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困境与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

一、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信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可以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源配置，从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1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由于古典经济学无法提出有力的解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将这些思想整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分析框架，这就是“凯恩斯革命”，从而形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其标志性作品就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巨著枟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枠。

这里所说的革命，首先是经济学分析研究的角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微观的个体分析转变为整体和宏观分析，现在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是总的就业水平和总的产出水平。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凯恩斯认为对单个主体有利的事情，对整体和宏观不一定有好处，“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引导自利的个体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并使社会福利达到社会最优状态，这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干涉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凯恩斯革命的第二重含义是方法论上的革命，即从个别分析转向总量分析，从而形成了以GDP（即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一系列理论模型，影响了经济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普遍重视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也被称为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X－M）四部分构成（即C＋I＋G＋X－M），总支出直接决定了国民收入、就业、产出这些宏观经济的重要方面。凯恩斯否认了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会发生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在货币经济中，某些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全部产出，从而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不足的有效需求决定的实际产出水平会小于充分就业下的产出水平，从而造成大量失业。

同时，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由于工会组织的存在以及最低工资法等制度因素的约束，工资向上调整很容易被接受，但是却很难向下调整。因此，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只能减少产量，解雇工人，工资无法适应市场的弹性变化。同理，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失业上升以及产出水平下降，而一般不会出现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

凯恩斯革命的第三重含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革命。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三大心理规律，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首先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在增加的收入中，用来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用来储蓄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大。所以在收入和消费之间就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造成生产过剩和失业。其次是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持续投入一种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同时保持其他生产要素不变（例如物力资源），最初随着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产量会增加，但是当达到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会逐渐减少，最终绝对产量也会减少，其结果必然是投资需求不足。第三是灵活偏好规律：货币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因此人们总是喜欢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而如果银行利率低到一定的程度，持有的货币数量就会更多，因此会造成消费不足。因为私人经济的有效需求总是不够的，所以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即通过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达到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如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使得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迅速衰落，而凯恩斯主义则迅速崛起，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以及减少失业等方面非常有效和成功。“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进行的最著名的政策实践。“新政”涉及内容广泛，包括保护金融业、限制农业、刺激工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劫富济贫式的税收制度等，其核心内容就是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干预。“新政”为走投无路的美国经济开辟了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其直接功效是改变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性，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前，周期性的经济调整变得不大明显，这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本身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对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而言，经济会在长期中保持均衡，因此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但是凯恩斯嘲讽说：“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不仅提供了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同时也提出了缓和经济波动的方法，因此首先获得了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以及工会的普遍支持，另外由于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也获得了政治家的支持。

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出的很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正统观念以及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本内容。尽管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除了一些不再被认可的观点外（例如经济可以在良好的干预下，达到充分就业、快速增长以及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基本的分析方法和思想体系至今仍然统治着宏观经济学。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

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一直是被普遍接受的宏观经济政策基石。全球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百废待兴中迅速繁荣起来，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资本主义经济再次面临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没有预期到的“滞涨”问题：一方面是成本上升等造成的经济停滞，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为了应对经济停滞，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理念要求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同时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这对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滞涨”的存在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两难境地：要解决经济停滞问题，就会使得通货膨胀更为严重；要缓解通货膨胀，就要接受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时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理论随之而起，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在实践方面，各国也都进行了以减少政府干预为特征的自由化改革，例如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改革。

尼尔·弗格森在枟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枠一文中对凯恩斯主义做过精辟的总结，他说：“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写了一篇题为枟四次大通胀的终结枠的开创性论文。该文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国）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才能治愈顽疾。回顾了中欧20世纪20年代——又一个战争导致债务激增的时代——的局面后，萨金特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然而凯恩斯主义没有像当年古典经济学一样迅速被边缘化，事实上在这之后，每次遇到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成为各国政府首选。相比较而言，不干涉、袖手旁观的主张很容易受到指责。当遇到失业、通货膨胀这些问题时，人们也习惯于看到政府的作为，于是政府干预经济就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然而问题没有变少，反而更多，于是又需要进一步的干预，如此往复，已成恶性循环。

