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公路建设中采取了改善旧路与兴筑新路并举的方针，八年中，共计兴筑新路12737公里，连同全面抗战前修建的公路在内，全国公路总里程增长至13万多公里，国统区的主要干线公路共有38条，总长达22039．28公里，这些公路多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37]而通往国外的国际公路对支撑中国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尤以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最为重要。在国际公路的建设与管理中，由于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与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蒋介石的作用就更值得分析与考察了。
（一）滇缅公路的建设与管理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为摧毁中国的抗战力量，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封锁了东南沿海的出海口，以断绝中国的国际联系。蒋介石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方针，为此，在西南地区开辟新的国际交通线就成了当务之急。最早提出修建滇缅公路的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1937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龙云向蒋介石建议：“上海的战争恐难持久，南京受威胁，上海既失，国际交通顿感困难，国际交通应预作准备，即刻着手修建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直通印度洋。公路由云南地方负责，中央补助；铁路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协助修筑。”蒋介石表示：“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38]对持久抗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滇缅公路，经由蒋介石决策，于当年即开始筹备动工兴筑。
1937年10月底，交通部次长王艽生奉令到昆明与云南省政府、省公路总局共商滇缅公路有关事宜。11月初，确定滇缅公路西段路线方案，经费由行政院拨款320万元，云南省政府负责具体修筑事宜。1937年12月，工程正式开工，至1938年8月底完成路基，12月底正式通车，[39]交通部并设立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办理改善工程与客货运输。
滇缅公路全线通车后，其重要性日益突出，这可从交通部部长张嘉璈的回忆中看出：“因国际补给线的切断，不能尽量进口，使我们的铁路公路及航空各方面，艰难到极点。许多配备补给也运不进来，最后集中运输在滇缅公路，军队要运货，商人要运货，政府各机关也要运货，各人的主张不同，政策也不易统一，使交通部难以应付，很感棘手。”[40]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的运输管理就成了能否充分发挥“抗战生命线”功能的关键，蒋介石对此自然十分关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滇缅公路通车后，因路况不佳，行驶汽车经常抛锚，导致运输不畅。蒋介石得知后，于1939年3月18日手令交通部，指示“缅甸通云南各公路务望多设汽车修理站为要”。交通部接令后，即计划“在昆明楚雄下关保山芒市腊戍设立修车厂六处，估计全部完成后每月可大修四十辆，小修一百十五辆”，并向美订购修车机器工具十四套，同时在重庆筹设汽车配件制造厂。[41]这一措施对保证滇缅公路运输畅通发挥了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公路运输运量大增，其重要性已大大超过铁路与航空。蒋介石对公路运输管理非常重视，并多次调整最高公路管理机构。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发展交通便利运输，为目前抗战急切的要政。现在铁道甚少，多赖公路运输，但管理公路运输的机关太多，如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西南运输处以及各公路局等等，组织散漫，事权不一，今后应力求机构统一，业务和技术专门化，以强化运输力量，适应事实的需要”[42]。为此，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运输统制局，以解决公路运输的问题。1940年3月28日，何应钦拟定运输统制局组织系统表及主要人事安排上报蒋介石，因何不愿担任主任一职，蒋决定“自兼主任，责成俞参谋长负责，克期组织成立。余可如拟发表”[43]。蒋介石“自兼主任”，一方面可见蒋对交通运输管理之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交通运输管理是各方利益争夺的重点所在，管理难度相当大。1941年，在昆明办理滇缅公路运输的官办机构就有16个，都属于中央军政各部委，自然不好管理。而其他的公商车辆，不是与豪门有联系，就是被沿途的地方势力所操纵。仅有5辆卡车的福和运输商行，也是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出资开办的，而盛时任以孔祥熙为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办公室主任。[44]
