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贸易研究

2015年关于东南亚、西亚和非洲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依然是成果丰硕。

顾卫民、钱盛华的《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黄博士的研究成果。黄博士研究表明，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在1371年—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王怡苹的《唐朝海上交通与贸易——以长沙窑贸易瓷为线索的考察》（《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对外贸易由“陆上丝路”转换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在中世纪的海上贸易热潮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商品实属中国的瓷器。“黑石号”是罕见的唐朝古沉船，它的发掘为世人揭开了唐代海上丝路的贸易面貌、所航行的路线与海上据点等情况。沉船上装运了约6万件长沙窑贸易瓷，占船内物品总量的90%，现代定名的长沙窑虽名不见史书记载，也仅有200多年的流行期，但展现了中国瓷的釉下彩、釉下彩绘等多项制瓷工艺，在唐朝南北的窑口中展现了融合中西文化后的贸易瓷产品，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

陈衍德的《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代士人的海外贸易观》（《国家航海》2015年第1期）则从封建政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经济生活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士人对海外贸易的思想认识，并将它们置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还将其与西方的贸易思想观念做了简单的比较。

作者指出，在回答“宋代是否具备产生新的海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基础”这一问题时，就出现了一定的矛盾性或两面性：一方面，从海外贸易的规模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作用来看，确实具备了某些催生相关思想的条件；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的官方垄断性质，以及其收益官方占有份额的巨大，又抑制了相关思想中新因素的产生，使其基本上仍然囿于封建政治所划定的框框套套中。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存在的，只是旧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作者希望通过对有限史料的分析，从中捕捉到一点微弱的思想火花，哪怕它们还谈不上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中占有什么地位。

作者以人物为主轴对各位士人的这两方面的思想一并加以讨论。首先他讨论的是北宋重要的思想家李觏。作者认为，李觏是从整体上而不是个别上对商品经济持开放态度的。如果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加以考虑，李觏应该是对海外贸易持积极开放态度的，对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很可能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加以反对。因为对外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续，他既然主张国内贸易应该以民间商人为主导，那就没有理由对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加以全盘肯定。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对从外国进口所谓奇珍异货还是与传统观点一样持否定态度的，也担心由于用于购买进口商品而支付的铜钱流出量太大而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这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来。思想家观点的矛盾与时代的矛盾是一致的，并非奇怪的现象，因此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思想之总体评判。

其次讨论的是北宋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苏轼。作者认为，苏轼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商品经济天然的私人属性。然而，苏轼对于海外贸易在许多场合下又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悖论。是什么原因让苏轼的海外贸易观与他的对商品经济开放的观点相左呢？传统的华夷之辨在其中是起一定作用的，然而仅此一点却说明不了全部问题。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北宋中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由于王安石变法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分歧，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进而使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虽然社会经济还在发展，甚至可以说仍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脆弱的，从而不仅无法使封建经济超越其自身的局限，向更高一个层次发展，反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巨大的隐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像苏轼那样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的士人，更加注重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具体问题，而无法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关乎国家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更无法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既有矛盾斗争又有正常交往的多政权并存的大格局。这样，他具有开放积极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同时，却对同属于这一范畴的海外贸易充满了偏见和防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作者讨论了南宋重要的思想家叶适。叶氏批判了以效法“周公理财”为由干预社会经济的做法，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财富不均，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如果仓促地用夺取富人利权的做法，使一切归于国家操纵，是行不通的，即便周公再生亦不会行此法。这里可能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亦即人为地干预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会适得其反？如是，则与前述苏轼模糊地认识到民间商业的天然属性不宜加以人为地改变，颇为类似。然而，叶适却没有像苏轼那样，在认可国内民间商业的同时却反对私人经营海外贸易。

