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9.9%，在2010年，GDP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探寻“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长趋势。
一、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上的封锁，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极小。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我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贸易被迫中断。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几近断绝。1978年以前，由于不能通过外贸进口一些急需的材料、能源和设备，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时，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极低。所以，改革开放后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依靠增量形成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提升。
1．进出口额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以“出口创汇”为切入点，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不但要扩大商品贸易，而且允许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因而从1978年开始，我国进出口额不断攀升。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美元，30年后的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1765.8亿美元，增长了约104倍。其中，出口总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12204.6亿美元，增长了约124倍；进口总额由108.9亿美元增长到9561.2亿美元，增长了约87倍。1978—2007年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18.1%，进口年均增长16.7%（见表1-1）。
表1-1 1978—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注：本书中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枟中国统计年鉴枠，故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从数据来看，进出口额逐年增加。进出口额在世界的排名也不断上升，2003年居世界第五位，2004年上升至第三位，2005—2006年均保持在世界第五位，2015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
然而，2007年下半年2008年上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影响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图1-1中可以明显看出2009年的出口总额有所下降。但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了12016.1亿美元，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为15777.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1.3%，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缓解。
图1-1 2000—2015年中国的出口总额
30多年来，进出口贸易从逆差转变为顺差，使我国从一个外汇捉襟见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3年，除少数年份进出口贸易有小规模顺差外，多数年份均为逆差（见图1-2）。进入1994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均保持顺差，且规模不断扩大。1995年贸易顺差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67亿美元。
图1-2 1976—1996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差额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位居第32位，2004—2007年稳居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而进出口总额占我国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从1985年的22.8%持续增长，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为70%。从2009年开始，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用在缓慢回落（见图1-3）。
图1-3 1985—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2．外汇储备
我们通过分析外汇储备量，也可以观察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1979年之前，我国外汇储备从来没有超过10亿美元，甚至还有几年出现过负值。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外贸易也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外汇储备开始迅猛增加。1981年年底达到27亿美元；1990年年底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0.9亿美元；1996年年底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49亿美元；2001年年底跨过2000亿美元的门槛，达到2121.65亿美元；2006年年底，达到10663.8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08年为1.946万亿美元（见图1-4、图1-5）。2007年与1977年相比，30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了1572倍。2011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在高基数上继续高速增长。到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69万亿美元。
图1-4 1981—2000年的外汇储备
图1-5 2000—2014年的外汇储备
3．出口商品结构
按照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可以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在粗放式的外贸增长方式下、国内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时所占的比重较大。相对而言，工业制成品技术含量较高，竞争能力较强，集约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多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主。因此，研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需要将贸易品分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两大类，一般以其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从图1-6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出口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也在显著上升。1990年，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约为46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74.4%；到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跃升为7129.61亿美元，占比93.6%。另外，机电产品已经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了我国的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达4267.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6.0%。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达2182.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28.6%。
图1-6 1993—2009年的出口商品构成
4．贸易市场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外贸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贸易陷入停滞或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国的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却进一步上升。其中，2002年中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率仅为4.7%，2007年上升为7.7%，2012年进一步提高至10.5%。从2013年的情况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3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1.5%，比2012年全年提高1个百分点（见表1-2）。
表1-2 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Database数据库计算得出。
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已经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协定，贸易伙伴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遍布除北美洲以外的各大洲。与整体贸易相比，中国与自贸协定经济体的贸易额增长更为迅速。2013年中国与20个自贸协定成员的贸易额增长16.8%，是中国外贸整体增长率（7.6%）的两倍多。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4.8%。东盟10国是中国的贸易周边战略的重要目标国家，中国—东盟自贸区也是中国自由贸易区的代表（见表1-3）。
表1-3 2013年中国与自贸协定成员贸易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所得。
5．对外经济合作
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经过不断努力，迅速发展成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我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到1979年共完成29个对外工程承包合同，主要市场集中在西亚和北非。1981年以后，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队伍开始逐步壮大，企业的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日益扩大，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市场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其中2007年达成12996份对外承包合同（见图1-7）。
图1-7 1981—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经济合作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2002—2014年，对外经济合作签订合同累计9.7万份，合同金额达12571.9亿美元，1981—2014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见图1-8。