1940年4月，运输统制局正式成立，但它“本身是个空架子，既无车辆、仓库，又无配件，也无修理设备，强令人家听从指挥”。公路运输管理成效不彰，在滇缅公路的营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滇缅公路运输前期，以宋子良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占据垄断地位。滇缅公路中断重开后，大量军、公、商运输机构蜂拥而至，在近千公里的运输线上，高峰时期共行驶军、公、商车7852辆。[45]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运输人员生活艰难，司机在运输中私带客货成风，管理层内部也钩心斗角。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于1940年秋离职赴美就医后，管理更显混乱。为此，滇缅公路运输效率一度为各方所不满。1941年3月12日，著名侨领陈嘉庚为改善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致电蒋介石：“美租借案已通过，助英将来亦能助我，军用物资必由滇缅路。该路运输管理，自来腐败。全路司机修机，概为华侨。通车甫数月，庚闻悉其情，立派刘代表前往沿路视察，即向昆明西南运输总处提供改善意见。庚亦屡电军委会报告，此为前年之事。去秋，庚由昆至下关，沿途所见，如保养车辆问题，人事管理问题，腐败如昔。回昆面陈当局，承告一个月后决照改善。年底，庚复同钧派人员沿路视察，仍毫无改革，一抵仰光，立发电建议各节，未蒙示复。该路通车仅年半，卡车三千架已损其二，比较南洋所用，相差甚远。全因办理失当，不能诿卸于无柏油路关系。此为稍有识者所知。”[46]实际上，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并力谋改善。宋子良去美后，蒋介石即任命陈体诚为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兼代主任，但陈到任后，与原来掌权的龚学遂发生了矛盾，甚至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体诚向运输统制局表示，不把龚调走他就不干。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他为此派俞飞鹏以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的身份前去整顿。[47]1940年12月24日，蒋介石致电在美的宋子文：
现在西南运输处自良弟去后，业务日坠，内容复杂，头绪纷烦，负责无人，最近运输力照预定者不及三分之一。此种情形，于军事与运输前途危险殊多。现在名义与责任仍皆由良弟负担，将来更多牵累。中意如良弟病一时不能回任，则不如辞去此职，而令各部分负责人员仍照旧安心务。中另派亲信有能力之人负责代理或继任，则负责有人，则良弟可安心治病，不致心挂两地。但必须严令现有处员一律均属继任之人，不准其辞职，以免公务停顿。如此公私两全，□□责亦可减免矣。（原文此处为 □）未知良弟之意如何，盼复。[48]
上电表明蒋介石此时已决定改组西南运输处，但又担心处内人事纠葛导致“公务停顿”，故而要求宋子良“必须严令现有处员一律均属继任之人，不准其辞职”。1941年1月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通报改组西南运输处事：“关于西南运输公司，现决定照旧不变更组织，派陈副主任体诚正式代理主任，负责主持。并由俞樵峰以运输统制局参谋长名义前往滇缅路指挥监督，期增进效能。只要由良弟切嘱各部人员绝对服从樵峰命令可也。”[49]1月15日，蒋介石又致电宋子文，要求宋子良“令西南运输处人员绝对照中意改良与服从俞部长指挥可也”。[50]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俞飞鹏得以顺利对西南运输处进行改组。
在美国人贝克建议下，蒋介石决定设立滇缅公路运输工程监理委员会，并以贝克为督察长。1941年5月1日，蒋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词，要求“切实改善过去缺失，不可稍涉瞻徇，各部门业务应使之统一集中，全力共同推进，以增加此唯一主要补给运输线之运输效能”[51]。因贝克为外籍人士，不明中国实情，且与俞飞鹏、张嘉璈未能彻底合作，又无得力的中、下级干部为他推进工作，以致该委员会未能收到预期效果。[52]为切实增强运输效能，6月15日，蒋介石手令俞飞鹏加强对滇缅公路的整顿：“关于滇缅路交通运输与修路工程，务望全力以赴之，此后抗战工作，应视此为第一急务，不仅为抗战成败所关，实乃吾人能力优劣之试金石也。”[53]6月2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以“滇缅路运输，确为美国协助我国之唯一关键，其协助之程度，胥视该路之运量如何。顷据政府中至友密告，如运输畅通无阻，钧座要求之五万万元军货，固不成问题。按其秘密预算，准备两年之中，接济十万万元之军货。彼以私人友谊见告，不愿形诸笔墨，但绝对可靠”[54]。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切实整顿滇缅公路，而西南运输处首当其冲，且是成败关键所在，因而为时人所瞩目。7月7日，宋子良致电蒋介石请准辞职，电云：“西南事务，关系重要，务恳准予辞职，以便负责有人，而免贻误。畹昆段运输已遵钧命电告，迅即移交贝克，并协助新任，安心服务。”[55]宋子文亦致电蒋介石，告以“国务部友人密告，该部接高斯情报，西南运输处樵峰兄恐开罪于宋家，未敢彻底改组。此项情报文决不置信。但良弟辞职未蒙批准之前，自难免种种揣测。良弟闻此消息，辞意更坚。公义私情，俱恳俯如所请，无任祈叩”[56]。在蒋介石支持下，俞飞鹏加大了对西南运输处的整顿力度。8月30日，俞飞鹏就改组滇缅公路运输机构事拟具两个方案呈报蒋介石：“（一）西南运输处国内部分结束，另成一中缅路运输总局，除滇缅处兼管川滇西路，西运处昆东各地机关悉移川滇西路，设置车队、工厂、仓库材料等，则移交中国运输公司，俾维承兵工署物资运输任务。西南国外机关照旧办理，但归中缅路运输总局指挥。（二）西运处不予结束，惟紧缩至最少范围，俾与所属国外机关联系，并清理历年会计及未了各事。同时另成中缅路运输总局，其西运处昆明各机关之移设川滇西路，车队、工厂等移交中运公司，及指挥西运处国外机关，一如第一案办法。”[57]9月11日，蒋介石电令孔祥熙指示关于改组中缅路运输机构以第二案办理，“并由俞兼任局长，陈体诚、威尔逊为副局长”[58]。11月，西南运输局宣告撤销，所有业务分别移归新设的中缅运输总局。
因为中缅运输总局机构较为精简，经营也更单纯，俞飞鹏又以后方勤务部部长兼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的身份担任局长，改变了指挥调度不灵的局面，滇缅公路营运状况得到相当改善。[59]这一局面的出现，显然与蒋介石的作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中印公路的修建