作者指出，以上讨论的宋代三位重要的思想家李觏、苏轼和叶适与海外贸易相关的一些看法，其中大多是间接性的，是从他们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中推论出来的。而直接谈到货币思想和贸易的是沈括。沈括非常明确地正面阐述了货币流通速度这一新概念，认为货币处在流通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用，并对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间的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沈括的思想是宋代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反映。然而，中国封建时代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制约了，甚至可能说熄灭了诸如此类的思想火花。由于货币流通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因而这一思想火花的熄灭，也预示了宋代海外贸易发展前途的暗淡。

王巨新的《清代前期中国与暹罗双轨贸易研究》（《国家航海》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代前期中国与暹罗间存在朝贡贸易与通商贸易并行的双轨制。前者主要指暹罗贡船在广州的入境贸易，后者则包括中国商民往返暹罗的贸易和暹罗商船的来华贸易两部分。比较而言，暹罗朝贡贸易更多受清暹封贡关系与暹罗朝贡活动影响，中暹通商贸易则主要受清朝对外贸易政策制约。无论朝贡贸易还是通商贸易，都有中国商民的广泛参与，而行商则是两国贸易的必经中介。

贺圣达的《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于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

黄启臣的《阿拉伯沉船的唐代商货文物实证海上丝路繁盛发展》（《岭南文史》2015年第3期）一文指出，唐代沉船“黑石号”等所载商货文物充分证实，唐代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西边的中东国家直接贸易的相当繁盛的。唐代正是在繁盛的对外贸易拉动下，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这6.7万件唐代沉船商货文物也充分证实，在近1200年前的唐代，确实是存在着一条繁盛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事实，毋庸置疑。

姚沁的《出土香具与福建早期海外香料贸易》（《福建文博》2015年第3期）一文指出，根据已有考古发现来看，最迟在汉代，香料就随着海外贸易进入了福建，特别是一些进口的高级香料，由于价格昂贵，数量有限，当时还只在上层社会流行。至六朝时期，由于政府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航海术的进步、造船技术的提高，加上福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香料贸易的发展，进口香料的品种和数量日趋增加，人们将香料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外，还广泛用于生活、医药、饮食等各方面。域外香料的输入一方面丰富了中国香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增添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异域色彩。福建汉代至六朝时期各遗址出土的香具见证了福建香料贸易的发展，也为研究福建香料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张箭的《若干烹调用香料作物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暨南史学》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胡椒、肉桂、丁香、生姜均是著名的烹调用香料，又是常用的中药。生姜还是蔬菜。它们在东方饮食文化和烹饪技术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烹调用香料和其他香料、黄金、珠宝、土特产构成丰饶的东方财富，经马可·波罗渲染激起西欧人的渴望，吸引他们远航而来，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巨变。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也从南洋、西洋采买香料。通过论述这四种香料的起源、发展、传播、栽培的历史，能更清晰了解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曾艳英、陈鹏的《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历史变迁研究》（《企业导报》2015年第11期）一文指出，早在先秦时期，广州就是岭南地区的一个大型港口城市；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西北中西陆路被封，交通受到了阻挠，海上的贸易更加受到关注，作为华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广州受到了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统治者的普遍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外国的商船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当时的众多国家地区主要包括：波斯、狮子国、天竺、大秦、丹丹、金邻、扶南、占婆、干陀利、婆利等等。这些商人带来了众多的海外货物；隋朝时期，统治者对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较为重视，这时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新的进步，广州作为郡治，是隋朝和东南亚各个国家进行交流通商的重要枢纽。发展到了唐朝时期，广州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外贸中心，也终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到了宋朝时期，广州仍然保持着其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该时期广州外港包括大通港、扶胥镇、琶洲码头等等，码头对比唐代有了更好的发展。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一定的保护，所以，广州地区的贸易环境颇为宽松，很多番商来此定居，数量大大超过了唐朝，甚至在广州出现了专门用于教授外国人的“番学”。宋代时期，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国家共有五十多个，其中和广州通商的国家是最多的，海外贸易发展状况非常好。在宋朝末期元朝刚刚起步的阶段，泉州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广州这时只能居于第二，重要性相对来看有所下降。广州虽然并不是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但是仍然是该地区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明朝时期，统治者下达了禁止与外国通商的命令，同时又废除了浙江以及福建的港口，虽然广州受到了一定的海禁限制，但是市舶司仍然一直处于开放状态，这时广州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对外贸易极为繁荣。到了清朝，刚开始由于为了大举消灭反清势力，统治者实行了颇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广州对外贸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以后，隔年才解除了海禁，广州口岸作为西洋对口，贸易港逐渐恢复了过去的活跃状态。1757年，清朝统治者将浙、闽、江三海关关闭后，广州更是确立了第一港的地位。

