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初期所经历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国有部门的生产在继续增长的同时，集体企业，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获得了快于国有部门的增长，这一特点可以从表6.2、6.3和6.4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传统的国有部门作为主导部门，遇到了来自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竞争。事实上，我们前面所建立的在非国有部门进入和竞争的条件下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一经验考虑之上的。在这里，我们将就非国有部门（即竞争性边界）的进入格式作进一步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中国的改革经历和改革后工业经济增长的格局。
首先，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之所以会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1）计划经济下的价格结构是严重扭曲的，扭曲的价格结构使国有部门的加工工业获得了“虚假”的垄断利润，加上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国有部门获取了大量的垄断租金。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随着经济决策的分权以及管制的松动，地方政府（包括乡镇政府）产生了积极参与市场、分享国有部门的垄断租金的强烈动机。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的政府）开始大量地介入和组织企业的生产活动。（2）原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造就了工业企业的规模分布严重扭曲。对于这个问题，科尔内在分析改革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结构时作过比较研究（科尔内，中文版，1985），他发现计划经济的工业企业在规模分布上呈“倒金字塔”形，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规模呈“金字塔”形的分布正好颠倒。以匈牙利和丹麦为例，他援引的资料表明，拥有5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在匈牙利占到全部企业数量的37%，而在丹麦仅占1%；相反，拥有5—19人的企业在丹麦占到全部企业数量的47%，但在匈牙利只占1%。[15]这样一种规模分布的扭曲必然在改革后给中小企业留下进入的机会与空间。
严格地说，以上这两点在所有原中央计划经济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就后一点来说，当生产单位的规模分布严重扭曲时，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会表现为大量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就非国有部门“进入”由国有部门主导的生产领域并与之竞争这一点来说，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只是一个一般问题在不同经济中的不同表现而已。但是，中国在下面这一点上与其他经济不完全相同：对其他转轨中的经济（如匈牙利、俄罗斯、波兰等）来说，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在改革的初期常常表现为家庭或私人对潜在市场机会的快速敏捷的反应。如果说在集中计划经济时期，家庭或个人甚至愿意牺牲个人闲暇来从事个体经营的话，那么改革以后这个趋势将进一步加强；而在中国，尽管和其他转轨经济一样，家庭和个人经营也在改革初期获得了迅速“进入”和成长，但进入的主力军却是来自于农村的乡镇集体企业（TVEs）。
中国的乡镇企业虽然因70年代初为解决农村机械化的资金来源和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而有所发展（当时称之为“社队企业”），但其规模十分有限，而且主要以农村当地为限，未能真正进入“市场”。事实上，一直到改革前的1978年，社队企业的产值也只占全社会总产值的7%左右。而随着经济改革在80年代初的推行，农村的乡镇企业获得了迅速成长与超常的发展。图6.7描绘了1978—1991年乡镇企业产值的演变轨迹。据其他资料反映，从1981年到1992年，乡镇企业的数目以每年26.6%的速度增加，职工人数每年增加11.2%，在这段时间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9.6%（林毅夫等，1994b）。
图6.7 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演变（1978—1991）
注：单位为10万元人民币，所有产值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
乡镇企业的超常进入和发展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兴趣。于是不少经济学家开始试图寻求乡镇企业比传统的国有企业显得更有“活力”的深层原因（如Nee，1992；Whiting，1993；Weitzman and Xu，1995）。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乡镇企业似乎具有一种独特的微妙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它能很好地适应转轨时期的市场条件和政府管制，总之，它作为一种混血儿，具有吸纳市场与行政之优点的可塑性很强的制度功能。然而，这些观点和解释也遭到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如Naughton，1994；Rawski，1994；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在制度结构上的差别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显著，它们一样为政府所有，一样由政府来干预，产权边界上也一样十分模糊不清。诺顿还发现，乡镇企业的赢利率变化（下降）趋势在状态上与国有企业完全一致（Naughton，1994d）。不过，诺顿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乡镇企业在增长过程中经受着“优胜劣汰”机制的筛选，而国有企业却具有完全的“风险函数”。据有关资料显示，江苏、上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自改革以来尽管总量上呈成倍增长态势，但是这个增长是在约有40%的乡镇企业被淘汰的过程中实现的，特别是1989年的经济紧缩时期，全国约有300万家乡、村企业破产、倒闭或被兼并（周振华，1994）。当然，人们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制度结构以及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差异（如果有的话）的研究还会继续，本书在这里无意卷入这一研究领域。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章曾提到的那样，不管乡镇企业在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上与国有企业有没有差别，有多少差别，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作为改革中新兴的乡（村）镇政府主办的生产企业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空间和市场机会。于是，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其他非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快的增长？经济改革为什么更青睐乡镇企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研究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改革初期的市场条件。任何非国有企业要进入市场，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够容易地获得生产要素，尤其是投资资金。一般来说，对于资金而言，需要一个较为完备的资本市场的存在，当然，这在改革初期是不可能满足的。第二个条件是，国有企业要留下可供非国有企业进入的“余地”（niches）。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原因，第二个条件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规模分布严重扭曲为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提供了许多“余地”。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留下的“余地”，谁能进入就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满足前一个条件了。