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勒规则”由Poole（1970）提出，以产出的方差作为目标函数，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随机冲击变量，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展开研究。Poole（1970）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参考经济体所受冲击的主要类型以及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当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随机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时，货币当局采用数量调整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降低产出的波动性。当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随机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时，货币当局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降低产出的波动性。
在这一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深入探讨。Turnovsky（1975）指出，无论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还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现实操作中都无法实现精确的调控目标；为刻画货币政策工具的可控制性，Turnovsky（1975）在货币方程中引入一个新的随机冲击项，研究结果表明，能否实现精确控制是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Vanhoose（1994）指出，货币政策调节本身是具有成本的，而且政策调节成本也影响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在分别考虑两类货币政策工具的调节成本之后，货币当局往往会选择实现社会次优方案的货币政策工具。Hoffmann和Kempa（2009）将Poole的分析框架扩展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发现在两国开放模型中，对于大国而言“普勒规则”依旧存在；对于小国而言，在仅考虑内部冲击时“普勒规则”所揭示的经济学内涵依然存在，在加入对外部冲击的考虑后，数量调整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增进社会福利层面的效果优于利率工具。
总体来看，现有基于“普勒规则”对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其一，如Walsh（2003）对Poole（1970）的评判，目前在“普勒规则”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仍然普遍忽略了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总供给扰动等因素的考虑；其二，多数研究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展开的，尽管近年来已有文献将此条件放开进行讨论，如Hoffmann和Kempa（2009）在两国开放模型中研究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但置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探索仍有一定空间。目前，学界基于“普勒规则”的研究框架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展开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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