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出口产品基本上是以低端产品即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其竞争优势为价格竞争力。支持价格竞争优势的是成本低廉。随着成本的迅速上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发生变化。
图1-8 1981—2014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
二、投资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大对GDP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拉动和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的投资从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企业固定资本的投资，包括机器、厂房和设备。这些投资真实、健康、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第二，21世纪起，房地产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投资主体。第三，持续了30多年的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习惯上称为“铁公基”。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从需求方面看，投资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造成就业人数及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供给方面看，投资有利于今后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产品的总供给。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首先，利用国民收入法进行分析。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工作从1950年建立基本建设统计开始得到初步发展，1978年建立了城镇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同年进行了全国基本建设项目和挖潜、革新、改造项目的清理和普查，在此基础上，1980年建立了更新改造投资统计，1981年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投资、农村个人投资和城镇个人建房投资统计制度。至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才全面建立起来并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表1-4、图1-9和图1-10是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
表1-4 2000—201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以及占GDP比重
注：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数据缺失。
图1-9 2000—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
注：2001年数据缺失。
图1-10 2000—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增长
从图1-10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不断增加，增长的幅度至2009年达到高峰，由于统计数据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有滞后性，因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在2010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有所下降。依靠对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进行拉动的增长率也日渐趋缓。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国外成套技术设备，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1978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高达668.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2%，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264.1亿元，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1.7%，出现了第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摆脱了1997年以来长达6年的低迷状态，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27.7%，投资自主增长的活力加强。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了26.8%的增长速度，GDP比上年增长9.5%，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速最快的一年。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通货膨胀率显著提高、外汇储备下降等，也制约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再扩大。
三、消费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的消费生态急剧变迁。具体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服饰消费——从缝缝补补到个性诉求。30多年前，中国人服装消费的观念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喇叭裤、蝙蝠衫、健美裤和连衣裙是一种时尚，如今已演变成追时尚、讲款式、讲搭配、看场合、显个性。30多年前，“的确良”就是很洋气的象征，但是现在追求丝、棉、麻、纤维等，讲究布料原生态和纯天然。30多年前，中国服装基本是靠小裁缝的手工式作坊制作，而当前由专业设计师设计，并由国际化的研发体系以及现代化的品牌运作。中国服饰消费观念从“有的穿就好”，逐步向“穿得时尚、个性、健康”转化。
食物消费——从“吃得饱”到新概念。30多年前，中国食品消费基本依靠粮票。而今随着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消费者已经由“吃得饱”进阶到“吃得健康”。购买有机食品、健康食品成为消费者的购买新趋势。
住房消费——从四世同堂到独立购房。30多年前，高楼大厦还很少，住房也很拥挤，很多家庭都是四世同堂，可以形容为“三十年前住破房，十平方米内两张床”。现在收入提升，越来越多的渴望独立的年轻人开始独立供房。房地产成为中国30多年来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机动性消费——从“两个轮子”到“四个轮子”。30多年前中国是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三大件”之一。但如今“四个轮子”托起了城市以及一些发达农村的人们优质的生活。交通的改善以及交通工具的进化代表着中国机动车半径的扩大，而这也为中国扩大了出行空间，提供了更多走向外面世界的机会。
娱乐消费——从单一娱乐时代到全民娱乐时代。30多年前，中国消费者只能看黑白电视机，听收音机，偶尔看点集体电影，娱乐形式很单一。如今消费者娱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电视娱乐、广播电台、音乐会、酒吧等，随着休闲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扩充，中国人的娱乐支出也大幅上升。
品牌消费——从无品牌、本土品牌到国际品牌。30多年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产品限量供给，消费者还没有形成品牌意识。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省优、部优、国优”为口号的电视广告的轰炸，以及以宝洁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品牌的进入，中国消费者从不追求品牌发展到看重国内品牌，现在演化为有能力就要追求国际品牌的普遍消费心理。
通常提到消费，我们会跟“内需不足”挂钩。过去10年，在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贡献较大，消费贡献较小。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34%。这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居民储蓄率上升。
我们认为人口结构变迁是储蓄率上升最根本的驱动因素，经济中的有效储蓄人口数量增长、储蓄增加，过去10年，我国人口结构处在一个其他经济体没有经历过的独特状态，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超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且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重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造成收入的分配不利于居民消费。尽管对于统计因素导致消费率低估的问题存在争议，但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是不争的事实。
理论上，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就是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拉动内需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税收结构不合理、税赋增长过快、政府转移支付不足以及重储蓄投资轻公共支出，降低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另外，居民部门内部分配不均，尤其是房价快速上升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推升了居民的平均储蓄率。目前人口结构遇到拐点，2012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从低增长转变为绝对数下降，而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幅减少。潜在增长率放缓，收入分配也有改善的迹象，近几年工资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由于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相对消费人口的增长速度较慢，人口结构的变动将逐步削弱抑制居民消费率的因素，目前已经开始的涉及金融、财税体制和社会保障的改革以及房地产调控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政策走势。
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动力的消费，走过了几个阶段，从以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为代表的轻纺产品消费开始，经过了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为主要内容的家用电器的消费阶段，发展到21世纪初，汽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消费长周期的后期阶段，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将大幅度提高，消费的结构变化及其趋势将影响未来结构调整和主业转型的方向。当然这种变化的节奏和力度受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与相关政策的影响。
显然，党的十八大前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和广泛使用，属于外延型的规模扩张。经济发展以规模扩张为主，创新能力不够，经济质量提升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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