文章接着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制约着广州城市的形态，如影响了广州城市的用地和拓展、广州的城市景观、广州城市商业的布局、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等。不仅如此，它还引起了广州地区文化风格的演变，如商业性、功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冒险性、创新性、享乐性与平民性等文化风格的形成。

崔策的《泉州与广东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广东造船》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南海是我国古沉船和遗物数量最多，水下考古最重要的海区。泉州以后渚港南宋沉船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创建和《海交史研究》的创刊，以及与海交、贸易、宗教、文化、科技往来关系密切的14处文物古迹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名列全国前茅。泉州与广东、海南和南海诸岛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海一号”和“南澳一号”沉船的发现和研究也再次证明这一条航线。

吴二持的《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指出，清以前潮商的海上贸易就有一定的基础。清初海禁时期，潮商的海上贸易活动也从未停止过。开放海禁后，官商先于民商而动，随后潮汕民间的海上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红头船，他们运用红头船在东南亚与国内各口岸间交叉穿梭进行循环贸易。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重头戏是中暹贸易。清代潮汕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埠市是庵埠与樟林。清代潮商的海上贸易有其独特的特点，他们敢于冒险，善于经营，多有神祇崇拜，并利用遍布各地的会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形成潮汕商人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由于有了这样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口口岸经济崛起，成为潮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带动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各类手工业的发展，较大程度地扩展了潮人的生存空间。

邓贝的《中国古代的贸易瓷及其外销》（《赤子》2015年第17期）一文指出，自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瓷，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促进了中国与西域、西南的少数民族交往，也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

张永忠的《月港：东溪窑瓷器输出的窗口》（《福建史志》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举世闻名的漳州古瓷（东溪窑米瓷和平和窑青花瓷）是以民间外贸自由港——月港为窗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的。明隆庆元年（1567年），经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请，朝廷在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同意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当时漳州瓷器也乘势大兴，能工巧匠云集，充分利用漳州境域的南靖、平和、华安等地丰富的优质瓷土及茂盛的森林，建窑烧瓷，日夜生产，然后再利用九龙江及其支流发达的水系，将瓷器水运至临海的月港，通过月港输出大宗瓷器。有专家认为是先有漳州府出产的东溪民窑产品米窑瓷和漳州府平和南胜、五寨民窑产品青花瓷（即欧洲人所称的“克拉克瓷”），后来才有德化窑、景德镇窑、邵武窑等瓷器部分随同输出。明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年），荷兰殖民者和海盗在东南沿海肆意横行，为害甚烈。航海商船被劫掠，沿海村庄遭血洗，月港海商“内不敢出，外不敢回”，月港“洋市”急剧衰落，民间外贸活动锐减，漳州东溪窑米瓷和平和窑青花瓷生产严重受挫。明末清初，月港一带屡遭战乱，而后清朝廷又实行“迁界”，强迫百姓背井离乡内迁，海澄县内外尽是弃土，“几无人烟”，月港终因港道久失疏治而淤塞。漳州近海和内河水运中心逐渐移至石码，对外贸易活动逐渐由新兴起的厦门港所取代。至此，东溪窑瓷器被迫停止生产，人去窑冷。原来以航海贸易为生的月港人，不得不改行在海涂上围地养殖蛏蚵等。