中印公路的筹修与滇缅公路的状况有很大关系。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后，日本为削弱中国抗战力量，即千方百计破坏这一国际交通线。1940年7月18日，英国当局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东京签订“封闭滇缅路线协定”，致使滇缅公路封锁3个月之久，对中国抗战物资的输入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日本空军从1940年10月18日开始轰炸滇缅公路，重要桥梁大都严重受损，导致运输多次中断。为防患于未然，交通部提出了修筑中印公路的方案。驻美特使宋子文对筹修中印公路十分关注，1941年7月9日，他致电蒋介石，建议赶筑康印公路：“由各方面观测，日寇进占泰越，为期不远。我滇缅路如被敌机集中轰炸，破坏必甚，赶筑康印公路，实为急务。文屡电陈请，谅蒙垂察。前向哈利法克斯探询意见，已表赞同。应请政府速向英大使磋商合作赶工办法。先事完成测量，材料工具则由贷借案内申请，美方当可供给。即恳钧座分别饬令外交、财政、交通各机关妥为筹备，一致进行，以期速成。”[60]蒋介石接宋子文电后，即饬令外交部、交通部于一星期内妥议进行办法呈报。7月23日，外交部长郭泰祺、交通部长张嘉璈电呈康印公路办理情形：
最近方准英国大使馆文复称：英印政府在原则上欢迎中国筹筑此路，惟以通过西藏，故须谋取西藏政府之意见，同时以地形困难，主张先办航空测量，并希望同时测量另一经过缅甸北部坎底之比较线。又英大使口头表示：该路自金沙江以西至边界，印康藏界务
，似宜取得西藏方面同意合作，方能顺利进行各等语。已经外交部、交通部会商答复英大使：略以非先用人工初步踏勘，无法航空测量，故请英国政府再转商印度方面，对于吾方勘测工作，充分予以合作，一面由蒙藏委员会即电藏方详细说明原委，并请其尽量协助。故目下筹筑该路之关键，尚在西藏方面，当由外交部随时与英方密切商洽，一面请蒙藏委员会多方推动，以期顺利进行。[61]
蒋阅后即批示：“拟复悉，并摘转宋子文先生，再与英方妥商，促其协助，早日完成。”在宋子文等人的努力下，中印公路筹修中的西藏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英国、印度政府对中印公路的修建亦予以支持。[62]这也是中印公路最终得以建成的关键之一。1941年下半年，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组织中印公路勘测队，对中印公路路线进行了勘测。但勘测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为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最初主张以武力护勘，提出“如其再不允，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藏允准也。并以此意警告藏方”[63]。后在龙云、吴忠信、张嘉璈等人建议下，12月26日，蒋介石召见藏方代表罗桑札喜，晓以大义，予以劝勉，希望其转告西藏地方政府，不要再阻止公路勘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中英美联合抗日大好形势的鼓舞，蒋介石多次指示蒙藏委员会做工作，希望藏方勿再阻挠勘测。[64]
关于中印公路路线走向，各方有南线与北线之争。虽然南线工程相对较为容易，但力主采北线者认为可附带解决西藏问题，因而得到较多的支持，蒋介石最初也支持采用北线。1942年1月16日，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致函蒋介石，建议中印公路应采南线，认为“即采北线，亦不过经西藏东南之一隅，并不足以解决藏事，而旷日持久，军事、外交上费时必多，加以工程方面多费时间，似非所以应抗战需要。溯自中印路倡议修筑以来，瞬经一载，苟再迁延时日，不难再虚度一年之光阴。为今之计，似宜即时决定改采南线，即日确定预算，全线分六段同时兴工，以期两年完成”。彭同时提出中印公路应采南线的具体理由，蒋介石阅后批示：“可照此意见决先筑南线，但北线仍应继续测完，亦准备修成也。”[65]1942年2月9日至21日，蒋介石访问印度，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调，并取得了英印当局对修筑中印公路的赞同。2月12日，中、英、印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印公路会议，三方代表商定中印公路路线，决议印度负责修筑利多至坎底段，中国供给龙陵至坎底段的建筑工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缅甸，包括公路与铁路在内的滇缅交通面临中断的危险，中印公路的修建势不容缓。1942年3月3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建议停筑滇缅铁路：“滇缅铁路按照目下情形，势难利用，而月需工程费六千万元，未免可惜。今日行政院会议多主张即行停工，将此项人力财力用于赶筑中印公路。因思此次钧座出巡，对于该路主管人员谅必有所指示，谨电请示遵。”[66]蒋介石接受了陈仪等人的建议，于3月9日电令曾养甫，指出“中印公路工程迫切规划，全线所需人力物力甚巨，滇缅铁路工程仍应迅即停工，将该路人力物力移用于赶筑中印公路，希即妥拟收束移用办法”[67]。为加紧修筑中印公路，蒋介石又于3月15日条谕参谋总长何应钦、交通部长张嘉璈，要求“以后关于中印公路之修筑以及滇缅公路之改良，概归曾督办养甫统一负责”[68]。地方实力派的鼎力支持是中印公路成功修筑的关键之一，这已在滇缅公路的修建中得到印证，蒋介石对此自然十分明了。4月21日，蒋介石致电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要求全力支持：“中印公路之能否如期赶成，乃为我国对国际地位与精神优劣之试金石，此事全赖吾兄负责主持，成败荣辱，亦在吾兄一人之手，务希鼎力促成。”[69]以上各电可见蒋介石在中印公路筹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2年5月5日，中国军队为阻敌前进，自行炸毁了惠通桥，滇缅公路国际运输从此中断，中印公路的修建迫在眉睫。11月1日，中印公路在中、美、英三方协力下，自印度列多开始修筑。[70]在中印公路修筑过程中，蒋介石十分关注与此相关的国际事务，并多次予以指示。1944年9月5日，外交部长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关于修筑中印公路拟具向英方交涉步骤：“谨察中印公路之修筑，实有必要，惟本案之关键端在西藏，英国一向认我对藏只有宗主权，如先征求其同意与协助，不免有承认英人在藏特殊地位之嫌，且证诸英国最近在藏之活动，可知英方对于此路之开筑，必难赞同，目前孟拱起有铁路接密支那，由密支那至滇边甚近，英人自更可藉口反对此路之兴筑。故目前似不宜先向英方交涉。现在大理至丽江路基业已筑成，由丽江至门工一段亦可尽先完成，将来展至藏边时可再设法说服藏方，俟藏境筑路无问题时，再向英方正式交涉，较为妥善。除电复交通部查照外，理合电请鉴核。”蒋介石阅后批示：“如拟。”[71]同时，蒋介石对中印公路的修筑进度十分关心，并随时掌握。1944年12月27日，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呈报中印公路最近修筑进度致函蒋介石：
