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请太傅袁天凡

“你一定要对自己做的工作有兴趣，否则就算几高（再高）人工都无用。”袁天凡如是说。

袁天凡，1952年出生于上海，5岁时到香港。知识改变命运，袁天凡以优异的成绩踏上了成功的第一步。后来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1976年，袁天凡在美国毕业后回香港，加入中大任助教，但教书的平淡日子实在难耐。过了大半年，他跳槽至汇丰旗下的获多利债券部。他曾与梁伯韬、杜辉廉等在银行共事。杜辉廉、梁伯韬两人创立百富勤，成为他们这批才俊中“先富起来”的老板，而袁天凡则延续着打工岁月。自那时开始，他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立下在“金融界打滚”及“为兴趣打工”的志向。

袁天凡深厚的“财技根基”源于获多利8年的工作历练。不甘平庸的他先后从债券部晋升至财务部。1985年离开前，袁天凡已成为集团的财务部主管。离开获多利后，袁天凡一帆风顺，先后出任唯高达董事总经理，参与全球证券业务工作。

1988年香港股灾后，袁天凡出任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一职，接手管理因联交所前主席李福兆辞职而出现真空的联交所管理层，成为香港商场上耀眼的明星，他也登上了人生路上的高峰。当时，袁天凡的年薪为300万港元，成为当年香港收入最高的受雇人员。攀上事业首座高峰的袁天凡，当时只有36岁。1989年，袁天凡被评选为香港财经界十大风云人物。

中国有句古话“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似乎在袁天凡事业达到高峰时应验了。

袁天凡接手联交所的第一年，仍然是万事如意，风调雨顺。然而好景不长，两大派系便开始为权力你争我夺，使袁天凡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香港股市是一个鱼龙混杂之地，不少“深海大鳄”往往不动声色，伺机兴风作浪，令股海风起云涌，变幻莫测。袁天凡身为联交所行政总裁，职责便是保持香港股市在良好制度下蓬勃地运作下去。

换句话说，联交所的掌舵人除了要看好香港股海，令其无风无浪外，还要维持制度上一定的宽松度，使参与者，包括那些股海大鳄有机会从风险中获利。

因为如果一旦条例太严格，限制太紧，便会出现“水清无鱼”的局面，使股市萧条，这也是香港政府不愿看到的。

袁天凡肩负联交所行政总裁重任，困难重重。然而，联交所偏偏出现了华资、外资经纪执政，使袁天凡更加闹心。华、洋经纪之争成为袁天凡在联交所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过往联交所的作风曾深为外资经纪所诟病，认为堂堂香港股市竟为一班华资经纪所把持，于是港府一心加强一班国际性大经纪在联交所的地位。方法是通过增加大经纪在联会理事会的席位，可是说话虽是简单，但如何让各方满意，则是一种极高的艺术。

由于华资经纪在此事上极为团结，终变化成一场华、洋经纪争夺理事会席位之战，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证监会（代表港府势力）联合管理层虽说能与华资经纪达成共识，协调出一个华、洋经纪都比较满意的方案。然而，联交会管理层的威信已经被削弱，大华资经纪与大外资经纪在香港股市的影响力得以大大提高，联会在某些重要事情上可能做到的似乎不多。鉴于此种情形，袁天凡顿感意兴阑珊：“联交所的工作已经失去满足感，做到退休已无可能……”

袁天凡原已续约行政总裁一职，如今却提出请辞。继后，他加入恒昌行出任行政总裁，但在恒昌行也没有待太久，3个月之后，又辞别恒昌行，转投老友蔡世亮的海裕国际旗下，购入海裕股份，由打工仔变成老板。

据了解，当时中信泰富同李嘉诚、郑裕彤等财团收购的恒昌企业硕大无朋，1991年8月底时，拥有固定资产净值82.7亿元。

荣智健、李嘉诚邀请袁天凡出任恒昌行政总裁，主要是希望由袁天凡筹划恒昌企业独立上市，降低现有股东的财力负担。

可是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恒昌是老牌公司，很多现任管理层都是40多年前打天下至今的老臣，在集团内势力根深蒂固，袁天凡工作困难重重。

由于控制恒昌企业股权的财团分散，最大的中信泰富也只有36％的股权，未能取得日常行政权力。事件发展至此，遂引发中信泰富全面收购之意。于是，中信泰富不惜动用逾50亿港元，全面收购恒昌，恒昌企业独立上市的计划因此被搁置，袁天凡无事可做，顺理成章地离开恒昌。

