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前已述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蒋介石的建国理论之中，是为解决建国三要素之物质的问题，除此而外，尚有新生活运动与劳动服务运动与之并驾齐驱，为蒋介石所看重。早在1934年2月，蒋介石就已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以加强建国三要素之精神建设。^[13]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又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4]关于物质（经济）建设与精神建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互动关系，蒋介石也多有论述，考察其相关言论，对全面理解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的全盘筹划与整体思考多有助益。

（一）蒋介石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

1934年2月5日，蒋介石在浙江省政府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讲到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建设复兴的根本要务就是‘教’‘养’‘卫’三件事。所以我们今后一切的建设一切的努力都应当集中于这三件事。这三件事如果要作好，当然在物质方面我们也应当努力建设，但在物质建设之先或者说比物质建设更加重要的，就是精神的建设，即必须格外注重教育以奠定建设和救国之精神的基础。这个精神的基础是一切物质建设的前提，是救国革命复兴民族的动力，没有这个基础，一切物质建设就没有根底，要完成革命复兴民族不可能。”^[15]精神的基础是一切物质建设的前提，决定了新生活运动应先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发动。

为筹划建设战略大后方，加快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蒋介石在1935年5月巡视西南与西北。5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进一步论述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关系：

我们今后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在物质方面固然要使一切产业近代化，以谋经济的独立；但是如果不同时在精神方面，注意发扬民族的精神，提高民族的道德，则国家的产业和经济，以现在所处的环境而论，一定是很难进步；即算可能，也将成为畸形的发展，前途非常危险，终究不能救国救世！现在有许多国家，他们的科学很进步，工业很发达，但是忘了人类是应当互助共存的道理，没有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伟大的精神和基本的道德，所以成为一个侵略者，不但不能救世界救人类，而且反要危害人类和世界！兄弟敢说：如果单在物质方面求工业的发展，而不在精神方面求民族道德的发扬，是不能自救救人的。我们要真能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并且进而拯救世界，造福人类，必须物质的建设与精神的建设，双管齐下，并程并进！^[16]

蒋介石认为，“如果单在物质方面求工业的发展，而不在精神方面求民族道德的发扬，是不能自救救人的”。以发扬民族精神与提高民族道德的精神建设，为工业建设与物质建设奠定基础，从而实现复兴民族的目的，是蒋介石建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路。因此，蒋介石非常重视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他发起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4月3日，蒋介石在武汉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首谓此次临全大会决议能否实行，为本党革命成败之关键，党员要精研总理遗教，贯彻主义的信仰，才能担当抗战建国的任务。旋对五大建设之内容，详加阐析”。蒋介石说：“在这一次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本党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方面要领导全国努力抗战；一方面就应该在抗战进展中，逐渐完成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尤其要知道建立国家是我们抗战革命唯一的目的，我们要建立国家，就要推行五种建设——一是心理建设，二是物质建设，三是社会建设，四是政治建设，五是武力建设，这五种建设能够成功，三民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五种建设，是要建设五种力量，就是精神力量，社会力量，物质力量，政治力量和武力。这些力量总合起来，就是国力。国家的力量，这五种中不能缺少一种；否则，建设不能成功，主义便不能实现。”^[17]心理（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还必须与其他建设“总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否则，建设不能成功”，这是蒋介石“建国”理论系统性的重要特征，也表明了他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对“建国”方略的整体规划与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全面抗战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一度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一切物质：

一个国家物质上有缺陷，一时没有法子充足，不能就作为这个国家的耻辱，因为物质的生产，要有人力物力，尤其是时间种种条件，不是顷刻之间可以补充的；至于精神上的缺陷，就不同了。有了精神，一份的物质可以当作十份的物质来使用，而且能创造出多量的物质；没有精神，就像总理所说“人的身体，就成为死物”，凭你有怎样多的武器和物质，也一概归于无用。^[18]

精神是创造物质之母，是运用物质之主，精神的力量实在是超过一切物质。总理曾经说过：“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武器者全赖精神；两者相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占其一。”总理手创中国革命大业，赤手空拳，造成今日伟大的中华民国，以及本党以后誓师北伐，扫除军阀障碍，完成国家统一，无一次不是精神制胜，都是有史实足以证明的。就以西方各国来说，也莫不如此。例如德国要算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但德国人常说：“德国不仅需要武器，更需要负载武器的精神。”^[19]

中国物质文明比较落后，需要精神文明来补足，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发起就顺理成章了。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建国”三要素、五大建设，还是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物质或物质建设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必须与其他部分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显而易见，这种整体与系统的思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二）蒋介石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既然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关系在理论上如此重要而密切，作为两者实践与具体化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其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为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20]的宣言，就是明证。

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研究经济建设计划，提出“经济建设与新生活运动之分别：甲，新生活为道德，为精神，实为经济建设之体，而经济建设则为物质，为行动，亦为新生活运动之用也。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心，经济建设运动实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基点，亦民生主义运动也”^[21]。在10月14日发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一文中，蒋介石进一步明确解释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二者实相为表里，故必须相辅而行。盖新生活运动为民族的，为修身的，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实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证。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民生的，为生产的，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亦为新生活运动之用。新生活运动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所以充实民族之物质的基础，故二者实缺一不可者也。”^[22]以上论述表明，蒋介石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基本路线，非常注重传统伦理、道德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是不可或缺的，就整体的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甚至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国家建设战略之中的地位，蒋介石援用孙中山的有关理论，解释说：“现代的国家是一个最发达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就是由‘教育’、‘经济’、‘武力’三大要素或者说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我们如果本着这个意思来看总理的遗教，格外可以深切理解。总理遗教之‘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与我所讲‘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生命力可说都是息息相关完全一致的。任何一部分的工作，与其他各部分的工作，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有相辅而行、相需而成的作用。我们为易于明了和体认起见，如果要分别来讲，那么‘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一部分主要的工作以及全部‘心理建设’的工作就是‘教育建设’，而新生活运动实为最普遍而又浅易最基本亦最切要的教育建设运动。‘政治建设’的一大部分以及全部‘物质建设’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为目前最急要最根本的经济建设运动。最后，无论是‘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无论是‘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一切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即一切都是‘武力建设’。”^[23]诸多方面的建设共同发展，“相辅而行，相需而成”，构成完整、系统的国家建设基本路线，而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为推进实施基本路线的战略举措，由此可见“二者实缺一不可”的根本所在。

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对全国国民播讲《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阐释国民要自救救国，惟有以新生活运动，奠定国家道德精神之基础，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促成物质文明之进步：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改良国民的生活习惯，从而增进国民的道德，发扬民族的精神，以改善国民的精神生活，而完成国家精神的建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挥国民劳动创造的能力，增加国民生活的数据，从而改善国民的经济生活，完成国家物质的建设。精神和物质两种建设，是互相关连，互相影响，互相助成的。偏废其一，则俱难成功；同时并进，则事半功倍。所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必须相辅而行，亦必然相得益彰。我们既以新生活运动来奠定国家道德精神的基础，同时再要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来完成国家经济的建设，促成物质文明的进步，才能够使国家健全发展，也才能救起国家，复兴民族。因此希望全国同胞，个个人要时时刻刻记着这两种运动，就是当前自救救国最紧要的中心工作。^[24]

蒋介石的以上论述，对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与具体的阐释。“以新生活运动来奠定国家道德精神的基础，同时再要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来完成国家经济的建设，促成物质文明的进步，才能够使国家健全发展，也才能救起国家，复兴民族”，这一论断就其逻辑形式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有其独特的价值。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内涵与目标，随着时空的推移，在开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