（一）由瓦拉渣至南堤一段路基已完成二分之一。由南堤经美燕至密支那南十二处伊洛瓦底江边，已由驻印军陆军独立工兵第十团及美军工兵先向伊洛瓦底江边构筑一临时补给线，已于十一月底完成，可通过二吨半以上之载重车辆。
（二）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缅境段，已完成三十余英里，可通卡车。
（三）密支那至八莫段，原有汽车路已修复六一英里，可畅通卡车，预计在本月底以前，全段桥梁涵洞，可全部修复。 [72]
上函中，何应钦对于中印公路修建里程与运输状况均有较为详细的报告，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修筑中印公路的重视程度。在蒋介石的亲自督促下，经过筑路员工的艰苦努力与广大将士的英勇作战，1945年1月，中印公路终于全线打通。[73]
战争对交通建设具有十分复杂的作用。[74]抗战以来，“各项交通建设反因战事之刺激而逐步向内地发展，其贡献于抗战固大，而裨益于内地经济建设亦匪浅鲜”[75]。在大后方交通建设中，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如上文所述，蒋介石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对交通建设予以了特别关注，并对推动战时公路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抽象而言，战时交通建设的成败得失，均可在某种程度上归之于最高领导者蒋介石。对于蒋介石在战时交通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张嘉璈回忆道：“我所拟筑的几条路，都是依照他的指示，就国防上的需要，先后缓急，依其重要性，逐条地去计划和实行。”“他很清楚日本人将会一步一步地侵略我国本土，所以对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往西南、西北后退的路线，他经常有指示，要我们预先赶工修筑。比如说，日本人攻打广西，他要我们赶紧修筑西康公路，以为后退防守之备。由此可见，他具有先见之明，总是先人一着。他从不干涉小的地方，对于大的方针，总能深谋远虑，烛照机先。”[76]张对蒋或许有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在战时交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1]国民政府为应对大规模抗战并运用中国较为充裕的人力资源，还采取了诸如驿运之经济复古手段，并产生了一定成效。蒋介石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与国民党更钟情于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系统。请参阅陈红民：《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动员能力之比较》，《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2月号（总第39期）；《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2]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7卷，第43—44页。
[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336页。
[4]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74页。
[5]《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向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1935年11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580页。
[6]《蒋委员长致杨永泰秘书长指示公路计划补充要点及中央补助湖南及武汉与南京两市筑路费电》（1932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4页。
[7]《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向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1935年11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581页。
[8]刘承先主编：《中国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9]《蒋委员长致杨永泰秘书长等令限期修妥自麻城通商城等公路电》（1933年2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5页。
[10]《蒋委员长致贺国光参谋长转熊式辉主席、陈诚总指挥令限期筑成南丰经广昌至宁都等公路电》（1933年3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5页。
[11]《蒋委员长致曾养甫厅长指示修筑浙江省义乌至东阳与东阳至嵊县等公路电》（1933年4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5页。
[12]《蒋委员长致鲁涤平主席、曾养甫厅长指示修筑屯溪经淳安至兰溪及奉化至宁海公路电》（1933年6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6页。
[13]《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席令查报及赶速修筑长江南北沿江道路电》（1933年6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6页。
[14]《蒋委员长致何键主席促速完成桃花坪、洞口经黔阳至芷江公路电》（1937年5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65页。
[15]《蒋委员长致刘镇华主席、刘贻燕厅长促速修沿江自马当至东流皖境一段公路电》（1937年6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66页。
