向了成功，而一个国家选择另一条改革道路却使其经济至今没能摆脱困境。因此，理论的研究应该去说明中国沿着它所走的改革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地发展其经济，而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的大幅度衰退。
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4b）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要素》中试图来解答这个问题。作为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并不能表明渐进改革优于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改革。为了前后一贯地坚持激进改革战略的相对优越性，也为了回应中国经济改革成功这一经验事实对激进改革理论的挑战，他们的论文试图要论证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后呈现出的绩效差异主要可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的差别来解释。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而苏联是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经济，而且在国有工业部门，工人是被高度补贴的，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中，城市就业工人不可能像农民那样愿意离开国有部门到其他部门中去，哪怕其他部门的生产率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工业部门就成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重障碍。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发生，是因为庞大的农业部门包含了大量的未受补贴的非就业农民，农民劳动的再配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净的收益。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的成长以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但是，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这种情况所以发生，仍然归因于中国是个城市工业部门狭小而存在着大量未就业农业劳动力这一特殊的结构条件。因此，萨克斯和胡永泰的分析隐含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并无什么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有关。他们甚至进一步认为，对于一个拥有庞大的农业部门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改革类似于正常的经济发展，其中心任务是将农业过剩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19]
萨克斯和胡永泰的理论显然忽略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改革后的调整特征。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资源（如劳动力）在改革后中国的原有经济部门之间是怎样转移的。他们只是把中国在改革前所具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后的调整简单地并且全然归因于刘易斯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这也是他们理论的粗糙之处。根据林毅夫等人（1994a）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78—1992年间，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劳动力人数都在增长，而且改革期间传统国有部门的投资水平和份额并没有下降，事实上每个部门的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都在加速，即使传统国有部门的年增长率也是正的。所以，中国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并非如萨克斯与胡永泰所预料的那样，农村工业和经济中的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是由于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相对容易地转移到了非国有部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造成的。实际上，路易斯·波特曼（Putterman，1992）在1992年的论文中就曾指出，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农业部门和相对狭小的城市工业部门，但是中国却未按照二元经济的常规方式来转移它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是走了一条靠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来吸纳劳动力的非常规方式，或按照路易斯·波特曼的说法，发展了“第三部门”。这一说法与增量改革和渐进主义的含义倒是不谋而合。在增量主义者们看来，他们所说的渐进改革，其特点就是在国有部门外生长出一块非国有部门来，这一块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承担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配置的功能。所以，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是用新创造的资源不断流向更有效率的经济部门从而起着调整原有经济结构的作用。
提到增量主义，人们就会想到发展经济学。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其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b）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合理性和中国改革经验的意义。与萨克斯和胡永泰的方法不同，林等人的研究虽然也是从经济结构入手，但他们选择了资源禀赋（它决定一个理想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它决定实际的经济结构）在传统体制下的冲突这个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改革（即缓解这个冲突）方式与改革的路径。他们从这个角度把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归结为资本稀缺阶段强制推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和部门间资源配置扭曲，进而造成无法有效地利用资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激进式改革或所谓“休克疗法”的改革思路，试图提供的是一个能够改进激励并诱导资源存量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制度框架，但它忽略的是改革成本。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对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形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形曲线”。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的做法，而是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它们配置到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制的部门。由于资源存量的生产没有遭受破坏，而新创造的资源配置到与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避免了“存量导向”的激进改革策略所引起的“J形曲线”的后果，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他们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激励低下和非优先部门受压抑是所有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共同特征，因此，中国的改革策略对其他推行相同发展战略的国家具有一般性意义（林毅夫等，1994b）。[20]
林等人的上述研究批评了萨克斯和胡永泰（1994）的研究结论，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增量主义特征对于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重要性，而且提供了在逻辑上更为简单和优美的理论。虽然，他们的理论提供了依靠增量来调整原有结构存量这一改革方式的内在逻辑，但是，这个理论却难以解释前苏联的渐进改革（1985—1989）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当前俄罗斯也采取了增量主义的改革方式，形成了经济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并存的“两部门结构”却没有成功地实现经济的增长。
如果从增量主义的观点来说，那么，正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最具普遍性、最自然也最独特的过渡方式便是“双轨制”（dual track system）。双轨制虽然最初出现在价格改革领域，但是，中国有很多领域内的改革方式都具有“双轨过渡”的特征。所以，对于研究中国改革方式的学者来说，双轨制无疑应成为一个最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除了一些学者对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作了经济学分析之外（如Zhao and Wu，1987；Byrd，1991），不少学者还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把“双轨制”视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樊纲，1994；Naughton，1994 a，b，c）。例如，作为对萨克斯和胡永泰过分强调改革起点或经济结构的重要性的一个理论回应，巴里·诺顿（Naughton，1994b）则坚持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中国的改革绩效优于俄罗斯的主要原因。就中国的改革策略而言，他特别强调的是体制上的双轨制。他认为体制上的双轨制的存在使得中国改革后经济逐步获得了“来自计划外的增长”（growing out of plan）。根据诺顿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双轨过渡特征使得原有的国家垄断有所放松，国家垄断的放松使新兴部门获得了迅速的“进入”，而新兴部门的进入创造了竞争，竞争的压力反过来又必然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改善，结果，双轨制的存在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类似地，樊纲（1994）把这种双轨制干脆称为“体制双轨”和/或“所有制双轨”。他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体制双轨的最重要后果是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他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先不能触动许多既得利益，先不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是先在旧体制的旁边（或“边际上”）发展新体制，因而必然出现一种“体制双轨”的局面，通过较长时期的“双轨制过渡”完成改革（樊纲，1994）。
上述这种关于“计划外的增长”或“体制外改革”的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和解释改革的成功无疑是重要的理论分析，双轨过渡无疑是可以刻画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重要特征。“计划外的增长”的理论分析也好，“体制外改革”的理论分析也好，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粗线条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叫做“两部门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共存的混合局面，并认为不断发展非国有部门的份额是中国改革所以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任何一个采取渐进主义、增量主义的改革中国家，局部的市场化改革都会使过渡中的经济趋于演进成传统国有部门与新兴非国有部门并存的“两部门结构”（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个问题）。例如，苏联（1985—1989）的局部改革就典型地形成了苏联经济的一个“体制外”部门，这个“两部门结构”为什么没能成功地使苏联的改革后经济获得“来自计划外的增长”？另外，仅对中国案例而言，“体制外改革”的理论还不能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一事实中立刻告诉我们，“计划外”这个市场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下，这个“计划外的增长”究竟能有多大？如为什么在体制外的改革方式下传统国有部门也在增长，以及为什么在这种改革方式下乡镇企业（TVEs）会比机制更加优越的私人部门增长得更早和更快？“体制外改革”理论对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给予回答。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释势必要研究传统国有部门（它居主导地位）在双轨过渡中的市场行为，也就是要进行微观经济分析，特别是产业组织或市场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