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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具体措施

时间:2023-07-0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蒋介石除在决策系统上层推动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外,在《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开始实施之后,对各部、会、署实施物价管制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多有指示。财政部是关系《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能否贯彻实施的主要部门之一,蒋介石非常重视财政部的物价管制工作。[36]《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实施一年后,各地物价仍不断上涨。从政策层面而言,则可看作是抗战后期物价管制及《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失败。

1943年初,国民政府财政“实际上每月支出已达三十万万元,而收入则不过五万万元,银行发行钞票额已达三百万万元。似此则今年年底发行额尚较现额增加一倍,物价上涨之遏止□不可能。(原文此处为□)蒋先生近极重视此事”[35]。蒋介石除在决策系统上层推动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外,在《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开始实施之后,对各部、会、署实施物价管制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多有指示。实际上,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所有物价管制工作均围绕如何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而进行,蒋介石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指示,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实施。

因“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为管制全国物价最高决策机关,负督导各主管机关执行之全责”,蒋介石对总动员会议的政策指示非常频繁,具体情形详见表6。

表6 蒋介石1943年所发手令等遵办情形检讨研究报告表

资料来源:《国家总动员会议委座三十二年所发手令等遵办情形检讨研究报告表》(1944年2月),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9。

注: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由上表可见,蒋介石关于物价管制的政策指示,涉及面非常广泛,大到经济持久政策的拟订,小到重庆市面的鸡蛋价格,这充分说明了蒋介石对物价管制的重视程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是蒋介石的所有指示都能得到贯彻执行。如蒋介石要求4月15日前在重庆普遍设立消费合作社,但“以现有物资及资金所限,实难即时普遍实施,仅先由重庆市政府督饬各保尽可能力量普设合作社,以现有物资随时供应”。

财政部是关系《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能否贯彻实施的主要部门之一,蒋介石非常重视财政部的物价管制工作。1943年1月26日,蒋介石手令财政部:“糖价特增,外间反响甚不良,饬即恢复原价,以待日后再加。当此平价开始之初,万不可将官营之物价提高,自行破坏其规章也。”财政部“遵经拟订办法暂时维持旧价。所有新糖除供应酒精原料外,暂缓上市。新糖价格暂缓实施并将政府已经登记之两千万市斤之存糖责令各地承销商零售商合作社应市,概以三十一年十一月价格出售,严格执行贯彻限价政策”。增加储蓄是减少游资,平抑物价的有效办法。3月1日,蒋介石又手令财政部:“现行强迫储蓄办法似仍嫌松弛,对于商人与富农应可规定数额强迫其储蓄,并另订奖惩条例实施为要。”财政部呈报办理情形:“为加强储蓄业务,已经拟定强制储蓄条例草案,以商人地主及城市土地房屋之所有者为对象,并利用各该对象纳税额为基础,分别规定强制储蓄百分比,以期顺利推行此项草案。”商业银行利用资本囤积居奇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为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管制,9月3日,蒋介石手令财政部:“据报陕甘各省之商业银行皆兼营商业,故抬物价以致扰乱金融破坏宪政。饬即切实调查与严厉取缔。”实际上,蒋介石的指示并非新政,而财政部对此的研究结果是:“银行不得经营商业或囤积货物,并不得设置代理部、贸易部等机构,或以信托部名义或另设其他商号自行经营或代客买卖货物,在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内已明白规定,本部及各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于派员检查各银行、钱庄时均饬对于此点特加注意,以后当仍随时切实注意调查严切取缔。”[36]《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实施一年后,各地物价仍不断上涨。1944年1月7日,蒋介石手令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指示财政部“今年应以统制金融、平定物价为其最重要之中心工作”[37],为此,应特别注重:“(一)严格实行对于缉私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以及财务行政人员之监察,应具体实施有效办法,希即研拟呈报。(二)加强统制公私银行与钱庄。此项工作去年办理结果如何?以及实施时有何流弊?希即检讨查报并将其本年加强办法一并拟具呈报。(三)厉行公库法并希将其去年实施成绩查报。”[38]

1944年5月22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总理纪念周,指示物价管制政策:“我以为处理目前物价与经济问题的根本要着,即在于如何减少通货发行,防止恶性膨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外紧缩通货支出,增加国库筹码。要作到前一点,就要(甲)厉行征收实物,控制物资,并不惜财力,用贴补办法,稳定物价,务要使物价不再上涨。要作到后一点,就要(乙)在每省县市指定极少数最殷富的大户,强制募债储蓄。……(丙)要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必须发给实物,(首先从米盐柴布四项做起)计口授粮,以安定他们工作和心理,增进行政的效能。(丁)要增加农工生产,必须从资金及原料方面,以有效的方法,予以鼓励,并补助工业的经营。(戊)要加强总动员工作,必须彻底执行总动员法令及平定物价方案。……(己)要推动各级民意机关及同业公会,协助总动员业务,来彻底执行战时经济法令。”[39]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通过《加强管制物价方案紧要措施案》,以厉行物价管制。蒋介石认识到减少通货发行是防止恶性膨胀的重要手段,但在如何紧缩通货支出上,主要不是从减少发行着手,而是依赖于“物价不再上涨”。这说明即使到了抗战末期,蒋介石仍然只看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或后果,而未深刻认识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这种认识,导致物价管制的系列措施只能是治标,而不可能治本。“金融当局对于通货之恶性膨胀,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也无法采取紧缩通货、扼制膨胀的根本性政策。这是战前中国财经状况的缺陷加以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40]通货膨胀问题既然无法解决,物价上涨就更无法抑制了。