[16]《蒋委员长致邵力子主席并转杨虎城主任指示修筑陕西通甘肃及通湖北与河南各公路电》（1933年8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58页。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63页。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63—64页。
[19]《蒋委员长致薛岳总指挥指示贵州最重要工作为赶筑黔川与黔湘两公路电》（1935年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28—329页。
[20]《蒋委员长致龙云总司令告以川黔路昨已通车并盼滇黔路于三个月内开通电》（1935年6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37页。
[21]《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任并转吴忠信主席告以湘黔路下月即可完成并指示滇黔路应速着手修筑电》（1935年6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38页。
[22]《蒋委员长致张群主席指示巴东至施南公路完成时应继续先筑施南至咸丰公路电》（1935年8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62页。
[23]《蒋委员长致何键主席指示湘黔路完成时即应继续修筑沅陵至里耶等公路电》（1935年8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62页。
[24]《蒋委员长致杨永泰秘书长指示川湘公路应即选定主持之人并从速着手电》（1935年8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63页。
[25]《蒋委员（长）中正致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请整顿内政及筹备设立农民银行函》（1932年2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40页。
[26]《蒋介石请拨付浙江公路经费致秦汾电》（1933年12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9），第176页。
[27]《蒋介石为鄂中公路建设关系剿共军事请予垫款速建电》（1934年4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9），第181—182页。
[28]《蒋介石致全国经济委员会电》，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18。
[29]《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八、九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及其有关材料》，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18。
[30]《秘书长签呈（十四）》，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21。
[31]《秘书长签呈（十三）》，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21。
[32]《秘书长签呈（四）》，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22。
[33]《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17。
[34]《秘书长签呈（五）》，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重222。
[35]刘承先主编：《中国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36]蒋介石：《建国的行政》，《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288页。
[37]刘承先主编：《中国公路史》（第1册），第278页。
[38]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5卷）《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8—569页。
[39]关于滇缅公路的修建经过，请参阅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0]《〈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刊误补述》，《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4期，1977年4月号，第130页。
[41]《委员长二十八年所发手令遵办情形报告表（交通部）》（1940年1月），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8。
[42]蒋介石：《改进党务政治经济之要点》（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464页。
[43]《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主要人事案乞赐核委呈蒋委员长之报告》（1940年3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44—945页。
[44]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59页。
[45]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34页。
[46]《陈嘉庚为改善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项上蒋介石等电》（1941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363页。
[47]恽慰甘：《战时西南运输回顾》，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62页。
[48]《蒋介石致宋子文称宋子良病一时不能回任不如辞去西南运输处职务电》（1940年12月24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62页。
