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十年来，海内外史学界关于蒋介石和抗战经济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各类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关于抗战经济史与蒋介石研究的整体学术综述，已有学者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1]本文主要就有关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研究试作述评。
早在民国时期，特别是1937—1949年之间，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就组织出版了大量有关蒋介石的书籍。这些书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蒋介石的言论集，包括他的演讲、训词、文告、书信、论著等，其中有大量蒋介石关于经济、民生问题的论述。这些言论经整理后大都收入了秦孝仪先生主编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一类是蒋介石的传记，但都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的记录，而且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以后，不断被神化，其传记从强化政治权威出发，不利的部分被篡改，或干脆忽略不载；一类是对蒋介石的言论进行阐释的“著作”。这些书籍虽大都以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为主，但也有少量涉及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殷作桢《蒋委员长的思想体系》（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一书对蒋介石的思想分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六章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蒋委员长的经济思想，可以见之关于实业计划和民生主义的阐论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等等之中”。[12]该书大量引用《总裁言论》原文，罗列排比了蒋介石论生产与流通的政策宣示，其间作者没有作任何主观评论，远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著作。但该书以经济的两大主要环节即生产与流通来条理蒋介石的经济言论，可以说是运用经济理论来架构蒋介石经济思想的一个开创之举。周开庆《蒋介石先生的思想体系》（正中书局，1943年）对蒋介石的思想背景及哲学、政治、教育、经济、军事思想进行了阐述。该书认为，蒋介石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可以分作下列的五个要点来加以论述。即：（一）经济建设的目的，（二）中国经济建设的原则，（三）中国经济建设的纲领，（四）培养经济力的要则，（五）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意义及其实施”。[13]作者在文末写道，“蒋先生的全部思想，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一切以人为本，可谓是‘人本主义’的一种思想。……在经济思想里，他认定经济建设的目的在福利民生”。[14]与殷著相比，周著似乎具有了初步的研究性质。民国时期，由于国共对立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不断，中国共产党等反对派也出版发行了大量批判蒋介石的文章与书籍。《蒋介石的经济危机》（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大财阀蒋介石》（香港：自由世界出版社，1948年）虽以蒋介石为题，但都以国民党政权为批判对象，泛泛而论，鲜有涉及蒋介石本人的具体经济思想与活动。陈伯达所著《人民公敌蒋介石》援引毛泽东的观点，指蒋介石是“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封建买办”，地主豪绅的代表，[15]对蒋介石进行经济定性。文中如此描述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蒋介石和戴季陶、陈果夫之流，都是上海买办交易所的活动人物。买空卖空是交易所的特点。在那里，买卖不是真实的买卖。供求不是真实的供求，纯然是钱财的赌博。投机、造谣、欺骗、暗算、诱惑、耍流氓、冒险、残酷……总之，一切目的都是为自己发财，不惜多少万人倾家荡产。……蒋介石当过交易所经纪人，沉浸在那里，受了充分的训练，并且学通了那交易所全部发财的诡计。……这一场交易所的训练，对于蒋介石的政治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从此学到的吸血鬼的手段是更多，也更狠了。[16]诸如此类的政治性批判，虽无学术性可言，但此类观点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大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蒋介石的评判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总的来说，民国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论及蒋介石经济思想与行为的书籍，但都着眼于宣传，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干预，蒋介石研究在大陆一直是禁区。出于政治批判的目的，在此期间出版了少量有关蒋介石的书籍，如《美蒋勾结史料》（北京：新潮书店，1951年）、《蒋介石言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荣孟源著《国贼蒋介石》（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荣孟源《蒋家王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及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其中有不少涉及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也有些批判性论文涉及蒋介石早年的经济活动，如陆丹林《国贼蒋介石做交易所经纪人的罪证》对蒋介石1920—1921年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历作了论述，并定性为投机、剥削行为。文末并附影印“恒泰号”合同原件。[17]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试图写出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蒋介石传》，但终未达成所愿。[18]
蒋介石研究真正在大陆历史学界展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探讨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更是呈现逐渐增多之势。
江浙财团对蒋介石的崛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史全生认为江浙财阀不仅从经济上帮助了蒋介石，而且还是蒋介石掌权的主谋、帮凶和策士。[19]邢建榕探讨了“四·一二”前后陈光甫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筹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目的、过程、作用，以及蒋介石与陈光甫的合作与冲突。[20]该文大量运用了上海地区所藏相关档案资料，持论令人信服，应是大陆早期研究蒋介石经济活动的力作。杨树标、杨菁论述了江浙财团在财政上支持蒋介石的详细过程及两者的关系，认为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即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共产党。在这点上，双方是互相依赖的。蒋介石是江浙财团的政治靠山，而没有江浙财团的经济援助，蒋介石则寸步难行。但当时的这种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蒋介石和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之间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这尤其表现在南京政权建立之后。[21]钟汝贤对蒋介石建立和巩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经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笼络上海资产阶级、控制中国经济心脏地区、对武汉政府实行财经封锁、出让利权争取英美支持、采取多种举措拓殖财源是蒋成功的主要原因。[22]但全文论述均从宏观着眼，对蒋介石在其中的筹划、折冲过程缺乏具体考察。