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借鉴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分析方法来分析经济的态势。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片面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所造成的缺陷日益显现。主要的问题包括：这种方法只重视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结构的合理化；只解释现象，没有深入剖析制度和生产关系；只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所以据此开出的药方总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延误了治本的最佳时机。那么为了认识和适应新常态，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走势，这是提出合理应对之策的先决条件。
如前文所述，凯恩斯主义者将需求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X－M），总需求即为C＋I＋G＋X－M。当出现生产过剩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刺激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有一个假设前提，即经济增长不受供给约束，通过影响总需求就可以影响经济增长，或者说只要有需求就会自动有供给。
古典经济学则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受需求的影响，生产函数Q有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资本（K）、劳动力（L）和技术（T），Q即代表了供给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要素的投入，即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未来要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需要在技术进步方面努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我们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并不是在彻底否定需求管理，事实上，两者在理论上并非矛盾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要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需求管理要解决的是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供给侧管理则侧重于可持续增长即结构调整的问题。如第三章所述，短期内，需求管理已经遇到了瓶颈，因此只有从供给方调整结构性问题，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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