学术界也持相同的态度，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颁发给了一位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金融危机发生后，克鲁格曼多次撰文呼吁果断地推出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各项拯救经济的举措，坚信美联储还有振兴经济复苏的工具。他曾说过，在雷曼兄弟破产后那恐怖的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大国政府都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抵消个人消费大量减少带来的影响，它们选择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消费、减少税收、印发钞票降低损害。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也符合大萧条时期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克鲁格曼还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力度不足，细说我们曾经见证过这种场景，也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缺乏的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克鲁格曼信心百倍，指出必须优先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在各国依旧大行其道。从2008年开始，美国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投放货币1.6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大幅举债来提供刺激经济复苏所需的资金，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欧洲则因为金融危机而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希腊长期“寅吃卯粮”，终于导致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同时也暴露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各国经济步履维艰，政府纷纷节衣缩食。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也逐渐喜欢上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患上了所谓的“凯恩斯依赖症”。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根据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估算，2010年相比1978年，GDP增长93倍，广义货币M 2增长807.5倍。与西方相比，我国没有市场经济自发调控的传统，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政府培育的，因此政府总是习惯性地干预经济的运行。这很大程度上是旧体制遗留下的计划经济的思维在作祟。

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外加地方政府配套的十几万亿元，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被推到了极致。在短期内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国企表现得尤其突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注重的是短期的、立竿见影的调控，忽视结构调整，使得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出现问题。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和我国“GDP至上”的考核机制相结合，扩大内需被搞成了简单的总量扩张，盲目追求GDP的增长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得不到转变，落后的产业长期存在。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后患，转变观念，用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张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改革”这一全新的表述体现了决策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发生了转变。之后，李克强总理在同年12月2日召开的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要创新发展理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改革。从单纯使用“需求侧”的刺激方法到强调两端发力，是因为需求侧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难以单独从需求侧出发推动经济的继续发展，这并不是说不再关注“投资、出口和消费”，而是说管理经济的方式将发生转变，即今后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再是总量扩张，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最终实现供需的重新平衡，这是实现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增长的主线。

1．宏观经济角度

我们首先从宏观经济环境角度说明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正在下降。

（1）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成就了真正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逐渐减弱。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连续数年下降，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再加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我国的人工成本在最近10年来上升了2.7倍，制造业成本普遍超过东南亚、南亚和东欧，已经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甚至出现个别企业家到美国办纺织厂的情况，因为在考虑运输成本之后，在美国办厂的成本甚至低于中国。在环境成本方面，由于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因此造成企业节能减排成本的骤增。在技术进步成本方面，企业为应对成本上升，一般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在这方面的投资无论是否有效，都会变成沉没成本，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被迫以提高产品价格的方法来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2）产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首先表现为低端产品供给的严重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2015年，全国钢产量为12亿吨，但需求量只有7亿吨，超过40%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但这些产能都是低端的，而高端钢材如生产航母关键经济的钢材需要进口。消费品也一样，2015年有超过1.5万亿元的购买能力投向发达国家市场的马桶盖、电饭煲、保温杯、书包、剃须刀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内严重过剩，这表明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低端的产品在品质和技术含量上已经不能满足国内需要。

低端产品过剩同时体现在由于贫富差距形成的供求结构性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2，这是在2008年达到0.491之后的第七年下降，也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仍然超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0.4。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我国消费结构不合理。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所占比例会逐步下降，高收入人群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直接导致我国供给无法满足这部分需求；另一方面，收入较低的人群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刚性需求之外，由于有较多的后顾之忧，会进行较多的储蓄，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更多的消费。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一方面存在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居民在海外的购买力日益强劲。

（3）资本的收益率不高。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资本收益率却比美国更低。这被称为“中国资本收益悖论”，主要是由中国的资本体制造成的。从资本的使用角度而言，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单位所占比例最高，但是收益率却最低，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低的使用者占用了最大份额的资本。