王正华运用新开放的档案资料，对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考察。蒋介石通过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对沪宁地区财政进行掌控，这是他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上海金融界人士之所以支持蒋介石，除了其反共立场，还由于蒋早年曾在上海金融界活动，与金融业领袖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以及上海金融界人士中江浙籍占有绝对优势。[23]本文资料翔实，立论客观、公允，是近年来学界研究蒋介石经济活动特别是蒋与江浙资本家关系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一篇文章。杨天石运用档案资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关系，对蒋的投资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指出这些活动影响了蒋介石对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也为日后蒋与江浙财团的合作埋下了伏笔。[24]薛玉芹《论大革命时期的上海资产阶级——兼析上海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上台的原因》（《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王君《江浙财阀和蒋介石的上台》（《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两文重点考察了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的原因，对蒋介石的论述不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蒋介石非常重视金融机构的作用。孙修福考察了蒋介石与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从蒋介石与农民银行的创建、蒋介石与农民银行的“违法活动”、蒋介石与农民银行的人事等方面论述了蒋介石与农民银行的密切关系，并得出结论：没有蒋介石即无农民银行，没有农民银行蒋介石的日子就很难过。[25]四联总处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金融行政机构，对维系抗战财政、金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伍野春、阮荣通过考察蒋介石与四联总处的关系，分析了蒋介石金融管制思想与实践的演变过程。文中大量运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相关手令，就蒋介石对四联总处的机构设立、人事安排、业务运作所起的指导、推动作用，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探讨。[26]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核心经济行政机构之一，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地位独特。郭红娟对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蒋介石支持资源委员会，表面上是因为与翁文灏、钱昌照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背后更深刻的思想原因则是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资委会经济发展理念在一定时期内的交合。[27]吴景平运用新资料，对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进行了分析，认为蒋介石对于法币政策的及时颁行和取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吴景平还对蒋介石在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中的作用作了详细阐述，认为蒋介石在获得美国财经援助的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持续的长才与积极性，与在华美国使节和来访美国官员沟通，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28]这是近年来大陆学界研究战时蒋介石经济活动的代表性成果。
民国时期，合作运动、职业教育、西北开发先后蔚为社会思潮，影响很大。五四以后，西方的合作主义开始传入国内，并受到高度关注。张士杰、郭海儒分析了蒋介石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认为蒋介石的合作思想来源庞杂,既受西方的合作主义思潮和各国特别是德国、日本合作理论的影响,又有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的反映,同时还吸收了孙中山和中国其他合作先驱如薛仙舟、陈果夫等人的合作主张。文章对蒋介石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主要内容、合作社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以及中体西用式的合作教育进行了阐述，认为蒋介石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质就是要加强专制统治,调和阶级矛盾,抵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29]这种分析上的简单政治定性，忽略了历史面相的复杂多样性，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彭干梓评述了1927—1937年间蒋介石的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思想，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把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作为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手段，同时也肯定蒋介石大力支持把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视同一体，推动生产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生产教育一跃而为教育的主潮，并逐渐成为一种运动，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30]孙武考察了蒋介石1942年9月22日“移民西北”手令的背景，对蒋介石抗战时期“开发西北”的认识与具体决策进行了详述，论述了蒋介石从无暇西顾、关注西北到抗战西巡、手令移民的全过程。[31]该文未就蒋介石“西北开发”的思想与决策作出任何评判。沈社荣对抗战前后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进行了阐述，认为蒋介石“开发西北”的战略抓住了复兴民族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这一关键问题，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确立后方根据地、发扬民族精神及支持长期抗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国内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也起了促进作用。作者对蒋介石提出的“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开发驿运”等西北经济开发措施，予以了充分肯定。[32]
范毓震、薛毅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整理中福公司的过程进行了论述，认为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不正当利益和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镇压工人运动。[33]该文立论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尚未脱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何正付撰文认为蒋介石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利用毒品敛财，南京政府表面禁毒，实际上却是纵毒。[34]但文章论述蒋介石的部分，并无令人信服的直接史料支撑。
