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和黄成超人

与资产价值60多亿港元，被称为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的和记黄埔比，长实只是一家资产不到7亿港元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之术？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具有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之际，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的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强，独一无二。

祈德尊掐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地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铁齿钢牙”，“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股市大灾，之后爆发生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接踵而至的是香港地产的崩盘。这一系列灾难把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重的和记集团拖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

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得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涎于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与怡和大班的博弈难分胜负。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尚未理顺，各股东间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公司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汇丰大班沈弼暗地里放出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了包氏的感恩相报。

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李嘉诚深知自己与汇丰的关系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李嘉诚的加入，让和黄股票炙手可热。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飙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港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金。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有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当时的和黄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了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只有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李嘉诚在沈弼眼中的好印象，早在汇丰与长实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之时就留下了。沈弼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堪称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家英国人长期控股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其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有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为之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也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引起了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评述中说：“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抗衡，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可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比肩。”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了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而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可谓是典型的案例。在吞并企业方面可以说是个“大肚汉”，但他的肠胃功能不好，吞进去的没有好好消化，最终把个巨人似的集团给葬送了。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和众董事交谈时，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他又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李嘉诚是个务实的人，他总是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李嘉诚做事一贯低调，虽然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加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众股东推选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嘉诚较快地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他，信服他。表面上虽然是韦理主政，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但实质上，大权已掌握在李嘉诚手中。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润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济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润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会再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超人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实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实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也就默认了。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