事实上，在所有转轨的经济中，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进入这些“余地”的大多为小规模的家庭或私人经营活动，而且多为非直接生产性的经营活动，真正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的进入则很难发生。而在中国，大规模生产活动的进入的确发生了，而且这种进入主要不是来自于私营部门，而是来自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初期发展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资本市场，而是因为在乡镇企业背后由于乡镇政府扮演的角色而克服了资本市场的缺陷。地方政府的参与与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资本需求的问题（Nee，1992；Naughton，1994d）。[16]第三个是成本条件。对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来说，在更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由于国有企业在很多产品的生产上居垄断或主导的地位，潜在进入者的成本条件的优势往往也决定着进入的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6.2节第3部分的理论模型中已作过分析。在这里，那个分析意味着，即使第二个条件已经满足，谁能真正进入还将取决于成本优劣的状况。由于中国在国有部门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再加上继续对国有部门实行补贴，并对国有企业的计划外生产的定价能力实行一定的管制，使国有部门在计划外市场上的定价较低，这显然不仅会降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速度，而且会成为许多潜在进入者的另一种“进入壁垒”。在1978—1990年之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私人生产部门（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低速缓慢的进入过程（参见表6.3），相对于农村乡镇企业的进入和增长，私人生产部门的增长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显著，这部分地可以由国有部门的价格双轨制、继续享有的补贴以及局部的自由化过程所形成的低价壁垒来解释。与私人生产部门相比，乡镇企业由于就业和生产上的成本结构所造成的低平均成本优势，成了中国渐进改革方式下的受益者。我们可以从乡镇企业“进入”的行业反过来证明乡镇企业的成本优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见表6.10，这张表通过将生产企业按大型、中/小型和小型进行细分能清楚地反映出产值变化不仅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之间而且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变化规律。我们从表中应该注意到，在“大型企业”（这里包括我们俗称的“大中型”企业）这个类目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里用产出比重或市场份额来表示）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非国有部门（即“其他”）基本上未能“进入”这一领域。由于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是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型或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因此，乡镇企业未能进入这一部门意味着乡镇企业在这一行业不具技术和成本的优势。相反，从表6.10中可以看到，乡镇企业的进入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进入，到1991年，由这些中小型乡镇企业的进入所提供的产出已占工业总产出的20%强。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中国大多数中小型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服装、纺织、玩具、塑料行业等等。所以可以推断，乡镇企业主要进入的领域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反过来表明乡镇企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显然具有优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成本条件，因为乡镇企业在生产用地和使用劳动力方面节省了大量的成本支出，乡镇企业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承担如此繁重的福利负担。由于如此，乡镇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迅速进入并发展迅猛，以服装业为例，1990年，服装业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2%，而其中40%的服装来自于农村乡镇企业（《中国统计年鉴》，1991）。乡镇企业的进入对国有部门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市场竞争的加强使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大降低。例如，1980年纺织业的资金利税率为69%，而到1991年，却只有7%（《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2）。
表6.10 按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分解的工业产出的变化
注：1978年的产值数据是用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而1991年的数据是用当年的价格计算的。
“大型企业”包括中国意义上的大型和中型企业，即企业就业人数超过500人的中型企业在这里按国际口径算为大型企业。
“其他中/小型企业”的产出系指外资企业的产出（占43%）加上国内联营企业的产出（占57%）。
资料来源：Naughton（1994d）。
对乡镇企业进入格式的简单讨论大概可以说明，在中国渐进改革方式下，由于在传统国有部门实行的是局部自由化（双轨制过渡）的改革方式，再加上改革初期资本市场的不成熟，使得典型意义上的私人生产部门的进入变得缓慢，而乡镇企业却合理地成为这种不完全的自由化改革方式下和不完备的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幸运儿。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金银和货币之关系时说过的一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文版，1975，第107页），把这句话套在乡镇企业身上似乎也很合适。
乡镇企业在中国改革初期的崛起和大量进入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初期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竞争性边界”，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与其他改革中经济的“初始条件”是有所不同的。然而，这个“竞争性边界”的存在是不是解释中国的改革经历和改革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是解释中国与东欧和俄罗斯的不同改革绩效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我们行将在第7章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1）在对待改革中经济的初始条件问题上，不仅要看到一些初始条件的差异，同时也要看到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传统经济体制的相似逻辑；（2）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改革政策，从而如果没有保持国有部门在改革初期继续增长的双轨制改革方式（即计划内的继续控制、继续的补贴和计划边际上的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方式），仅有一个比较大的竞争性边界的存在，中国的改革后经济是不可能避免出现“L”形增长曲线的。我们在下一章将把这个初始的竞争性边界引入一个价格双轨制模型，试图来检验这个初始的竞争性边界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改革路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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