1945年6月,重庆市物价指数高达213320,而法币购买力指数则低至0.04。广大民众生活困苦已极,蒋介石也哀叹:“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41]此种惨况的出现,日本侵华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从政策层面而言,则可看作是抗战后期物价管制及《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失败。对此,蒋介石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关于管制物价问题。过去两年以来,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切实做到,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42]关于国民政府物价管制成效不彰的原因,张嘉璈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中国所实行的各种控制物价和工资的政策,并未构成战胜通货膨胀的完善方案,许多个别的措施在目的上互相矛盾。除了这些原则上的缺点外,控制物价的措施都是支离破碎的,其有关的法令都未得到普遍有效的执行。更有甚者,每当一项措施不能达到原期的目的时,便匆匆予以废止,更订新的办法以代之。”[43]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后期,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非常重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对持久抗战的危害,并采取措施,力图平抑物价,挽救经济危机。“物价问题之严重为今日抗战时期之核心问题,故十中全会及参政会均提出普遍限价问题。……于此混乱之际,惟有蒋先生能够挽回颓风,熟审利害,不然是非混然,国家社会危矣。”[44]物价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但通货恶性膨胀与物价飞速上涨的态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从蒋介石推动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的过程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蒋介石对抗战时期的物价管制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宏观层面而言,战时物价管制成败的领导责任,皆可归之于蒋介石;第二,蒋介石自订《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并非独断专行,而是非常注意吸收专家学者与各经济部门的政策建议;第三,通过推动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蒋介石对平时经济体制向战时经济体制、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型与深化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而统制经济又是坚持持久抗战必不可少的条件。

注释

[1]专著主要有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论文主要有:陈振东:《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物价管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贾兴权:《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冯宪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评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杨菁:《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蔡志新:《孔祥熙和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行政院致经济部通知单》(1939年12月9日),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28129。

[3]《蒋介石就平价有关事项代电》(1940年7月3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4]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页。

[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197页。

[6]机秘甲第6885号(1942年9月21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全宗号一八一(2),案卷号308—1。

[7]《国家总动员会议致财政部电》,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目录号1,案卷号3359。

[8]机秘乙第53108号(1942年9月24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9]机秘乙第83450号(1942年9月),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1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02页。

[11]蒋介石:《关于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之指示》,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目录号1,案卷号3359。

[1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4页。

[1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2页。

[14]《蒋中正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作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报告》(1942年11月29日),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15]潘国琪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国民政府并非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确定了通货膨胀政策。请参阅潘国琪:《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财政政策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1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4页。

[17]《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全文请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492—497页;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第82—87页。

[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5—226页。

[1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6页。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7页。

[21]机秘甲第7137号(1942年10月28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22]《国家总动员会议致蒋介石呈》,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23]《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09页。

[24]《经济部办理第五届十、十一中全会决议案情形报告表》,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30861。

[25]《关于国家总动员工作之检讨与实施〈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案》,《革命文献》第80辑,第312页。

[26]机秘甲第7202号(1942年11月29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27]《国家总动员会议致蒋介石呈》,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28]蒋介石:《十中全会后党政军负责主官之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400—401页。

[29]侍秘字第15057号(1942年12月17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2。

[30]经济部呈(卅一)管字第21032号(1942年12月22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3。

[31]《(经济)部致各省政府代电》(1942年12月22日),国家总动员会议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八一,目录号2,案卷号308-3。

[3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47页。

[33]《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常务会员讲〈对经济动员策进会之期望〉》(1942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111页。

[34]机秘甲字第6939号(1943年1月5日),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目录号1,案卷号3360。

[3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1月8日,第6页。

[36]《主席手令及训话财政部遵办情形检讨报告表(三十二年度)》(1944年3月),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9。

[37]机秘甲8306号(1944年1月7日),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10。

[38]机秘甲8325号(1944年1月7日),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10。

[39]蒋介石:《处理目前时局之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08—410页。

[40]杨菁:《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5页。

[4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306页。

[42]蒋介石:《对全国行政会议开会训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13—414页。

[43]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关于物价管制成效不彰的具体原因,张嘉璈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从一开始,政府当局在思想上就反对把控制物价作为合乎需要的政策;有许多行政上的重要障碍造成执行控制物价的困难;同业公会的无能;中国工业当时处于幼稚阶段;各地区之间物价的差异太大,这是由于地形复杂、交通运输不便所造成的。

[44]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7册,1942年之一年来之回顾与检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63—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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