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能转化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出现新常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动能转化，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以出口、投资为主转向以消费为主、出口和投资为辅。从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横向向创新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就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汽车进入普通家庭，工业的生产规模已经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整个工业制造业的产品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2007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的是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如果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造成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如马来西亚、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均在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裹足不前，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发展停滞，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进一步上升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当人均收入还很低的时候，一个国家总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例如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牺牲环境。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继续提高，会出现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包括劳动力瓶颈、资源和环境瓶颈、需求瓶颈、创新瓶颈、制度瓶颈等。

一、劳动力瓶颈

2008年以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作为内陆省份的江西和湖南等地都出现了“民工荒”。根据相关新闻报道，仅珠三角地区就缺工200万，90%的企业都出现缺工状态，普遍缺工比率在30%～40%，缺工导致企业开工不足，无法接受更多订单。这次“民工荒”也并非只是熟练工的短缺，而是包括普通劳动力在内的全面短缺。民工荒的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瓶颈，除普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还会进一步出现全面有效劳动力的短缺。我国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建立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基础之上的。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10多年来已经增长了近4倍，单位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从2000年的0.6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3.2美元，这一数字是泰国的1.7倍、菲律宾的2.6倍、印尼的3.6倍。从2013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仍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也要求经济发展进行转型。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总人口的9.12%，处于同类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还有国情因素，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老龄社会的到来。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3年发布的枟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枠预测，我国未来40年之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上升，到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2.3亿，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将达到3.31亿。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这些新特点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依靠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政府需要在政策层面做好新的准备。

二、资源和环境瓶颈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对能源的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而且能效很低，同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2013年能源峰会暨第五届中国能源企业高层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1]另外，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煤炭消耗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能源消耗总量的66%。要治理大气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从源头减少煤炭消耗，特别是要减少高硫、低热值煤炭的消耗。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中国每公顷耕地所使用的化肥量达到504千克，为全球平均量的4倍多，是美国的近5倍。另据环保部在2015年6月4日发布的枟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枠显示，我国水资源污染不容乐观，以地下水为例，通过对地下水进行抽样检测，发现，水质极差的比例为16.1%，较差的为45.5%。空气质量方面，通过对全国74个城市的大气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有66个城市不同程度超标。环境的压力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这个矛盾无疑非常突出，以对环境友好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刻不容缓。

三、需求瓶颈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从需求角度而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具体而言，房地产行业、传统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的三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目前这三个领域均达到了饱和状态。主要表现如下：①房地产行业经过近20年的迅速扩张，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投机需求都已经退潮，总体上处于下行阶段（进入全面的去库存化时期）；②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③随着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税收成本的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弱；④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为主要出资者的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金约束，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面临递减规律的约束；⑤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相对不足。

四、创新瓶颈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依靠政府投资一味地拉动从根本上无法改变报酬递减规律，而且使我国的经济得了很深的政策依赖症。一旦失去政策，国民经济的各个主体难以独立运行，经济增长迅速下滑，经济效益低下、资金链紧张等问题接踵而至。政策依赖症增加投机心态，遇到问题只会等待政策的救赎，创新动力不足，提高竞争能力的意愿不强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体水平仍然较低。我国每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购买一架空中客车。中国制造的鞋子占全球总产量的70%，但是大规模的产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财富。相反，我国在光纤制造装备、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石化设备以及医疗设备等方面大量依靠进口。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低端制造品的生产，高技术产业薄弱，缺少自主品牌，创新能力非常薄弱。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特征的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中国国际竞争优势的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制度瓶颈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所表现出的许多问题都与制度瓶颈有关，除了制度缺失、规则不完善以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制度规则在确立的过程中存在正当性和程序性的疑问，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予以厘清，再多的制度规则也无助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建立。

在长期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主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部门都形成了行政垄断，其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广泛地分布于电力、石油、通信、铁路、民航、金融等领域。例如，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接轨方式略显混乱，跟涨不跟跌；大型国有银行并没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却享有高额利润。政府职能部门借助公共权力为某个行业谋取利益，破坏市场公平，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而且借助公共权力将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制度化，这是我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最大的制度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