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理性的思考

在2.1节我们已经提到，实际上198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苏联、东欧的体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变，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遭遇突发事件而面临着停滞的危险。西方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时候对于改革应采取什么方式似乎也达成了“共识”，几乎没有人会对激进的改革方式提出什么异议，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必须大胆地摧毁旧的体制，尽可能快地实施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方案。^[12]

但是，从东欧和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方案以来的经历看，结果远比预期糟糕得多，改革不仅比想象的难，而且比想象的慢。这样一个改革的结果不得不使人们反过来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激进改革模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彼得·默雷尔教授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说：

现在很清楚，激进改革模型在东欧国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实施问题（implementation problem）。这些问题损害了模型的最重要的特征——逻辑一致性（Murrell，1992：80）。

默雷尔的工作对激进改革模型提出了批评（Murrell，1990a；1990b；1991a；1991b；1991c；1992），不仅如此，他的研究工作还为渐进式改革从理论和哲学层次上作了辩护。^[13]在现有的文献里，主张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经济学家除了默雷尔之外，还包括科尔内（Kornai，1990），麦金农（Mc Kinnon，1991）等。这里，我们将基于默雷尔的理论工作对渐进式改革的哲学基础问题做些分析和评论。

默雷尔认为，对渐进改革理论的哲学支持可以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理论派别。一是“演进经济学”（Schumpter，1950；Nelson and Winter，1982）。另一个是所谓“保守的政治哲学”（Burke，1970；Popper，1971；Qakeshott，1962）。演进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始于熊彼特的思想（如195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后经纳尔逊和温特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见之于他们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这个理论仍然是实证性的经济理论，它主要研究技术的变迁和经济的增长发生机制（他们把这种机制视为市场的“自然选择”功能）。而“保守的政治哲学”（conserv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则是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规范理论。不过，这两个学说的基本哲学是相似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所遵循的不是所谓“构建的理性主义”而是“演进的理性主义”。^[14]

这两个学说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信息处理”的机制。每个人的知识、信息总是很有限的，而整个经济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对每个个别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和储存，形成一个社会的信息知识存量。从这个信息或知识存量的累积性发展来看，社会的变迁只能是演进主义的。它们对于社会变迁的方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攀着石头爬山”（这看上去与中国改革领导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个登山者面对的是处在云雾笼罩之中的山峦，每个人所有的信息只是限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已走过的山路。在此情况下，一个安全稳妥而且也是最恰当的爬山策略应是：小心翼翼。每行走一段距离便要对原有的对山的信息存量进行一次修正，而那种跳跃式前进极可能命丧谷底。社会的变迁也正如登山，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张蓝图，所能做的仅是：各个击破，分步推进。

对于人类知识，这些理论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有限性假设；二是所谓“边学边干”。前者认为，人的智力相对于“无涯”之人类社会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使得由具体的人构成的组织其功能必然也存在着一个极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和组织都不会是无限理性的，其经济行为仅是其有限信息中的“理性”，特别地，成长于旧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组织与一个新的人/组织在其行为上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和组织是很难理解和支持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的，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因为他们原有的知识存量无法发挥效用。

“边学边干”或“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假设认为，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知识，它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有着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阅读书籍来掌握它；另一种类型的知识是实践型或个人型知识，它是无法“言传身教”的，获得它的唯一途径是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个人型的知识包括人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对特定的人和组织的信息。

根据默雷尔的说法，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虽然其理论体系不同，但其相似的“世界观”使得它们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关于“社会变迁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个基本理论假说。如果用R表示改革收益，S表示改革速度，这意味着，因为现存的组织总是产生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正常发挥功能同样依赖于相应的社会环境，改变的力度越大，割断组织间的原有联系就越多，这样每个组织就会丢失其生存以及反应的信息，妨碍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他的身体各器官可以适应在几小时内温度变化50度左右，但如果是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这样的变化，他的机体大多来不及反应而会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会大病一场。

总之，人类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累积起来的，因而避免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就可降低改革的组织成本与信息成本；如果采用激进式变革，则必然破坏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存量，这样人们便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改革的组织成本与信息成本。

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信息从来都不是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的，而只是以分散的、零碎的方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分散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能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改革的收益，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由于信息不足而可能会陷入困境。

基于以上我们对于演进理性主义的经济哲学的讨论内容，可以看出，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讲，那么激进改革方案中显然包含着大量的“构建理性主义”的东西。因此现在很有必要比较一下渐进改革方案与激进改革方案的差异。根据默雷尔（Murrell，1992）的工作，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改革的顺序问题。

在激进改革的方案中，其每一个改革方案都是以其终极目标为参照系的，追求以尽快的速度尽可能地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的特征（即“一揽子过渡”），排斥所有与其终极模式不完全吻合的中间形态的出现，因而对现存的那些形成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采取完全抛弃的策略，尽管这些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在体制过渡的早期起着不可或缺的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作用，但仍因为它有违于最终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不得不被否定。

