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边界竞争的作用

我们上面对双轨制下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所作的分析没有考虑非国有工业部门的进入与竞争，因此分析还是不完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表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对工业产出的增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有的文献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和增长对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很大一部分精力转向了对非国有部门（主要是乡镇企业）的研究，但这里的注意力则在于国有部门方面，目的是考虑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对国有部门的生产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在上面的垄断厂商模型中引入“竞争性边界”以扩展其分析能力。

为了说明传统国有部门在双轨制下面临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时所作出的生产反应模式，我们可以采纳产业组织理论中常用的分析技术：主导厂商的生产模型。为了利用这个分析技术来建立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我们假定：（1）这个改革中经济的工业结构具有“两部门”的特征，即除了传统的国有部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份额不大的非国有部门。（2）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传统的国有工业部门仍居主导地位，其产出也占绝对份额。因此在这个“两部门”结构中，我们可以把生产同类产品的国有企业视为“同质”的，并将其作为“主导部门”（dominant sector）来处理。相应地，我们把同行业的非国有部门处理为“边界部门”（fringe sector），它们代表着主导部门的“竞争性边界”。（3）在计划外市场上，主导部门是价格制定者，而边界部门则是价格接受者。（4）假定国有部门的边际成本低于非国有部门的边际成本，这个假定考虑的是国有部门获得了国家提供的各种补贴以及其他平价投入品，而非国有部门则没有这种成本优势。基于同样的理由，国有部门的平均成本可能要比非国有部门高得多，例如，国有部门承担着更多的社会福利成本，不能辞退工人等等。由于平均成本过高，使得国有部门有可能在产出增长的同时，利润下降，乃至“亏损”。这大概可以解释国有部门在改革后赢利率的普遍恶化和某些行业持续的“亏损”状况。（5）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一样，在面临市场（计划外）机会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6）主导部门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以及（7）市场需求保持不变。

由于现在只考虑计划外市场部分，因此我们仍将分析集中于图6.3右侧的那一部分，在这里用图6.6来表示。非国有部门的供给曲线由SF（p）来代表，它等于所有边界企业的供给线的横向加总即SF（p）=n·qf（p）（n为企业数目），我们把这条供给线称为“竞争性边界”。引入这条竞争性边界之后，主导国有部门的需求线（即平均收益线）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市场需求线ECBF调整为扭折的DBF。主导部门的需求线所以在B点出现扭折，并在B点的左上部分变得平坦，原因如下：如图6.6所示，在竞争性边界为SF（p）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当价格水平处于A点或A点以下时，边界部门将退出市场，因此其供给为零，这时，主导部门的需求线等于B点以右的市场需求D（p）。而当计划外市场的需求全部由边界部门来提供时，也就是当SF（p）与D（p）相交于C点时，主导部门面临的市场需求则为零。因此，D点必为主导部门的新的需求线上的一个点。随着价格水平从A向上提高，边界部门的供给也将从A向C点不断移动，而主导部门的需求线则必然从B点向D点逐步移动。这样在B和D之间的一条连线也就代表了主导部门在价格水平处于A以上时的需求线。由于在价格水平低于A时的主导部门的需求线等于市场需求线D（p），所以主导部门在面临边界部门进入时的需求线就在B处出现折点。另一种推导方法如下：主导部门的需求线可以通过在不同价格水平上由市场需求线D（p）与边界部门的供给线SF（p）在几何上的横向相减而得到，即Dd（p）=D（p）-SF（p）。在价格水平高于A时，因为SF（p）＞0，所以Dd（p）＜D（p），亦即主导部门的需求线变得比EB段的市场需求线D（p）更平坦些（即DB），而在价格水平低于A时，边界部门退出市场（SF（p）=0），因此Dd（p）=D（p），这说明在价格水平低于A以下时，主导部门的需求等于市场需求。