陆保良对蒋介石与毛泽东、胡适的资本主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认为毛泽东、胡适、蒋介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概念、价值和采取的政策都存在较大差异，对秩序、公平和自由不同的价值追求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这几种不同的资本主义观的产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注重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是值得肯定的，也作出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意义的忽视又不可避免地酝酿了它的历史悲剧。[35]该文从宏观上探讨蒋介石经济思想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有别于以往就事论事的微观研究。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蒋介石的年谱、传记，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论述到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年谱有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传记有宋平著《蒋介石生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杨树标、杨菁著《蒋介石传：1887—1949》（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年）。
以国民政府为论述基点且与蒋介石有较密切关系的民国经济史专著，有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经济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编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杜恂诚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石柏林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连红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著《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生著《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1927—1937》（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年），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02年），姜良芹著《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赵兴胜著《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徐建生著《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近年来，一些经济思想史著作亦开始把蒋介石纳入研究视野，如钟祥财著《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一些与蒋介石有密切交往的经济部门高官的回忆录、日记与年谱大都涉及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如何廉著《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钱昌照著《钱昌照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回忆性文章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如魏伯祯《上海证券交易所与蒋介石》、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合订本第17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日记有陈光甫《陈光甫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年谱则有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学通著《翁文灏年谱》（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四联总处会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为研究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
国民党迁台后，出于强化统治的需要，适应威权体制的建立，各种关于蒋介石的论著在台湾大量涌现。截至1986年，可查的中文图书与论文即达6089种之多，其中专题论述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著作有21种，论文70篇，比例明显偏少，仅占1.5％。[36]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蒋介石的论著日趋减少。现仅就笔者所见，对较有学术价值的论著略作评述。吴伯卿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政策的演变，重点对《中国经济学说》进行了分析，把蒋介石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分为统一建设、抗战建国、行宪戡乱、中兴复国四个时期，认为蒋介石的经济思想是以人性为本源，以社会为本位，以民生为目的，要使物为人役，不要使人为物役，体用兼备境界高远的理论。[37]陈贤雄把蒋介石经济思想分为中西经济学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内涵、经济与财政之改革、教育与经济建设四部分进行了分类叙述。[38]张载宇对蒋介石的言论进行了系统综合的研究，共分总论、哲学思想、科学思想、革命建国思想、反共思想五篇。他把蒋介石有关经济的言论总结为以民生为中心的经济观，置于哲学思想之下。[39]1985年，国民党为纪念蒋介石诞辰百年，组织出版了《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现代化》丛书，共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科技、法治、交通、国防、财政10册。丛书总序解释了为何用现代化理论来诠释蒋介石的事功：“以‘中国现代化’作为我们对我国近代历史的观照，一方面乃由于我们深切了解，我国近百年的血泪奋斗史，岂不正是朝野一致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这套丛书是运用“现代化范式”探讨蒋介石的思想与活动的较早成果。王荣周论述了蒋介石对中国财政现代化的贡献，就蒋在财政收支、赋税管理、金融管理等方面的训示与实施绩效进行了评述。[40]刘阿荣对蒋介石与中国经济现代化作了探讨，考察了蒋介石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渊源与内涵，蒋介石在大陆时期对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贸易现代化的贡献。该书论述背景颇为宏阔，将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政策置于20世纪中国和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之中，认为孙中山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设计了精密的蓝图，蒋介石则可视为此一蓝图的诠释者、执行者。蒋介石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人物，还是经济建设的推动者。[41]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将蒋介石的经济言论与政策执行分节表述，给人以割裂之感，未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梁馨科、黄台生阐述了蒋介石关于交通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政策选择、实施管理与建设途径，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电信、气象等方面考察了大陆时期交通现代化的进展。[42]秦孝仪以蒋介石的相关言论为基础，就蒋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阐发、继承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排比、罗列，实际上仍是改头换面的蒋介石言论集。[43]李复甸、朱言明运用现代化理论，以金耀基教授所提经济工业化、社会都市化、观念世俗化、政治普遍化、行政效率化五项现代化指标为纲目，研究了蒋介石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并对蒋推进中国经济工业化的政治理念、施政作为进行了阐述，[44]其研究架构颇有值得借鉴之处。丁一倪著《蒋中正先生与台湾的农业改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论述了蒋介石台湾时期的农业改革思想与政策。丁介民著《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建设》（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亦论及台湾时期蒋介石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政策。《传记文学》刊载了许多在大陆时期曾任职经济行政部门高官如何廉、张嘉璈等人的回忆与自述，对了解蒋介石的经济决策颇具参考价值。该刊亦有文对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进行论述，如《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水利建设》（《传记文学》第38卷第4、5期）一文对蒋介石自南京开府到迁台后的水利建设思想与活动进行了叙述。