申友良、申东宁的《西汉时期徐闻古港的对外贸易》（《南方论刊》2015年第9期）一文指出，西汉时期，徐闻古港对外贸易繁荣：贸易规模的庞大、贸易形式的多样（官方、民间贸易并行）、贸易物品的丰富（丝绸、黄金、珍珠、陶器、宝石、珠玑、玻璃、香料、椰子、木棉、菠萝蜜、刺桐、缅茄、芒果、杨桃、菠萝、香茅、甘蔗、橡胶、胡椒、番石榴等）、物品来源地的纷繁（儋耳、珠崖郡、中原、合浦、雷州半岛、黄支国、罗马、南洋和西亚）、贸易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西汉以徐闻古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对外开放、友好交往的友谊之路。

徐靖彬的《宋代钦州博易场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宋王朝在广西沿海设置了钦州博易场，它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钦州博易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商品的流通，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郡县。可以说，钦州博易场的繁荣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但随着它的发展变迁，钦州博易场的作用也逐渐减小。钦州博易场的兴衰过程其实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当航海造船技术低下的年代，海上丝绸之路被限制在近海航行，辐射影响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南亚各国和南中国海的个别沿海城镇，如广西的钦、廉二州，对于欧洲、非洲等地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航海业的发展，造船技术明显提高，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拓展，进而带动了钦州博易场的繁荣，同时也加快了博易场的衰落，并出现了替代钦州的大型港口城镇，如广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由短途近海航行转变为远洋长途航行，对于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于欧洲、非洲的影响更为深入。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钦州博易场的衰落是为必然，但海上丝绸之路在其发展变迁的过程之中确实也带动了广西沿海经济的发展。钦州博易场的繁荣不仅是始发港合浦郡海上贸易的延续，更是如今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的历史基础。钦州博易场从设立到消逝，虽然只有短暂的辉煌，却推动了边境人民的交往，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彼此之间文化交融、血脉相连，为边境的安定和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情感和物质基础。虽然没有广州、泉州等地的优势，钦州博易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之一，却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振杰的《明清时期福建民间远洋贸易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解析福建古民居乾隆时期福船远洋阿拉伯壁画》（《中国远洋航务》2015年第12期）一文，对深藏在福建大山中的永泰县嵩口镇清乾隆时期古厝发现的清代福船远航阿拉伯地区进行远洋海上经济贸易的壁画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壁画的主家应是在明末清初华东商人远洋走私贸易商船队中的一分子。他们不具备官商对外贸易的条件和资格，却有着民间走私远洋贸易的优势，他们可通过大樟溪通江达海的水路，将上游德化盛产的瓷器以及附近地区尤溪盛产的茶叶等在西方畅销的产品，在嵩口码头装船，直达福州海港，而后远航运送到阿拉伯地区进行贸易。这种双向的买卖和贸易行为，主观上达到了自身发家致富的目的，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余姗姗的《中国明清贸易瓷的光芒》（《检查风云》2015年第19期）指出，陶瓷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光辉岁月，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陶瓷已大量销往海外。宋元时期，贸易陶瓷的烧造窑场遍布东南沿海。明清两代，陶瓷贸易持续繁荣，其中最主要的产地在江西景德镇，还有福建漳州、德化等。明代中期以前，中国陶瓷的主要外销市场在东亚、东南亚及中东一带，明代晚期，开始大量销往欧洲与美洲。作者在介绍明清各种瓷器的同时，对明清瓷器的辉煌成就大加赞扬。