图6.6　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竞争（省略“计划内”部分）

从图6.6可以看出，对于主导部门而言，扭折的需求线Dd（p）所对应的边际收入线MRd必然在G处“断裂”成两部分。鉴于我们给定的边际成本MC的水平，我们不必考虑横轴以下的MR，只考虑DG段的边际收入线。这时候，主导部门的利润最大化产出为Qd（由MR=MC决定），价格水平为Pd。由于我们业已假定边界部门是价格接受者，因此，边界部门的产出为Qf（即在价格水平为Pd时的总供给水平）。这样，在计划外市场上总的产出水平就为Qd+Qf，价格水平为Pd。而且从图6.6中还可以推论，因为主导部门的需求线Dd（p）在DB部分比原来的市场需求线要平坦，再加上我们曾合理地假定主导部门的边际成本低于边界部门的边际成本，所以，图6.6向我们进一步展示了，主导部门在面临边界部门的进入和竞争时比在没有边界部门进入和竞争时生产得更多。这一结论可以通过比较图6.6中的Qd和原来的Qm来说明。Qm是没有非国有部门竞争时国有部门的计划外产出，它是国有部门在原有的市场需求D（P）和相应的边际收入线（在图6.6中为虚线表示的MRd）下的利润最大化产出。同样，由于主导的国有部门现在的需求线更加平坦，所以可以推知，现在价格水平比在没有边界部门进入时要更低。

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供给完全取决于计划外市场上主导部门的产出价格。只要这个价格高于A点，就会引起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即：SF（p）＞0，当P＞A时）。在图6.6中，A点对应着主导部门的需求线的扭折点B，在A点以下，边界部门退出了市场，看上去，主导部门在计划外市场上的生产行为会恢复到图6.3中的情况，将计划外产出维持在图6.6中的Qm的水平上并保持更高的价格。但是，根据假定，维持这么高的价格水平会引起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以至于主导部门面临的市场份额减少。所以动态来看，由于边界部门的进入和竞争压力，主导部门的生产行为将会被制约在其需求线的DB段范围内。虽然，这里我们没有考虑竞争性边界的扩张效应，也就是说，没有考虑非国有部门数量的增长对主导部门的生产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非国有部门的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边界部门的供给线SF（p）会比现在图6.6的更陡些，相应地，主导部门的需求线Dd（p）在DB段也会比现在的更陡，这样，DG段的边际收入线也更陡，所以主导部门的产出一定在Qd的左侧。把这个逻辑颠倒过来正好表明了竞争性边界扩张的效应。这里只是从静态和比较静态的角度作的直观分析，但是，竞争性边界进一步扩张的动态效应是比较复杂的，例如，我们尚没有把由于这种竞争驱动的市场深化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张（或萎缩）因素考虑进来，所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超出了这里的简单模型所要处理的范围。不过，本模型的分析至少帮助说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可以创造竞争的环境，驱动产品市场的扩大与深化，削弱传统国有部门在计划外市场上的市场势力，而这一点在解释中国工业改革成功的问题上已是公认的事实。例如，诺顿（Naughton，1994a）也曾指出：

新兴经济的形成和快速进入是几乎所有过渡经济中的一个特征。新兴私人部门的增长被广泛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成功事例之一。所以，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只是一个更为一般的过程的变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过程在其他过渡经济中经常被称为“来自下面的私有化”，而在中国，同样的进入过程却主要依赖于“集体企业”。中国案例表明，这个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进入，而不是私有化：进入创造竞争并驱动市场发展，导致国家控制与垄断的削弱（266）。

这是非国有部门的进入过程在促进市场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上述作者并没有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这个进入过程的前提是国有部门的双轨制，在双轨制下，由于市场化和自由化只发生在国有部门计划外的生产部分，因此，市场竞争力的增长必然只能来自于计划外的边界，而且只会是非国有部门“进入”这个计划外市场。^[14]相反，如果没有双轨制存在，国有部门的自由化在事实上意味着国有部门在“进入”，这可能形成与上述完全相反的过程，导致国有部门去操纵市场，俄罗斯的经验大概已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讨论。

另外，上述模型也没有考虑计划内的变动情况。事实上，我们对计划外市场的分析是以假定计划内产出不变为前提的，因此，这里的模型自然不能反映出计划配额的缩减对计划外市场上的产出的影响。如果像本模型那样，假定市场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可以看到，当计划配额Qp减少时，总的产出可能会减少，但显然会比完全自由化方案下的下降幅度小得多。当边界企业的进入与市场竞争的增长产生一种足以抵消计划内生产的削减对总产出的负面影响的作用时，总产出也可能未必下降。当然，这需要讨论具体的条件，但其含义至少表明，在边界企业大量进入之前仍然继续维持较大份额的计划内生产是明智的。这也意味着，如果待边界部门（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供给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逐步削减主导部门的计划控制部分的比例，就有可能避免总产出的大幅度下降。虽然，我们会在本书第7章来检验这个结论，但直觉上我们发现，这与中国工业改革的经验是基本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