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制约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以空间换时间，与日军进行持久作战，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随着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大规模作战的结束与战局的发展，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应对策略。蒋介石对经济抗战的认知演变直接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调整，并从而影响到战时经济转型。众所周知，战时统制经济对支撑持久抗战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6]在平时经济体制向战时经济体制、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权力核心与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相关认知与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27]。8月1日，蒋介石主持中央军校扩大总理纪念周并发表演讲：“现在过了民国廿五年，到了廿六年的今天，国家已经有了整整五年的准备，我们的平津不但不能让敌人随便占去，而且要排去敌人的威胁挟持。现在敌人既然无故占去我们的平津，我们还不下最后的决心吗？还怕与他来拼战吗？我们现在的准备，当然不算充实，但是较之五年以前，我们的国力已超过二十倍还不止，只要大家从此下决心，拿平津失败作教训，在一个命令之下，共同一致，沉着应战，愈挫愈奋，愈奋愈进，持久不懈，拼战到底，我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的。”^[28]蒋介石显然对此前的抗战准备抱有较大的信心，并期望在“一个命令之下”，取得最后的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面对日军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疯狂进攻，蒋介石将重点放在军事抗战方面，提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策目标，一切经济措施皆以军事、国防为中心。1937年11月，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以加强国防经济。军事委员会的训令对设立调整委员会的必要性进行了解释：

查现代国家欲求巩固国防，捍御侵凌，保障生存，其必备之条件：一曰人力之坚强；二曰物力之充实。而所以克致坚强充实之道，尤赖有条理周洽与运用灵敏之组织，不易之理，举世同揆。此次我国自卫抗战，为我全民族生死存亡所关，敌方企图，利在速战速决，冀得节减消耗；我方胜算则在持久项搏，以促敌方人力物力遭受自然之崩溃。盖我国广土民众，不唯人力兵员之补充不虞缺乏，即专就物力而言，以我国生存殷饶，矿藏丰富，但使物尽其利，货畅其流，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固足以制敌而有余。第自抗战以来，各地农工商矿各项事业，或以适当战区，迫告停顿；或以资金支绌，苦难活动；或以交通影响，艰于运输；甚或顾虑亏损，私图收缩。凡此种种现象，仓卒逢变，初无足怪。补救之方，首在加以严密之组织，予以适当之调整，济以有力之援助，俾因战事而生之困难彻底解除，则农矿工商百业原有之机能自呈活跃。本委员长有鉴于此，因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方案，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施行，即由军事委员会内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各就主管范围，督促管理，负责调整。^[29]

训令对抗战与设立调整委员会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说明。正是为了彻底解除因对日抗战而产生的经济困难，“本委员长”才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的方案，并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施行。可见，全面抗战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战时经济管理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制度变迁方面。

1938年3月30日，在蒋介石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明确指出“经济政策应适应时代之需要，是以在抗战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凡对于抗战有关之工作，悉当尽先举办，努力进行，以期集中力量，早收成功”^[30]。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31]。上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以军事为中心，实行计划经济。这一经济政策目标的提出，决定了战时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致方向。但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与深化，显然与蒋介石的相关认知与决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4月3日，蒋介石在武汉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强调真正的国防必须注重经济建设，“依照实业计划所规定的五大计划，将全国的铁路、河道、海港，建设完成；各种矿产尽量开发，以军需为中心的各种重工业，尽力发展；以及粮食、被服、装具等基本工业，竭力建设，否则，便根本说不上武力建设”^[32]。蒋的演讲体现了在抗战中建国的基本思路与对战时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注，也是他在全面抗战时期一以贯之的国家建设战略。

蒋介石对经济建设支撑持久抗战非常重视，多次强调要加紧发展生产，利用农业国家的特点，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通电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希望协助政府积极开发地方经济，以充实抗战武力与资源，坚持持久经济抗战：“抗战胜利之贯彻，必从做到无‘废人’、‘废物’、‘废地’、‘废时’四者以求之，而所以达到屏绝此四废之目的，又必从开发地方经济，增加农业生产及积极扶助手工业入手；深信以我国物产之富，人力之盛，果能组织精密，运用灵活，则就经济持久一端，即足以制敌人之死命”^[33]。1月21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式，并就经济问题发表演讲，指出“现在战争，起因往往在经济的掠夺，而成败胜负，也往往以经济能否持久，为决定的因素”。针对日本工业发达，而中国为农业国家的特点，蒋介石说：

