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述,目前货币政策绩效研究中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多元线性回归、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基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检验等,如图2.2.1所示。
图2.2.1 货币政策绩效研究的常用方法
多元线性回归、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是货币政策绩效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学者们经常会根据研究需要在传统模型方法基础上作进一步修正。例如,Bernanke et al.(2005)提出FA-VAR模型的构建思路,以解决传统VAR模型中只能考察有限个变量的联动作用,而现实经济中人们可能需要了解更多变量与货币政策冲击之间的反应的问题,等等。
但是,在货币政策绩效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的研究中,使用多元线性回归、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经常会得到一些与传统货币经济学理论相悖的结论,如“价格之谜”和“产出之谜”的出现。Sims(1992)提出的假说认为,“通货膨胀预期”项的加入可以减小“价格之谜”的程度。然而,通货膨胀预期本身却又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这样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伪逻辑中。由于对模型构建、数据采集与计量方法的依赖性太强,不同时段的数据取样或者同样数据不同计量模型与方法下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例如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1998),Bernanke和Mihov(1998),Bagliano和Favero(1998)等的研究结果中所呈现的情况。这也降低了此项研究的政策参考意义。另外,以上两种方法中采用的实证模型在宏观经济变量选取上也存在诸多约束,宏观经济变量选取过少可能会遗漏货币政策操作所需关注的重要信息,而选取过多则面临待估系数过多、估计结果质量下降的问题。
除此之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S-VAR模型等对货币绩效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展开的实证研究,往往更注重于考察货币政策在短期对实际经济变量的作用结果,而忽略了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的增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上应起的作用。由此研究思路和方法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时,顺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往往要比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表现出更高的有效性,然而事实上顺经济周期的货币操作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基于第三个层面的货币政策绩效研究中较常使用的理论工具。如前文所述,基于此思路下展开的探讨往往以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最小化为目标函数,以宏观经济运行的函数描绘为约束条件。因此,基于第三个层面的货币政策绩效研究,事实上是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寻找一个能够使得公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操作或货币政策操作需要参考的准则,其理论推演过程蕴含着全局最优的思想,并且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多元线性回归、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也经常会被用于货币政策绩效第三个层面的研究。通常情况下,研究者首先通过理论推导得到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然后构建实证模型并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将拟合得到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每期货币政策操作作为最优状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实际货币政策操作与最优状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偏差越小,则认为货币政策在该段时期的有效性越强,偏差越大则说明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越差。亦有文献直接采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展开研究,如McCallum(1989)、索彦峰和范从来(2007)等。此类研究的缺陷在于:第一,所采用的模型中涵盖的信息量远小于货币当局所需要考虑的信息集,故由此推导并通过拟合得到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未必可以作为最优状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第二,社会福利情况的改善有可能来自供给层面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导致的宏观经济自身抵御与消化冲击的能力增强,也有可能来自需求层面由于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降低或避免了各种冲击可能对社会福利与宏观经济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此,它们并没有进行区分,而将其完全归到货币政策的绩效中。
货币政策绩效研究中,基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方法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如Krause(2002),Cecchetti et al.(2006)等。借用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理论研究中的思路和方法,他们将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定义为最优的货币政策,并将社会福利的改善分解成两个部分,即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导致经济体自身抵御与消化冲击的能力增强和由于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导致的福利增进,进而对实际货币政策操作的绩效进行评价。沿此思路展开的研究更关注货币政策在中长期的可持续性,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在封闭条件下展开,而且基于这一视角对中国货币政策绩效的考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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