2008年之后，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之下，国内投资大幅增长，资本收益率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每增加1元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而且投资结构非常不合理，2008年至今，增加投资更多的是依赖政府和房地产，结果造成严重的、全方位的产能过剩，钢铁、煤炭、电解铝、船舶、光伏太阳能、风电以及石化产业等无一不是如此，尤其突出的是钢铁和煤炭，中国曾经以钢为纲、一钢带百业，能源体系中煤炭占比超过70%。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无法恢复。而要化解产能过剩，必须要关闭、兼并一大批企业，这就会造成失业问题，因此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不会再出现投资高潮。2016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太原主持召开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再通过‘强刺激’、‘大水漫灌’的投资来扩大内需，而要继续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尽可能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只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产业，才能带来新的投资增长。而从全世界范围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几乎都是过剩的，汽车、造船、钢铁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在利用了之前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之后，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多少可被利用的潜力待发掘，唯一的出路还是创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出现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总量太多，只不过是说这些产能在短期内无法消化罢了，从长期来看仍然是不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按当年名义汇率计算约为6764美元；而美国人均GDP为51248美元，约为中国的7.6倍。如果中国人均收入要达到或接近美国2013年的水平的话，人均资本存量还要增加6倍左右。因此我们未来仍有许多领域要扩大投资，投资是增加资本存量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就是要打破政府对投资的完全主导，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努力促进融资方式的创新，消除投资的障碍。

我们以铁路为例做进一步的说明：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千米，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速铁路1.9万千米，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现有大约22万千米的铁路，且基本是货运，客运量十分有限，所以差距仍然明显。据估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增加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3.5万亿～3.8万亿元，其中建设新线路3万千米。至2020年，铁路总里程将达到15万千米，其中高速铁路达3万千米。此外还有一批连通中亚、东南亚的铁路项目也陆续开工。铁路投资在“十三五”期间将达到高峰，这首先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进行融资体制改革，包括铁路沿线的土地开发、建立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对铁路的投资等。其次要完善投融资渠道，促进竞争，形成多方参与的合力。2016年1月4日在太原召开的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到了另一个例子，他说：“2015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所以，投资仍然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推动力，需要调整的是结构。

（4）杠杆率水平整体偏高，且结构不合理。所谓的杠杆化，是指用较少的自有资金，通过财务方法和各种金融工具撬动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投资的模式和手段，也就是以小博大的机制。广义而言，任何产生这种效果的机制都是杠杆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杠杆率可以表示为负债与国民收入之比，杠杆化就是扩大债务，去杠杆化就是缩减债务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之中，全球范围的杠杆化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个经济主体纷纷开始通过去杠杆化来规避风险。去杠杆化从金融产品开始，然后是金融机构，紧接着扩大到投资者和消费者，最终影响全球经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即增加杠杆化的操作，在短期内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资本边际收益率的迅速减弱，产能过剩日益严重，出口、消费和投资的推动作用都出现疲弱态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逐渐调整宏观政策，朝去杠杆化的方向发展，因为过高的杠杆率会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稳健的金融环境，而稳健的金融环境需要杠杆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其次，过高的杠杆率导致大量资金不愿进入实体经济，而更愿意流入证券和房地产等资本市场，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最后，过高的杠杆率不利于化解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隐患，因为银行信贷的扩张必然刺激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企业增加产能的冲动，这会进一步增加杠杆结构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会增加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薄弱环节的局部风险。

（5）我国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传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大规模使用实现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为“经济规模以高速增长为核心、经济结构以简单复制为重点、经济效果以GDP增长为目标”，这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因此制度变革、技术创新很自然地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发动机。如果我们观察发达国家，就会知道所谓的“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一般都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出口则限于全球市场规模，也不可能无限增加。除此之外，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进步，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正是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为人类提供了长期的、可持续的动力。或者可以这样讲，是技术进步支撑着“三驾马车”发生效力，每次新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新的投资、新的消费和新的出口。这可以解释美国近几十年的持续增长，也可以解释同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停滞。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财政政策作用的下降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失效两个方面分析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减弱。

（1）传统的以政府支出为主要刺激手段的财政政策正在面临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政府支出的主要内容是投资，但中国投资回报的递减表现得非常明显。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加上2009年的实际信贷规模，总量已超过10万亿元，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2009年以后每一年都有相当强的刺激，但投资效率递减非常明显。比如，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使得增长率迅速提高了四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11年的刺激将增速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但是此后的刺激作用不断下降。”^[2]

（2）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在实际应用中，货币政策对收入的影响会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

