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该企业是否均衡

我们上一节对伯德的一般均衡模型做了简要的讨论，应该说，伯德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提出的不受计划约束的双轨均衡状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条件之上的，在这些条件之下，伯德证明，从帕累托最优这个福利标准性的观点来说，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不仅存在着均衡而且这个均衡状态具有明显的静态效率。这就是说，在资源配置方面，价格双轨制可以使生产企业生产出一个最优的产出组合，也就是说，双轨价格能保证达到一个考虑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可能性条件的最优的生产配置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原理把伯德的这个分析结论用几何图形形象地表示出来（见图4.1）。

图4.1　价格双轨制下的帕累托效率——生产组合的优化

在图4.1中，曲线KIEL是生产者利用所得到的资源可以生产出X和Y两种产品最大组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AB线为价格线，它表示这两种产品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比率，也是生产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最高的无差异收益线。帕累托效率条件要求，生产者生产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正好等于该两种产品的市场价格的比率，也就是说，帕累托效率将在生产可能性边界KIEL与价格线AEB相切的切点处E达到。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原理的重复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现在，为了刻画价格双轨制的特征，在图4.1中，我们引入两条直线FIHG和CHJD。这两条线是说，该生产者在所生产的X和Y两种产品当中，有OC量的Y和OG量的X分别为计划上缴的配额，它们代表了计划分配的部分产出。这样一来，在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在面临计划配额约束的情况下实际可获得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仅表现为IEJ，其生产组合的选择区域减少到由HIEJ围成的阴影部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由CD线和FG线切分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不会改变分析的结论，因为这种分切相当于我们把OX和OY两个坐标分别向上和向右平移。这就是说，即使存在着计划配额的约束，只要生产者能够在边际上（在图4.1中，这种边际表现为计划配额OG和OC之外的产出部分）以市场价格来交易其“计划外”产出，那么，E点仍然是该生产者所能达到的最优生产组合点，它依然表示，企业的产品转换率等于无差异收益线的斜率即产品的价格比率。当然，如果计划配额增加，那么CD线和FG线就将进一步向上和向右平移，它们所围成的阴影部分因此将进一步减小，这表明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受到了进一步限制，企业的生产选择受到进一步约束。以此类推，计划配额越高，图4.1中的阴影面积越小，企业最优生产选择的空间越小，最优生产组合点越难以达到。相反，计划配额越低，图中的阴影面积越大，企业的最优生产组合越容易达到，这与伯德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上述结论的得到所需要的一些前提条件必然是：（1）生产者是利润最大化者，（2）生产者的要素禀赋为给定不变的，（3）计划配额相对于企业的生产能力来说相对地小，不会出现强迫实现计划指标（即所谓“非自愿交易”）的可能性，（4）在该双轨制经济里存在着一个自由运作的市场结构，以及（5）生产者和分配者能严格履行计划配额，不会出现“串轨”行为。关于后两个假定，我们后面专门讨论，这里先讨论前三个假定。

对于改革后的国有企业能否处理为利润最大化者，学术界的争论并不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利润动机。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主持的一项大型综合调查显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对利润的关注胜于其他目标，如完成计划指标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1986）。另一项于1990年在上海地区开展的百家国有企业调查活动也显示出了同样的结论，与1985年的调查所不同的是，在1990年，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利润承包制，在承包制下，国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更加直接、更加明显（胡汝银，1990）。因此对伯德的模型来说，将国有企业假定为利润最大化者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正如伯德自己承认的那样，放松利润最大化这个假定，采用其他的企业目标函数（如产值最大化）仍然可以证明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存在性，但这种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Byrd，1987：298）。

把企业的要素禀赋处理为给定不变的外生变量并排斥在均衡分析之外是伯德模型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从理论上说，伯德的双轨均衡理论是一个典型的产出品价格双轨制的理论，它的确刻画了中国经济改革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产出品市场先于要素市场而优先得到发展，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过渡经济时经常提到的一个经验事实（如Byrd and Tidrick，1987；Naughton，1994a）。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平等的要素禀赋的初始分布以及缺乏一个用于校正这种初始分布的要素市场，会使这个双轨经济的配置效率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伯德的模型自然是一个理想的双轨经济的模型。作为对伯德模型的修正和扩展，袁志刚（1994，第12章）利用伯德的分析框架研究了考虑生产要素计划配置状态的双轨均衡问题。^[11]首先，他把要素的分配特征纳入了均衡分析的框架；其次，他考虑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在配置中的“非自愿交易”的特征；最后，他还考虑了伯德没有研究的一种情况，即计划产出指标订得高于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所愿意选择的产量。在袁志刚的模型里，投入品因此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有其自由运行的市场存在的投入品，对于这种投入品，企业可以突破计划配置的约束；另一类是不存在自由运行市场的投入品，对于它们，企业受到计划配置的绝对制约。另外，企业还面临一种计划配置的特殊投入品，那就是劳动力。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它必须接受劳动力的计划分配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计划配置的就业量就可能大于企业根据工资水平自愿选择的就业量（被称为“非自愿交易”）。有了这些关于生产者部门的追加设定，又保留了伯德关于家庭部门的均衡分析的结论，利用伯德的分析框架，袁志刚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价格双轨制的效率特征。但是，正如袁志刚所说的那样，由于最低计划配置以及强迫交易的存在，他发现对这种均衡存在性的证明变得相当困难，因而他没能证明这种均衡的存在性定理（袁志刚，1994，第214页）。不过，他的研究通过把要素配置问题考虑在分析之中而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与伯德的结论相比，他的模型一方面再现了伯德的结论，另一方面又把伯德没有考虑的一些低效率问题做了说明。关于其模型的详细内容，读者可参阅他的著作《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第12章的讨论。

根据伯德和袁志刚的模型，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点推论：

第一，一个投入—产出均由中央计划配置的经济可以通过部分地引进市场机制而使该经济的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在价格双轨制下生产者存在着最优均衡。如果每一个生产者在每一项投入和产出决策上都至少在边际上参与市场交易，那么企业的行为就完全像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样，其能够达到满足产出的边际转换率等于产品价格比率条件的产出组合。一旦这个经济能达到这个最优状态，那么计划参数（包括计划的数量指标和计划价格）的变化对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就不发生任何影响，虽然这些参数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大小。

第二，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过渡特征，例如要素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像劳动力这样的要素在分配中还存在着强迫交易，某些产出品的计划指标仍然带有绝对制约的色彩，商品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过大等因素，结果可能造成价格双轨制的某些低效率特征，它表现在：（1）过高的计划配额以及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过大的差距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企业参加市场交易。（2）当企业既受到产出计划指标的制约又受到劳动力计划配置的制约，使得企业既要按计划价格被迫交售其产出，又必须接受一个最低数量的就业量，这将会使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价格双轨制下的企业参与市场的交易活动。（3）要素市场的严重滞后，使得资源的自由流动受到大大限制，结果可能是它们的技术转换率并非处处相等，这意味着最优的配置效率常常难以达到。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须逐步减少计划配置的数量，逐步使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靠近，同时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发展，使价格双轨制起到一个平稳过渡的手段，从而使双轨经济能过渡到一个效率更高的状态。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无论是伯德的一般均衡模型，还是袁志刚的扩展分析，由于模型考察的重点所决定，他们必然在分析中隐含假定在计划体制之外存在着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而将注意力放在计划与市场混合体制下的效率及其实现条件上面，这就又留下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计划外到底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事对企业行为或产业组织的局部均衡分析，我们希望本书第6章的研究能解释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