敌人“宣称战争要百年化”，我们认为抗战建国的工作，是没有时限可定的，五年不成则十年，十年不成则百年，一天不达到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停息。我们怎么样来努力呢？我们要针对着敌人的情形来努力，今日的敌人，正如孙子所谓“大吏怒而不服，遏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要以我们的统一团结，来对付敌人的骄妄凌乱，以下克上的败象，我们知道敌人在战争期中工业停顿，经济破绽，日益显露，我们就要发挥我们农业国家的特长，刻苦节约，坚忍支持，来加深敌人工业国家的弱点，我们知道敌国大欲所在，是要根本毁灭我民族经济基础，我们就要加紧充实我们战时一切的建设，培养持久抵抗的力量，以促起敌国社会崩溃的危机。我们知道敌国去年以来，天灾流行，风灾水灾，加以继续发生不断的大地震，使他们国内被迫作战的民众，格外受到痛苦和损失，我们就应该利用我们天时地利的优点，加紧农业生产，以对抗天灾人祸，不可终日的岛国的缺点。^[34]

蒋介石提出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支撑长期抗战的政策措施，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情的实际状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5月7日，蒋介石出席全国生产会议，指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整军建军，建立我们现代的国防军备，在生产上也要调整生产，造产建产，建立我们现代的国防产业”，“所谓现代国家，就是经济自立的国家，就是有现代生产武装的国家，我们的国难虽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实在由于经济落后”。蒋介石强调经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勉励企业家要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抗战：

一个民族精神被人屈服，是亡国的开端，而经济的破产，才是亡国的终结，我们今天要动员精神，同时要由精神的动员，达到物质总动员，如果我们在抗战期间，不能同时发展生产，就不能支持长期抗战，而且即使抗战胜利，如果全国经济破产，这国家还是随时可亡的。……现代战争，无论装备，给养，均须仰赖工业，所以生产是国计民生的中心问题。我们物质既不如人，要一面以精神补助物质之不足，一面还要迎头赶上，加速经济建设，建设是抗战的后盾，也是抗战的目的。^[35]

蒋介石认识到经济的破产是亡国的终结，“即使抗战胜利，如果全国经济破产，这国家还是随时可亡的”。这一判断可谓有先见之明，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战时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十分担忧战时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一担忧并非全无道理，抗战胜利之后数年，伴随着经济的崩溃，国民党就在与共产党的决战中败退台湾，“实践”了蒋介石的担忧。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呈胶着状态，蒋介石认识到经济建设对持久抗战的重要作用已超过军事斗争，因而提出今后抗战的原则是“七分经济、三分军事”。1940年5月12日，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发表演讲：“我们现在军事胜利的基础，已经完全确定，敌人的兵力经我们两年多坚强战斗，已经疲备（惫）衰竭，今后再没有余力来进攻我们，所以在军事上我们可以说绝无危险；但我们要完成最后的胜利，就要运用政治的武力，来战胜敌人！不过各位要知道：‘政治的基础，完全建筑在经济的上面，如果经济的基础不确立，政治的力量也就根本无从发挥’；因此我们以后抗战最有效的武器还是在于经济！如果我们的经济没有组织、没有办法。那不仅不能促成军事的成功，而且政治经济一旦失败，那我们国家就要根本灭亡！所以我们以后的抗战，要用七分经济、三分军事。”^[36]6月3日，蒋介石出席党政训练班第八期毕业典礼，指出：“我们以后无论抗战建国，一切问题的最后解决，完全在于经济。普通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能依照现代的方式建设起来，国家就不能成立，我们现在抗战，经济关系更为重要，如果在经济战争上不能应付敌人，不能战胜敌人，那我们军事抗战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无论政治、军事都要以经济为其基础，如果经济不能建立，不能发展，则其他事业都没有成功的希望。此次受训的同志，无论自己所主管的业务为财政，为交通，抑为金融，都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都是属于经济的范围，就特别要认清自己职责之重大，要能尽到本身的责任，然后才不辜负我们来团受训的目的。”^[37]蒋介石认为一国的经济如不能按照现代的方式建设起来，国家就不能成立，就不能战胜敌人，这一认识将建设现代国家与抵抗日本侵略联系起来，强化了蒋介石抗战建国的战时经济政策思想。

全面抗战进入1941年后，各地物价持续高涨，军民生活困苦不堪，蒋介石对战时经济问题更为重视，并决定适应抗战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1月1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三十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出抗战与建国是一件事，要在抗战中来积极建国，尤其国防与经济建设最为重要。书告指出：“我们要知道在今天的世界，没有健全的国防经济基础，是不能生存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因之整个的国家建设，实际就是指国防建设。所以说所谓建国就是要先建立国防。因此我们不但为对付敌人的侵略破坏，与充实抗战力量，而要积极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同时为保障永久独立自由和生存，贡献世界和平，更要在此血战之中加紧进行我们的国防经济建设。”^[38]3月1日，蒋介石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指出经济建设要适应国防的需要，并提出应当努力实现的各项具体政策目标：“现在经济方面，必须趁此树立国防经济的基础，而根据国防需要，迅速完成经济建设的工作，此类战时经济设施，不仅行于现在抗战时期，且必须延长至战后以达到绝对安全的守势国防之日为止。为了完成这一目的，政府当采取各种步骤以调整生产及金融，改进交通与运输，并要求全国同胞之普遍刻苦勤劳，集中资本，普及劳动，更须政府人民一致努力保护资源，发展军需工业，提高国家生产力，同时实施一切经济活动必要之管制，培养民力，安定民生，使整个国力不断增长，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以扶植我们经济建设的进行。”^[39]“实施一切经济活动必要之管制”的提出，表明蒋介石已认识到要适应抗战需要，必须改革国民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与战时经济运行机制。