随后，他加入了蔡世亮的海裕国际。可惜，他与蔡世亮闹意见，更是一度对簿公堂，虽然双方最后庭外和解，但袁天凡也觉无味，1994年干脆全数出售所持的海裕股权，辗转购入奇盛股份，成为集团执行董事。

袁天凡与蔡世亮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袁天凡以饱学及专才闯入商界，历任各大外资证券行要职，一度出任联交所行政总裁，与香港一班富豪如李嘉诚、荣智健、郑裕彤等很熟；蔡世亮自东南亚挟资来港发展，在港从事地产、货仓业务，为人低调务实，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商人性格。

蔡世亮一头白发，面上略带风霜，神情虽见收敛，但仍难掩其江湖气息。

外形上，袁氏与蔡氏有点大相径庭，袁天凡脸色白皙，典型的才子相，笑时双眼眯成一线，有点娃娃脸。

袁天凡在获多利任职时，已认识蔡世亮。1984年，袁天凡帮助蔡世亮收购金佑地产空壳，将其业务在香港上市，蔡世亮属下公司规模从此逐步壮大，所拥有上市公司的数目也不断增多。

袁天凡在香港商界打拼多年，早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47岁这年，袁天凡选择了规模较小、作风低调的海裕，踏上了创业当老板之路。

袁天凡为什么会选择海裕呢？首先，海裕规模不大，袁天凡才有能力揽实权，全权控制公司。其次，海裕持有甚多冷库，每年均有约2亿元稳定的租金收入，令公司在财政上无后顾之忧。

再者，海裕拥有证券业务基础，适合袁氏的所长。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袁、蔡两人均认定对方是多年肝胆相照的战友，一方面蔡氏早有退出之意，但放不下自己一手打出来的江山，有袁氏继任掌师印，他可放心让出大部分股权，亦乐于看见海裕业务在袁氏执掌下发扬光大。

然而，世事难料，两个人越接近，越难保持友情。袁天凡入主海裕后，袁、蔡开始感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远，而归根究底，不外乎是个老问题，那就是利益冲突。

蔡世亮与袁天凡合作的目的是希望扩大海裕在商场上的活动空间。但实际运作起来，由于双方在公司内具同样影响力（蔡世亮并非完全放弃海裕），令公司经营与发展出现了阻力。海裕过去的管理方式十分家族化，而袁天凡则惯于以西方企业化手法管理生意。比如袁天凡要求员工如外资经纪行那样，每天要以书面材料报告工作情况，但那班原来跟随蔡氏的手下对这种做法便会感到十分不惯；又如以往海裕证券的制度是容许任何一个员工，包括秘书或行政助理等只要能介绍客户，便可分佣，但袁天凡不能接受这一套，断然改变，使得不少旧员工对这位新老板蛮不是味儿，并开始产生抗拒心理。

进一步加深袁、蔡分歧的是他们二人经营理念截然不同。

蔡世亮作风稳健保守，任何发展计划都只投入少量资金，慢慢开展，但袁天凡较积极进取，认为既认定一个发展计划，便应即时投入资金，全面开展业务。此外，袁天凡入主海裕后，由于对地产业务兴趣较低，把不少海裕物业套现，将资金投入一些他认为更有潜力的发展项目上。但当时香港地产出现了历年罕见的大好市道，使蔡世亮觉得过早将物业出售，平白失去不少赚钱良机。

袁、蔡二人决裂的导火索是一只股票“斩仓”事件。

袁天凡入主海裕后发现，海裕集团属下的证券公司有几个大户头由公司高层负责打理，户头似有利用公司的“孑子展”进行投资迹象，这些户头持有大量海裕国际股份，据说接近两成股权。

袁天凡怀疑有幕后黑手，于是趁户头按金不足，客户无法及时补仓之机，将整批股票斩仓，并找来他多年好友、奇盛集团的梁树荣斥资1.8亿元购入这批股份。

“斩仓”事件后，袁天凡与蔡世亮摊牌，建议蔡氏让位，同时委派自己的好友王于渐、郑经翰、方书林及妻子李慧敏加入董事局。蔡氏唯有答应，将主席一职让给了袁天凡，自己当名誉主席。

蔡世亮退居二线后，不甘心自己一手创下的江山落入袁天凡之手，于是，一方面在市场吸纳海裕股份，另一方面筹集逾亿现金，随时准备行使认股证，换回普通股，重夺海裕的控制权。