相反，渐进改革者考虑的首要问题可能常常是，目前，旧体制的哪一个环节是最需要改革的？这样考虑问题的方法颇具“实用主义”的味道。例如，为了解决一些组织机构缺乏效率的问题，可能会采取一些具有某种特色的产权安排以解燃眉之急，尽管从长远看来，这样的产权制度是不理想的。例如，渐进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考虑问题的不同方式，可以从对待企业中的工人就业权问题的态度上反映出来。激进改革者认为，工人受保障的就业权是与最终目标模式不一致的，应在改革之初立即消除；而渐进改革者则认为，短期内保留工人受保障的就业权，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新的竞争性边界的出现，工人就业权的“去留”问题自会从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得到答案。

2.改革中的“破”与“立”问题。

激进式改革理论的支持者信奉“不破不立”，强调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在他们看来，旧的制度安排是新制度建立的障碍，它毫无价值可言。例如，“迅速私有化”在更多场合下是作为摧毁旧制度的一种方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相反，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们认为，现存的各经济组织以及经济主体在其不断的演化中，原有的信息存量仍会发挥很大的效用，对社会结构的迅速改革会破坏人类历史长河中积累形成的这些信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信息会不断被校正，新的更具效率的制度会逐步取而代之，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也就通过“进入”与竞争而在旧体制中孕育而生。

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最明显例证莫过于“经互会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各国几十年之间形成的贸易协作关系解体以后，各国不得不努力寻求新的贸易、协作伙伴。而我们知道，其中的信息费用和谈判费用是极其庞大的，而原先形成的信息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经互会解体后的几年里，各国的出口额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各国不得不吞下这样一个“苦果”，而近年来，在原经互会国家之间又开始出现了规模不小的易货交易，这对于“激进”的改革者们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启示。

3.改革的可逆性问题。

在关于改革的各种争议中，“诚意（commitment）”可谓是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概念了，这与改革者能否取得信任紧密相关。激进改革者以市场体制为其最终目标的姿态在其宣传之初是很容易获得信任的，但在人们考虑并开始经历具体的改革时，其诚意的可信性就要被大大地打个折扣了，原因是，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人是理性有限、信息有限的，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张蓝图。渐进改革者认为，改革的过程是个“边学边干”的过程，初始的改革策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始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完全适应以后的路径，因而改革策略的可改变性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改革的方向盘。举个简单的例子，从上海驾车去北京，大家都知道其终极目标是在北方，但驾驶员不可能仅仅由此就把方向一直定向北方，他必须根据路况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方向，任何一个固定方向的行使是永远无法到达的。

事实上，可逆性的改革政策是提高改革过程可信性的最佳办法。那种自认为“一鼓作气”式的改革策略只是匹夫之勇而已。例如，在改革之初便确定固定的汇率范围无疑使其可信性下降，因为无人能预测新制度下的市场汇率。

4.改革的速度问题。

所有上述的讨论似乎都涉及一个速度即对现存制度安排改革的快慢问题。变迁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激进改革者在摒弃旧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追求速度；而渐进改革者认为快速的改革切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也损失了信息存量，它们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爆炸”改革以后东欧各国国有企业绩效的陡然下降。除此之外，快速的改革会降低改革过程的可逆性，因为改革的速度愈快，实施过程中修正的可能性便愈小。

5.改革中的试验问题。

在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各国不可能完全依靠从其他国家借鉴方案，都必须经历一定的改革尝试。改革试验规模的大小问题与改革速度的快慢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快速的改革与大规模的试验都使得改革的风险增大，可逆性降低。

渐进改革者认为，我们关于经济社会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因而试验的规模也必须有个局限，否则有不可收拾之虞。就私有化方案而言，他们认为，一个好的试验应该能善于借鉴别国的经验，或者试验的结果清晰简单易于分析，或者具有可逆性。

强调改革试验规模应缩小的第二个原因是，一旦试验不成功，不至于造成多大损失。东欧各国在改革中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各个企业都经历着改革试点，而一旦试验存在问题，引起的连锁反应便在各个企业之间通过贸易关系迅速传播，形成了大幅度的振荡。由此，渐进改革则在强调改革试验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试验最好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区域或行业。

6.改革的设计问题。

渐进式改革十分重视人类社会中由试验而形成的智慧存量，重视实践，反对如激进式改革那样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方案的设计，特别是反对那些规模大、速度快、可逆性小的方案设计，反对激进式改革的演绎甚于经验的改革方式。

7.改革中经济的“二元”性问题。

激进式改革方案强调经济的迅速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逻辑起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能避免经济系统中的不同部门面临不同的环境，服从不同的规则，而由此形成的扭曲亦得以消除；相反地，渐进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认为，现存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的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的体制。这产生了两种相反的需求，一方面，一些现有的制度必须保留，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边界企业的进入。两方面的需求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或“双轨体制”的形成。^[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