3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再次指出：“我更要提醒各位的，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希望我们全会同志，务必认识这个意义，对于今后经济问题的措施要像过去三年前对于军事一样的看重，一样的努力，我可以说我们在军事形势上已确立于不败之地，而今后胜负的关键，一大半要取决于经济了。所以大家对于加强经济上的持久力，改善经济上一切设施，增进经济战斗的效能，一定要积极奋斗，不惜牺牲，来克服我们这次抗战期中最后的困难！尤其是今天出席全会的各位，负有领导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的责任，格外要知道经济实在和军事一样的重要，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而且经济的范围比军事更为广阔，其推动亦更为容易，只要我们能切戒过去消极敷衍因循怠忽的积习，发挥刻苦耐劳积极奋斗的精神，共同努力，则以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我相信无论什么难关，都可以打破，而获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如果我们因循懈怠，畏难偷安，不能苦干实干，不能互助合作，那末，无论我们有了怎样优越的条件，都没有用处，而且一旦失败，则其危险的程度比军事失败还要来得严重！”^[40]为坚持持久抗战，3月31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扩大总理纪念周，要求确立战时经济体制，完成经济统制，以奠定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就此进行解释：

今后抗战，经济尤重于军事，军事只占三分，而经济要占到七分。因此，对于经济事业，全会同志应领导全党党员，要像过去三年前对于军事一样的重视，一样的努力，来一致奋斗积极推进，使我们战时经济，也和过去的军事一样，能够突破一切难关。这就是要确立战时经济体制，以奠定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现在党内一般同志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对于经济，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政策，因而有许多人还主张采取放任主义，维持自由贸易，更有许多人则主张实行严格管理，务求彻底统制，其实这是不成问题的。根据我们目前的需要以及世界各国的先例，在战时，国家经济，必须逐步作到完全统制，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过去三年多以来，因为我们对于经济放任随便，苟且因循，致有今日的困难，如果长此下去，不求改造，那我们无论拥有怎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都没有用处，都要归于失败！但是我们今后要完成经济统制，一定要使我们全党同志，人人都要积极参加，无论在那（哪）一部门工作，都要担负起一份经济建设的任务，领导民众，号召全国，来推进战时经济的建设！^[41]

蒋介石认为，在战争时期，国家经济必须逐步做到完全统制，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并将战时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归咎于“对于经济放任随便，苟且因循”，因而提出要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完成经济统制。可见，正是对日抗战决定了蒋介石对战时经济体制的选择。在蒋介石的提议与主持下，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案》、《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等议案，以加强战时经济统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战时体制亟待加强。为此，蒋介石决定加强全国总动员。12月1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指出“今后我国家胜败存亡之所系，全在于我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能否走上新时代之正轨，能否发挥其最大之力量以为断。而欲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确臻于现代化之境地，以与战时要求相配合，则必须吾人一致发挥其革命精神，竭尽其工作效能，使本届全会所有之决议，皆能切实贯彻”^[42]。蒋介石特别要求检讨军事、政治、经济基本制度，重新厘定，务求其具体可行，并提出三项基本政策：充实基层力量、延揽全国人才、进一步实行全民动员。12月23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所提《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规定“全国人民应切实服从军令政令，并依法令规定，有使用其体力、物力、财力于前方后方一切有关战斗活动之义务”。蒋在该案中阐述总动员之发起与目标：

现代战争，乃国家总力之决斗，必须集结全国任何一人一物，悉加以严密组织与合理运用，使成为一坚强之战斗体系，以保持战力之雄厚，贯彻战争之胜利。

我国自抗战以来，已四年有余，检讨以往，深觉全国各方面动员之程度，距战争之要求，相差尚远，于潜蕴之国力，犹未能充分发挥。今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侵略之凶焰，弥漫全世，我国与各友邦并肩戮力，共赴反侵略之圣战，斯成百世成败之转捩，存亡绝续之所关，自应把握时机，彻底加强全国总动员工作，使每一国民，皆能更尽其对战斗之任务，每一物质，咸能更发挥其对战争之效用，庶我战斗力量，不弱于任何友邦，克以确保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共同肩负维护全世界人类正义文明之责任。

