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稳定

我们认为市场主体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主体，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要在给定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一命题有两个含义：第一，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明确地知晓它的经济利益所在，也就是“知好歹”；第二，既然明确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在从事经济基础活动的过程中，总是想尽办法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自己的利益越来越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给我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你也能得到好处。这就是说，基于人们的利己性，他们总是愿意并努力去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更多的好东西。人们在面临各种选择时，希望得到净利益最大化。理性的经济主体包括：理性的消费者、理性的企业、理性的要素所有者和理性的政府。亚当·斯密在枟国富论枠中精辟地指出：“我们期待得到晚餐，不是根据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对自己的爱；从来不用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什么，只要向他们说明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经济主体的利益可以分为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两者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经济主体就会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长远利益大于眼前利益，所以人类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主观动机，但长远利益是在未来实现的，而未来又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所以，追求长远利益的行为是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在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所以，当一个体制在游戏规则不确定而且多变的前景下，大家都会追求眼前利益。当大家都追求眼前利益时，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短期化的；当大家都追求眼前利益时，市场经济就不会有诚信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业已形成的诚信缺失大多是由于政策多变造成的。

所以政策稳定是给经济主体稳定的市场预期，是信用的基础条件，当然是市场经济最基础的条件。

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中，许多都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很难想象如果彼此之间缺少了基本的信任，将会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造成多大的障碍。在一个没有信任的地方，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繁荣。我们为什么会信任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会和不明底细的组织或者机构打交道？这是因为彼此之间存在某种共识，这种共识使得经济主体可以重复地进行大量交易活动，共识的存在减少了不确定性。共识要以规则为基础，而规则必须明确禁止各种不可预见的行为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增进秩序，使个人行为变得可预见。这种规则就是制度，制度使得经济主体之间交往的风险更少，成本更低，并减少短视行为。合理恰当的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套稳定的框架，这套框架除了包括文化习俗、共同的伦理体系之外，还包括法律条例、政策规章等。制度框架当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做好制度建设，目的是让市场更有效，经济主体更有活力。

早在斯密和休谟的时代，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三项制度被认为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分别是保护产权、契约自由以及信守承诺。

产权是经济主体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拥有产权的主体可以通过收购、抵押和转让等手段对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处置，并有权占有因此产生的收益，同时也要承担因此造成的损失。因此，产权同时决定了在财产运用中产生的收益和责任，不能把产权等同于拥有某项物质财产，因为产权的所有者在拥有某项财产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因此所带来的成本。产权应当是在社会中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利和义务。

产权建立了经济主体和某项资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资产可以是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无形资产或者人的身体。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经济主体才能获得所谓的“经济自由”，对资产的利用效率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反之，产权得不到保护或者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导致经济主体占有资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对资产的利用程度下降。

当产权的观念得到贯彻和在市场中被使用时，就产生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人们与其他人进行交易之前设法获得信息所造成的成本。获得信息之后，双方还必须谈判以缔结契约。契约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为交换产权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之后还必须对契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进行公正的裁决和惩罚。这个过程包含巨大的风险和高昂的成本，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能够有效地使这一过程标准化，从而降低风险和成本，促成交易的进行。制度还必须保证缔结契约的自由，经济主体在财产上的自主权被称为“经济自主权”，也必须借助制度进行维护，否则也会大幅度提高信息和交易成本。

要想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除了确立产权、保护契约自由这些基本的制度设计之外，还要注意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宏观政策稳定”，是指政策制定的决策程序要科学，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避免政策“朝令夕改”；才能避免过度的财政赤字和政府举债，减少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能避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大幅增加流动性，以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同时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宏观经济政策是依据我国国情制定的游戏规则，一经提出不宜经常变动，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否则会造成前进目标和方向的混乱。

很多中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盲目追求打败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甚至超过了对企业产品本身的重视程度，造成后续产品不能适应市场的新需求，不切实际地扩大投资造成资金链断裂，最终落得“兴也忽焉，亡也忽焉”的结局。我们认为宏观政策不能给企业一个稳定的信号是造成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第四章中提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工业去产能，任何处于主流的技术和产业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进入成熟化和老化的阶段，因此，如果仅仅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的。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需求刺激就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政策的稳定，以便给经济主体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这是信用的基础条件，当然是市场经济最基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