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货币政策对im曲线的影响

（一）泰勒曲线的理论发展在，但是通货膨胀水平的波动率和产出水平的波动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时，货币政策面临的不再是在产出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或者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进行抉择，而是在产出缺口的波动率与通胀偏差波动率之间进行取舍。后续学者将描绘通胀偏差波动率和产出缺口波动率之间负相关关系的曲线命名为“泰勒曲线”（Taylor Curve），如Lee（1999，2002），Chatterjee（2002），Svensson（2003）等；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政策边界”（Policy Frontier）、“最优政策边界”（Optimal Policy Frontier），如Fuhrer（1997），Bean（1998），Erceg Christopher J.et al.（2000），Apergis（2003）等，以及“有效边界”（Efficiency Frontier）、“有效政策边界”（Efficient Policy Frontier），如Clarida et al.（1999），Krause（2002），Cecchetti et al.（2006）等。

自泰勒曲线于1979年提出之后，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付出努力^[18]Taylor（1994）在AD-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以较为简洁明了的论证过程推导得出泰勒曲线的存在源于现实经济运行中价格黏性的存在，同时指出货币当局可以测定现实宏观经济运行的情景在泰勒曲线中所处的位置，并据此对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Taylor（1994）还指出，实证研究中在对美国不同时段及其他国家的泰勒曲线具体形式检验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原因可能是非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Chatterjee（2002）对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菜单”的缺陷，以及泰勒曲线作为“政策菜单”的背景与意义展开论述，指出泰勒曲线的政策内涵在于货币当局可以据此决定采用怎样的货币政策操作缓冲“非基础性冲击”（Non-fundamental Disturbance）对失业率的影响，并在通胀偏差的波动率与产出缺口（失业率）的波动率之间进行选择。Svensson（2003）揭示了“严格的通胀目标制”（Strict Inflation Targeting）、“弹性通胀目标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以及“严格的产出缺口目标制”（Strict Output-Gap Targeting）在泰勒曲线理论中的表现等。

诸多学者对泰勒曲线理论进行实证检验。Fuhrer（1997）采用了简单的自回归模型估算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和产出缺口的波动率，并绘制出1966年第1季度至1979年第4季度和1982年第4季度至1994年第1季度美国的泰勒曲线。Lee（1999，2002）采用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率双变量GARCH模型，对美国1960—199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经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得到的检验结果对泰勒曲线存在性的支撑力度略显薄弱，但1979年之后通货膨胀的波动率与产出缺口的波动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较为明显。目前，还没有文献对我国“泰勒曲线”的具体形态展开实证研究。

2.泰勒曲线理论的理论推演及简单图示

为方便理解和说明，本书参考Taylor（1994），在AD-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推演，并以图示的形式对泰勒曲线的推导过程进行阐述。

为方便阐述，本文在AD-AS模型基础上展开讨论。首先，将宏观经济运行及货币政策操作中最重要的三个变量，即产出缺口率、通货膨胀率与利率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描述如下：

其中：yt用来描绘第t期的产出缺口，以实际产出水平偏离潜在产出水平的程度描绘；it和πt分别为第t期的名义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r*用以描绘自然利率水平；ut和et分别代表需求冲击^[19]和供给冲击^[20]，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分别为和的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α，β，γ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

由（3.2.6）式可知，当期产出缺口与实际利率偏离自然利率的水平负相关。（3.2.7）式即为“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的简化形式，通货膨胀与上期通胀水平以及上期产出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货币当局的政策调节工具为名义利率，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以（3.2.8）式进行描绘：

其中：it为第t期的利率水平，即用来描绘货币政策的变量；π*为货币当局期望控制的通货膨胀目标范围；νt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独立同分布随机冲击项，用以描绘货币冲击；κ，h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其他变量所代表的含义同上。

将（3.2.8）式代入（3.2.6）式可得总需求方程，如（3.2.9）式所示：

将（3.2.7）式代入（3.2.9）式，可以得到产出缺口的产生机理，如（3.2.10）式所示；根据（3.2.9）式可得到上期产出缺口的函数表达式，代入（3.2.7）式，可以得到当期通货膨胀的发生机理，如（3.2.11）式所示：