①流动偏好陷阱。这可以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依照凯恩斯的理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当利率下降时，可以刺激出口、投资乃至消费。但是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的时候，虽然利率比较低，但是这时候流动性偏好会很大。当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流动偏好引起的货币需求量将趋向于无穷，即人们处于流动偏好陷阱。此时，无论中央银行增加多少货币量，其降低利率的作用都非常小。这表明，当经济处于流动偏好陷阱状态时，试图通过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的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

②时滞的影响。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受到时滞的影响。从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做出判断、分析、制定政策到实施，都有一定的滞后。这些滞后制约着货币政策准确有效地发挥作用。

③货币政策手段本身的局限性。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效果并不明显，相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更加有效。这是因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得到经济基础主体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配合，变更再贴现率虽然是中央银行间接控制商业银行准备金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手段的效果受到商业银行行为的制约。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一般是经济基础处于衰退的过程中，此时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不愿意提供贷款，而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一些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又选择稳健的不扩张的经营策略，所以，以增加货币供给量为特征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当中央银行降低再贴现率时，商业银行未必增加贴现，至少不一定按照中央银行的意图增加再贴现数量。相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由于不需要任何经济基础主体的配合，其效果更加明显。

从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的失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在实际执行效果中，面临中小商业银行的竞争性定价，央行可以选择的政策只能是“定向调控”，但这又从根本上违背了总量调控的客观规律。但事实上，中小商业银行这样的一种竞争性定价，会成为撬动市场利率上升的一个“边际因素”，这也成为掣肘货币政策放松效果的一个节点。如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中小商业银行往往是市场价格的追随者，多采取跟随大型银行定价的策略，利率要略高于大型银行。从市场环境看，受不同地区金融生态、同业竞争环境差异的影响，存款竞争越激烈的地区，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可能越高。

同时，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取向是结构调整，总量政策在资源的评价体系不太合理的条件下，对经济结构的改善没有太大的作用，有时甚至使结构性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

二是中国经济并不缺少流动性。至2015年年底，中国广义货币M 2为135万亿元，而同期的GDP却只有67.7万亿元左右，如果所有的货币全部投入流通过程，中国所有商品的价格平均都要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国存在恶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是货币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流动的通道不.，大量的流动性资本被阻止在实体经济以外，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

四是在资本得利远远大于实业得利的评价体系下，大量的流动性资本不但不会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注入，而且实体经济的资本反而会流入虚拟经济，这就使经济逐渐空心化，整个经济大而不强。所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但不能对实体经济的资本短缺提供必要的支持，倒过来反而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通货膨胀被引发，对中国的经济将会带来破坏性影响。

五是以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导致杠杆率上升（见图3-1），尤其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和企业负债居高不下。吴敬琏曾指出：中国非金融机构目前的杠杆率是128%，企业负债率高会不断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等情况，如果引起连锁反应，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就加大。尽管中国仍有很多缓冲空间，但也意识到需要去杠杆化，不能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3]

所以，我们认为，传统的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减弱，尤其是货币政策基本全部失效。经济政策面临着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型。

图3-1　我国杠杆率加速提高
资料来源：M cKinsey Global Institute．Debt and（notmuch）Deleveraging．2015（2）．

本章小结

我们要意识到，人为地设定不恰当的经济增长目标，就会逼迫政策制定者采取很多反自然、不健康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是我国经济进入以“三期叠加”为特征的“新常态”的重要原因。本章在对“三期叠加”进行详细分析之后，指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诸多瓶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手段已经失效，因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从来就不是解决长期经济问题的药方。虽然2016年年初我国总体经济形势出现一些好转，但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固有矛盾就是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以及体制性问题。这些在短时间内都不可能改变，新动力的培育也需要时间。所以，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会持续一段时间的L形的走势，并且一两年内都不会有所改变。凡是无法用宏观需求管理的方法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一般称为结构性问题，为解决结构性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则被称为结构性改革。

【注释】

[1]陆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会暨第五届能源企业高层论坛上的报告。

[2]吴敬琏．吴敬琏怎么说这场“供给侧改革”．http：／／finance．qq．com／a／20160421／025859．htm l．

[3]吴敬琏．吴敬琏怎么说这场“供给侧改革”．http：／／finance．qq．com／a／20160421／025859．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