蔡世亮终于储备了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扑，要求开董事局会议，建议委任亲信许照中与苏锦人。随后乘势追击，到高院起诉，指控袁天凡妻子李慧敏，一直未正式接纳出任海裕董事，怀疑其合法性。至此，二人可说已正式反目，势为水火，非要在法庭上解股证，股份收购价定于每股3.3元。袁天凡在自身利益得到一定保障下，将海裕江山交还蔡世亮。

继后，袁天凡出任锦兴磁讯主席，可惜当时锦兴已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靠李嘉诚身边红人陈国强收拾残局。往后，虽沉寂一时，但袁天凡并没有认输。

袁天凡与李嘉诚关系密切，李嘉诚曾多次诚邀袁天凡加盟长实和黄集团，但袁天凡均婉谢不受。

李嘉诚对袁天凡的赏识，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长和系四大公司轰动一时的100亿元集资行动，是由花旗银行唯高达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包销，袁天凡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李嘉诚看中袁天凡之后，可不止是三顾茅庐这么简单。

1991年10月，荣智健联手李嘉诚等香港富豪收购恒昌行，李嘉诚游说袁天凡出任恒昌行政总裁。于是袁天凡辞去联交所要职，走马上任，年薪600万港元。然而，次年3月，因荣智健向众富豪收购他们所持的恒昌行其余股份，袁天凡愤然辞职，并表示不再做工薪阶级，要自己创业。

1992年2月，袁天凡与老同事杜辉廉、梁伯韬主持的百富勤合伙创办天丰投资公司，袁天凡占51％股权，并出任董事总经理，并兼旗下两家公司的总裁。李嘉诚义无反顾，依旧支持袁天凡，当时认购了天丰投资的9.6％的股份。

“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事。”袁天凡说，“他们（李氏父子）真的很重视人才。”

1996年年中，当李泽楷要发展高科技时，李嘉诚亲自请袁天凡协助儿子打江山。袁天凡加入盈科拓展，出任副主席。

据说，李泽楷对袁天凡尊敬有加，拜为“太傅”，言听计从。

当时正值全球科技股大热，公司股价触“网”即升。作为经历过多次股市风雨的一流投资银行家，袁天凡和梁伯韬深知“好花不长开”的道理，决心搭上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科技股高速列车，找一个“仙士股”借壳上市（仙士，在港澳地区就是几分钱的硬币。所谓“仙士股”，就是由于经营不良、资产太少或业绩太差，股价已跌到几分钱的股票）。1997年金融风暴爆发，在香港股市上，这种“仙士股”俯拾皆是，袁天凡和梁伯韬把目光投向了黄鸿年旗下的一家卖通讯器材的公司——得信佳。

1999年3月初，该公司的股价一直在4～6分港币徘徊。以当时得信佳的股价水平收购，花费不足1亿港元即可，但在袁天凡和梁伯韬的策划下，李泽楷将盈科拥有的地产项目（主要是北京盈科中心）作价24.6亿港元，再加上香港数码港发展权一道无偿注入得信佳，未花一分钱现金将其搞定。得信佳复牌交易，开市仅15分钟，股价便从停牌时的1毛多飚升到3.22港元，升幅高达22.6倍，盈动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市值上千亿港元的巨型公司。

2000年8月，正是电盈认股权的解冻期，袁天凡当机立断，见电盈股价在15港元的水平，便趁机沽出手上的认股权套现。其中，他先以2.3港元的价钱，沽出手上所持的2400万股电盈认股权，又在15.3港元的水平，再沽售800万股电盈股份，实时获利1亿港元。

盈动的“神话”由入股得信佳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在一连串的收购合并中，高超的财技和科技的结合发挥了惊人的协同作用，使盈动市值迅速膨胀，在收购香港电讯之后，盈动由一家虚拟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有实质内容和每年有巨额固定收益的公司，这一切似乎和袁天凡的新经济理念完全相合。

如果没有袁天凡全力谋划，盈动不会以如此神奇的速度获得今天的成功。李泽楷说：“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还说：“争取人才要有三点：人才不希望在一个很大、阶层很多的公司工作，因为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不希望每一件事要批准才能做；人才不希望定薪制，如果做得好，贡献多，报酬方面要多于一般人，做得好的人应当有机会比同年龄、同经验的人获得高四倍甚至五倍的报酬；人才一定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除了钱的报酬之外，还要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所谓无功不受禄，在李泽楷慷慨拿出价值73亿港元的认股权来犒劳管理层时，袁天凡一人独得7.2亿港元。从此，袁天凡“行运行到脚趾尾”，晋身成为一代“打工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