[49]《蒋介石致宋子文指示西南运输公司不变更组织电》（1941年1月5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64页。
[50]《蒋介石致宋子文关于西南运输处事项电》（1941年1月15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65页。
[5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第685页。
[52]冯君锐：《西南运输处始末》，《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第40页。
[53]《蒋委员长致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关于滇缅路交通运输与修路工程务望全力以赴之条谕》（1941年6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33页。
[54]《宋子文致蒋介石告以滇缅路运输确为美国协助我国之唯一关键电》（1941年6月20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1页。
[55]《宋子文致蒋介石转宋子良辞职电》（1941年7月7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5页。
[56]《宋子文致蒋介石告以宋子良辞意更坚电》（1941年7月7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5—96页。
[57]《俞飞鹏关于改组滇缅公路运输机构电》（1941年8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347—348页。
[58]《蒋介石关于改组中缅路运输机构以第二案办理致孔祥熙快邮代电》（1941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348页。
[59]胡文义：《滇缅公路的运输》，《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50页。
[60]《宋子文致蒋介石关于赶筑康印公路实为急务电》（1941年7月9日），《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96页。
[61]《外交部长郭泰祺、交通部长张嘉璈为电复康印公路办理情形呈蒋委员长电》（1941年7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33—934页。
[62]请参阅蒋耘：《西藏地方政府阻挠修筑康印公路与抗战期间的中英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关于抗战时期的中英、汉藏关系，请参阅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63]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四一，案卷号2716（2），转引自蒋耘：《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第90页。
[64]蒋耘：《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第90页。
[65]《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为中印公路宜采南线具申意见呈蒋委员长函》（1942年1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39页。
[66]《陈仪关于滇缅铁路应即停工赶筑中印路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3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321页。
[67]《蒋介石关于滇缅铁路停工所有人工物料移筑中印公路密电》（1942年3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第321页。
[68]《蒋委员长为中印公路之修筑及滇缅公路之改良概归曾督办养甫统一负责、运输概归俞部长樵峰统一负责致参谋总长何应钦、交通部长张嘉璈条谕》（1942年3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41页。
[69]《蒋委员长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嘱对中印公路如期赶成务希鼎力促成现在招募实情并盼详复电》（1942年4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41页。
[7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9页。
[71]《外交部长宋子文呈蒋委员长关于修筑中印公路拟具向英方交涉步骤电》（1944年9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42页。
[72]《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呈报中印公路最近修筑进度及油管接装情形呈蒋委员长函》（1944年12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942—943页。
[73]鉴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中印公路修建过程中的作用，蒋介石提议将之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74]关于抗日战争与交通发展的复杂关系，请参阅丁贤勇：《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75]《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0，目录号2，案卷号103。
[76]《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2期，1977年2月号，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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