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887—1975）是研究与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应该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原因，政治与学术的长期纠葛，数十年来，大陆的蒋介石研究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难点与“险学”。蒋介石研究之所以“难”，就学术角度而言，乃是因为史料的“相对”缺乏；蒋介石研究之所以“险”，就非学术角度而言，乃是政治对学术的“高压”使然。所幸，时光的流淌并非循环往复，历史的脚步终会向前。时至今日，大陆改革开放业已30余年，台湾亦已步入政党轮替的竞选轨道。环境既已相对宽松，学术亦应随之进步。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良性发展，“蒋介石档案”和《蒋介石日记》亦得以开放，蒋介石成了民国人物研究中的焦点，蒋介石研究日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显学”。大陆时期，掌控最高权力达20余年之久，蒋介石无疑是中华民国史上的关键人物，其对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应因其最终“败退”而为历史所遗忘与忽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都与蒋介石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刻意回避或许可以淡化人们的历史记忆，但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终究无法忽略不计，历史毕竟是无法“忘记”的。蒋介石研究之成为“显学”，实乃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之事。
抗日战争是影响乃至决定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近十几年来，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十分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1]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迁。当下的学术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抗日战争，日渐为学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要求与表现。[2]“现代化理论”在当今学界虽已略显“过时”，但现代化的确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点，而工业化又被视作现代化问题的核心内容。[3]而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民国史研究不能忘记或忽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4]。抗战时期是民国历史的重要时段，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长远眼光来看，战时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由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现实需要，经济制度亦经历了从平时向战时的逐步转变。从平时到战时，从传统到现代，是战时经济转型的内涵与实质。从平时到战时，表现为经济制度的变迁，即从自由经济转变为统制经济；从传统到现代，体现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即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5]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之下，两种类型的转型相伴而行，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构成了战时经济的独特面相。毫无疑问，战时经济转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经济”概念之内涵因不同语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之“经济”系指包括财政、金融、农业、工矿业、交通等部门而言。正如蒋介石所说：“我们普通所谓经济，就是包括财政、经济和交通事业而言！”[6]狭义之“经济”则是指农业、工业等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实业而言。就空间而言，本书之“战时经济”主要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正是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到个人权威全面建构的时期。经历了从军事强人到国家领袖的角色演变，蒋介石对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战略与策略决策，蒋介石无不亲自参与谋划，并拥有最终选择与决定之全权。且由于集权特质与个性特征，蒋介石事无巨细，无不躬身过问，影响所及，无人能出其右。抗战14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至1937年是局部抗战时期；1937年至1945年是全面抗战时期。[7]而1931年至1937年更是所谓“黄金十年”[8]的关键时期。学界此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思想与活动，而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思想与活动虽有涉及，却少有全面系统的学术探讨，更遑论“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专题研究。在此14年之中，蒋介石对战时经济转型所起的关键作用究竟为何？探寻其中的历史真相，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判与定位，正是本书研究旨趣之所在。以客观、公正、全面的立场与态度开展“蒋介石与战时经济”之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学术价值之一：推进蒋介石研究是深化中华民国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前已述及，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蒋介石的历史参与，与20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忽视了蒋介石研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说不清、道不明。忽视蒋介石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就很难取得突破。在一定程度上，蒋介石研究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标志。[9]推进蒋介石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发展理路的内在要求。此前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研究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特别是开展“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专题研究，当能进一步拓展蒋介石研究的学术视域。
学术价值之二：专题探讨强势人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开辟崭新的研究视野。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蹒跚起步，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六次艰难的政治选择。慈禧、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先后成为时代的操盘手，并力图引领国家朝他们设计的方向前行。[10]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推动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抗战时期，在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蒋介石运用“党国体制”建构起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模式，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纲领，试图对中国传统社会加以现代化改造，“抗战”与“建国”并举，使中国社会与经济实现从平时到战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从而达到最终化解民族与社会危机的目标。全面系统地研究作为强势人物的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深刻理解个人强权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学术价值之三：开展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抗战经济史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等党政军要职。无论是七七事变之前的抗战准备，还是七七事变之后的全面抗战，蒋介石所处的关键地位与决定作用，显然是独此一家，无人能及。多年来，学界对抗战经济史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对抗战时期经济运行过程本身的探讨，或对相关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言而喻，权力核心对战时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探讨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关系，可以深化对经济抗战与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从而推动抗战经济史研究。同时，对蒋介石与战时经济开展研究，也是理解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经济作为及国民党迁台之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历史研究的人文与现实关怀，很大程度上乃是历史研究存在的理由与功能所在，本课题的研究亦不能脱此一途。
现实意义之一：开展“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研究，可以为当前的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提供有益借鉴。改革开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抗战时期相比，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与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已经大为不同。然而，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则是不争的事实。在政治结构上，仍然是一党领政，以党治国。就经济转型而言，仍然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且在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处理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推进对外开放等方面与抗战时期有着诸多共通之处。由此看来，开展“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或许可以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现实意义之二：客观公正地研究蒋介石有助于海峡两岸正视历史与现实，凝聚共识，和解共生。20世纪80年代之前，海峡两岸少有比较严肃的蒋介石研究学术成果。就大陆而言，80年代之前学界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还无从着手，少量资料集的编纂也是以批判为目的，民众对蒋介石的认识与评判以负面居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蒋介石研究以相关资料的编纂为主，虽然出版了大量有关蒋介石的书籍，但歌功颂德的基调十分明显，严肃的学术著作亦不多见。就蒋介石研究而言，海峡两岸可谓殊途而同归。近一二十年来，两岸的政治经济情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及于学术，蒋介石研究可谓首当其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界开始了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时至今日，蒋介石研究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民众对蒋介石的认识与评判大多趋于理性，但客观、公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台湾地区在民进党主政期间，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一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蒋介石的认识与评判却以负面居多。“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共识是和解的前提。客观公正的蒋介石研究有助于国共两党、海峡两岸求同存异，互相理解，和解共生。
上述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只是本课题研究的应然，而能否成为必然，笔者当尽力而为，并期贡献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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