目前动员工作，应以最大之努力，达到左列之要求：一、全国人民力量充分发挥合理使用；二、士兵之粮秣、械弹供应无缺；三、土地之使用竭尽其利；四、一切物力之补充继续不匮；五、全国人民之生活，能维持健康之水准。^[43]

要取得对日抗战的胜利，必须进行有效的动员。由全国总动员要达到的要求来看，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物质总动员。对此，蒋介石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我们以后的抗战，一定还要遇到更重大的困难，我们如果不在经济上谋自足自给，在国防上谋自强自立，那真是危险万分；而我们要谋自足自给，自强自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全国总动员！使我们政府真正成为一个战时的政府，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战时的社会，而我们国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战时体制的国家！”^[44]为推进总动员的法制化、系统化，1942年3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5月4日，为颁布实施《国家总动员法》，蒋介石特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讲，阐释实施总动员法的意义：“我们的国家总动员法，虽是现在才颁布实施，其实在过去我们并不是没有实行动员，实际上各部门都已开始实行了。例如统筹生产，管制消费，调节物资，管理物价，管理金融，乃至发动劳力，发动智力，发动技术，政府主管机关都在分头的执行，一般人民和社会也都在自动的实行；不过以往这些办法，还都是部分的、零星的、不相连贯的，而且做得不够确实，不够普遍。”^[45]蒋介石将“统筹生产，管制消费，调节物资，管理物价，管理金融，乃至发动劳力，发动智力，发动技术”作为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经济抗战的高度重视与抗战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制约。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向统制经济转型与不断强化的过程，而蒋介石对经济建设支撑持久抗战的认知与判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实际上，全面抗战爆发前学界就有大量关于统制经济理论的讨论，^[46]但学界理论要成为政府政策并进而转化为全面实践，首先必须获得政府高层的认同，显而易见，权力核心蒋介石的认知与推动至关重要。

战争通过对政策目标与政策环境的改造，对一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影响巨大。从某种程度来说，抗战对战时中国经济建设与体制转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发生的中介就是战时经济政策。作为权力核心，蒋介石对抗战经济准备与持久经济抗战的认知与判断，对其经济决策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抗战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制约又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从宏观视角而言，国民政府是在战争的胁迫下不得已采取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但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并非纯粹的被动者。蒋介石对济南惨案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甚至从那时起就开始主动进行经济抗战的准备与实施。由这种被动与主动的交错也可以得知，战时经济的“战时”特性使得某些战时经济政策措施会随着“战时”的结束而停止实施，甚至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就区域经济政策而言，战时内迁政策转变为战后复员政策，就使得西南地区的现代经济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这是理解战时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一。

注释

[1]请参阅蒋永敬：《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薛念文：《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彭敦文：《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

[2]蒋介石：《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1912年7月），《自反录》第5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1页。

[3]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卷，（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222页。

[4]蒋介石：《致电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告以救国之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3卷，第429页。

[5]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407页。

[6]《蒋主席训词》，《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日，第1张第4版。

[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86页。

[8]蒋介石：《复兴中国之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489页。

[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201—202页。

[10]《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

[1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342页。

[12]《参谋本部密函（壹字第六三一号）》（1933年10月9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2589。

[13]《全国经济委员会密函》（1934年1月2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2589。

[14]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326—327页。

[1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160页。

[16]蒋介石：《蒋委员长致孔祥熙部长告以我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请对四川经济有关问题从速解决电》（1935年5月28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35页。

[17]蒋介石：《蒋委员长致俞大维署长指示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电》（193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38页。

[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13页。

[1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18页。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296页。

[2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325—326页。

[2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334页。

[23]蒋介石：《忠告杨虎城迅使西北规复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46—147页。

[24]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2—583页。

[2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59—60页。

[26]请参阅虞宝棠：《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论析》，《史林》1995年第2期；刘殿君：《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陈雷、戴建兵：《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27]蒋介石：《致勉宋哲元主任决心抗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60页。

[28]蒋介石：《准备全国应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03—604页。

[29]《军事委员会关于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的训令》（1937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30]《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33529。

[3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195页。

[3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200—201页。

[33]蒋介石：《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第4页。

[34]蒋介石：《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22—23页。

[35]蒋介石：《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2—23页。

[36]蒋介石：《经济抗战之精神和要务》（1940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9页。

[37]蒋介石：《抗战建国中交通财政经济金融各界人员之职责》（1940年6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32页。

[38]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第241页。

[39]蒋介石：《抗战的新形势与全国努力的方向》，《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67页。

[40]蒋介石：《健全党务刷新政治加紧军事与经济建设》，《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83页。

[41]蒋介石：《五届八中全会应有之检讨与努力》，《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92—93页。

[42]蒋介石：《加强抗战力量确立建国基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439页。

[43]《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第227页。

[44]蒋介石：《党政军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5页。

[45]蒋介石：《为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第305页。

[46]请参阅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