这一时期，为满足宣传与研究之需要，国民党对蒋介石资料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视，取得了较大进展。具有较高价值的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年）、《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台北：“国史馆”，2003年）。
日本学者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主要以蒋介石的政治、外交活动为主，对蒋的经济思想与活动叙及不多，但对理解蒋的经济决策仍有较大价值。横山宏章撰文考察了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他在运用政治学理论全面梳理海内外史学界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后，认为“蒋介石日后政治上的发迹，与他成功地网罗了形形色色人物有重要关系。如：(1)以黄埔军校学员为核心的军人集团。(2)从财政上援助他的江浙财团。(3)戴季陶等政客组成的智囊团。(4)秘密结社性质的青帮暴力集团。在这四种人际关系中，除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时期时的军人集团外，其余三种关系都是在上海时期培植起来的，并通过上海交易所的活动强化了这种联系。在蒋介石的一生中，上海时期是个关键，其中，他在上海交易所的活动尤为重要”[45]。这是日本学者研究蒋介石经济活动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表明日本学者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与理论思维。久保亨所著《走向自立之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因经济政策歧义而产生的冲突，认为宋子文之所以辞财政部长之职，与修改1933年税则问题有很大关系，是外交方针与财政方针互相对立表面化的结果。
许多欧美学者的民国史研究著作也论及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活动。美国的杨格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他对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状况作了较为翔实的描述与分析，他认为宋子文1933年10月辞财政部长职是因为宋与蒋介石财政政策意见不合，在性格上有强烈冲突。[46]小科布尔分析了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合作与冲突的具体过程及其原因，对蒋、宋、孔的关系亦有描述。他认为蒋介石把征收庞大的军事费用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合作的手段达不到目的，就不惜使用敲诈勒索的办法。为了获得经费，蒋介石毫不顾及中国工业资本家的需要。[47]易劳逸论述了抗战时期的农村赋税问题，以及蒋介石对大地主和乡绅集团的抱怨与不满。对蒋介石与蒋经国在战后金圆券改革中的作用也作了分析。[48]柯伟林探讨了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与德国发展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有助于了解蒋介石的对外经济关系思想。他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为了创建一个有计划的国防经济体制。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私人的秘密发展机构，是为了计划与德国合作的中国工业化而成立的。[49]法国的白吉尔认为资本家在1925—1927年危机中归顺蒋介石的原因，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害怕革命的心理。因为早在革命之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对统制经济采取了一种明显迁就的态度，他们希望蒋介石建立强权，以保证面临分裂和侵略局面的国家实行统一。[50]这些著作立论较为客观、公允，但并非以蒋介石为专题研究对象，因此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思想与活动远未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自民国以迄于今，海内外对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蒋介石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以其公开发表的相关言论为主要材料展开文本分析，对蒋介石在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未能深入探讨。对其经济活动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几个热点问题，如蒋介石早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关系，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冲突与合作，蒋介石与经济金融机构的关系。大陆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点：侧重微观分析，研究成果形式以单篇论文为主，迄今未见专题研究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专著；描述性成果居多，理论分析不够，未能充分运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评判日益趋于客观、公正，但仍有部分作者未能摆脱旧史观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成果有逐渐增多之势，但数量仍然偏少。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论之影响，台湾地区的有关成果比较重视运用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现代化理论来解读蒋介石的经济思想。总的来说，其研究成果有如下不足：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对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一概持肯定性评价；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数量很多，质量参差不齐；著作以通论性宏观论述居多，研究时段纵贯大陆与台湾时期，对具体历史情境与过程把握不够；对所引蒋介石言论缺乏分析，未能结合复杂的历史背景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过程与绩效进行客观评析；所用材料以公开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为主，未能充分运用档案资料；从时间上看，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90年代以来，虽然蒋介石档案、日记陆续开放，但“去蒋化”影响所及，相关成果却相对减少，且以政治、外交等方面论著为多。[51]国外如日、美、法等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行文客观，立论公允，研究较为深入，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启发意义，但数量亦不多。
总的来说，海内外学界对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资料整理也初具成效，但高水平学术著作尚不多见，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经济思想与活动的系统深入研究更付阙如。此种研究现况，为开展对“蒋介石与战时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与较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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