由（3.2.10）式和（3.2.11）式可知，需求冲击将导致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水平同方向变动，此时只需要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货币冲击等于倍的需求冲击，即，则经济体遭受的需求冲击即可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完全抵消。如图3.2.5a所示，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可以使得总需求曲线回归到原有水平，从而使宏观经济重新回归平衡；供给冲击则将导致产出缺口率和通货膨胀率不同方向的变动，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彻底的对冲。例如，正的供给冲击会导致通货膨胀率高企、实际产出水平下降，如果货币当局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如图3.2.5b所示，宏观经济形势将沿AS′曲线向左下角移动，实际产出水平将进一步降低，此时货币当局似乎又需要适度扩张以减弱供给冲击对实体经济的负向影响。

图3.2.5　不同冲击形式下的货币政策绩效

如图3.2.6所示，货币政策以MP曲线进行描绘，货币政策操作表现为MP曲线的平行移动，分析可知，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完全对冲来自需求层面的冲击。假设宏观经济在平衡状态下（图3.2.6a中表现为通货膨胀水平为零、产出缺口Y0为零的点，此时实际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受到一个来自供给层面的随机冲击，假设该冲击使得总供给曲线AS线向左移动至AS′的位置，通货膨胀出现，产出缺口率为负，如图中AS′与AD曲线的交点所示。货币当局为稳定物价而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被控制在π1水平，与此对应的产出水平为Y1，随着货币政策紧缩力度的变动，在图中表现为MP曲线的左移。我们可以发现，当经济体承受来自供给层面的随机冲击时，随着MP曲线的移动，通货膨胀率π1的波动区间增大（减小）必然伴随Y0-Y1的波动区间减小（增大）。换而言之，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σπ与产出缺口率的波动率σy呈现负相关关系，如图3.2.6b所示，图3.2.6b即为泰勒曲线理论的简单图示。

图3.2.6　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与泰勒曲线

现实货币政策操作中，由于冲击出现的时点、大小、时长等很难得到及时、准确的辨识，货币政策操作也无法实现完美调节。譬如，理论上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完全对冲掉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现实中却是很难实现的。

图3.2.7　需求冲击、泰勒曲线与货币政策绩效

我们先假设在不存在需求冲击的前提下，货币政策操作面临供给冲击时的调控结果，表现为图3.2.7a中AS曲线与AD′曲线的交点和图3.2.7b中泰勒曲线的P点。此时，倘若宏观经济体在面临供给冲击的同时，遇到了来自需求层面的冲击，并且货币政策操作无法对冲掉来自需求层面的冲击，如图3.2.7a所示，货币政策操作仍表现为MP曲线的平移，但是，由于来自需求层面的冲击未被货币政策完全对冲，产出缺口率的波动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会被同时推高，体现在图3.3.7b中就会落在泰勒曲线右上方的某个位置，如Q点。

20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证实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当局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操作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trade-off），以实现宏观政策调控目标。然而，后续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菜单”所揭示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并不稳定。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做法，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不断高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任何调控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涨现象，即可以理解为上述作用机制的现实案例。

“泰勒曲线”的提出，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新的“政策菜单”，即中长期来看通胀偏差的波动率与产出缺口率的波动率（失业率的波动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货币当局如果更关注于维护经济体内的物价稳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率及其波动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与此同时，产出的波动性却会相应增大；反之，货币当局在降低产出波动率的同时，也会增大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泰勒曲线”是具有最优思想的一条曲线，它事实上描述了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优边界。“泰勒曲线”上的点事实上分别对应着外部冲击一定的情况下，不同λ值下的最优货币政策操作。如图3.2.8所示，泰勒曲线以TC线进行描述，A点与B点分别代表了相应λ值下的最优货币政策操作，此时，所有来自需求层面的冲击皆已被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抵消，社会福利损失实现了最小化。一般情况下，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可以以产出波动率的方差与通货膨胀率的方差加权进行描述，形

（二）泰勒曲线的政策内涵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的启示如Lt＝Et[（1-λ）*（yt-y*）2＋λ*（πt-π*）2]^[21]，反映在图3.2.8中为不同形状的椭圆在第一象限中的曲线部分，椭圆的形态取决于λ的值。

图3.2.8　泰勒曲线与货币政策操作最优边界

在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与产出缺口的波动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表现为图3.2.8中TC曲线的曲率发生变化。

目前，学界与实务界对我国泰勒曲线的研究尚属空白，限于作者在能力和精力上的限制，本书并未对此进一步展开。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做更加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