全洪涛的《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一文指出，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较早即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与广为世人知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比，对“南丝路”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对其商贸活动中所蕴含的经济文化思想的研究相对阙如。“南丝路”是最早的开放之路、重商开拓之路、多元文化之路、和平开发之路、旅游文化之路。其论文则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南丝路”经济文化问题产生的历史概观、历史背景、研究价值，论文的理论架构与方法选择，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分梳了“南丝路”的兴衰之变，“南丝路”于先秦时期产生，历经隋唐时期的兴起和发展，元明时期一度兴盛，随着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清代跌宕起伏，在嘉道时期走向繁荣，民国后期走向衰落。第二章剖析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价值，其核心价值表现为“南丝路”蕴含的经济文化历史悠久，借助漫长的商道连接沿途各地的贸易交换，同时催生出一批繁盛的商业市镇，促进了欧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历史价值表现为开拓并发展沟通了南方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使古代中华文化传播到周边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南丝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各时期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是中国和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史的集中体现。第三章归纳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基本形态，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分析商贸文化、交通文化、盐铁文化、贝币文化、青铜文化、翡翠文化等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第四章讨论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融生，以多学科的视角，探讨了商道沿线区域主要民族的商业、社会、经济、边地和异域等经济文化交流；第五章探究了“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时代复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时期“南丝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辐射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印度洋战略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对策，建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复兴“南丝路”经济文化。该文全面、系统运用相关材料，以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古代“南丝路”的经济文化问题，详细梳理古代“南丝路”的产生及其发展历史，由此讨论其所蕴含和展现的经济文化，进而分析“南丝路”在中国古代地区和跨国区域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凸显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与理解这条商贸交流与文化交往通道提供新颖的视角，亦为分析、研究、理解人类跨区域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韦夏宁的《清前期广西海外贸易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指出，清前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有利条件。自汉代始，广西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并在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内陆交通和海上航线日趋成熟。自明代始，广西成为中越朝贡贸易的通道。受朝贡贸易的影响，边境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及官府对广西珠池的垄断，广西的海上贸易形成了以珠池为中心的亦商亦盗的贸易。清代，边境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允许的民间贸易及走私贸易三种形式。朝贡贸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清初广西战乱频繁，因此只有一些零星的贸易。康熙五年（1666），两国正式确立朝贡贸易关系。乾隆三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71—1789），受越南西山起义影响，朝贡贸易一度中断。之后，两国一直保持朝贡关系。而且为了满足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广西边境关隘逐渐开放，至乾隆九年（1744）全面开放，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繁荣。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走私贸易也逐渐兴盛，从雍正年间开始，对边境贸易的管理也逐渐加强。乾隆四十年（1775），张德裕等在安南聚众闹事仇杀一案，使官方允许的民间贸易被中止，直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得以重新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前发展。在海上贸易方面，广西钦州、廉州作为粤海关下的两个正税口，直接参与到海上贸易之中。而且，广西物产丰富，许多商品还经由广东出口到日本等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由于海上贸易比边境贸易获利较大，因此大多商人及沿海百姓想方设法出海贸易，但由于严厉的海禁政策，广西海盗猖獗。而安南也没有获得合法的权利从海上进入中国贸易，也利用每次遣送中国遇难船只或押解海盗回国的机会，在海上与广西进行贸易往来。广西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人移民海外，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广西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对广西海神信仰的发展亦有推动作用。

王晰博的《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一文指出，除了某些特定的时期（如明初推行朝贡体制，郑和下西洋），我国陶瓷的大规模海上输出主要是通过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的，它的兴衰直接受到不同时期的政府对外贸易的态度影响，或开放和宽容，或限制和排斥。因此，我国瓷器的海上对外输出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销瓷既受到自身生产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同时代海外贸易政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瓷器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大发明，在对外输出的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东南亚是古代中国瓷器外销的重要市场之一，中国瓷器在当地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当前较多的著作、论文只是关注某一个方面，而对中国古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较少涉及或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全面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陶瓷文化交流情况的研究较少，尚有较为广阔的空间。该论文结合海交史、中外关系史等内容，从美术考古与艺术史的角度，并吸收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等多种资源对中国古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即结合不同历史背景，从多角度对古代中国不同时期外销东南亚的陶瓷及对东南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性探讨。该文着重发掘中国外销瓷对东南亚制瓷工艺方面的影响，试图解读我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之间的关联。通过对不同阶段特征的归纳，探究古代中国瓷器外销东南亚后对其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经济、文化因素。同时，以各个历史朝代为界限，通过对陶瓷考古资料的综合整理和研究，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情况进行相对全面的梳理。其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唐、五代，是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第一个高峰期。早在汉时期，中国产的陶瓷器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已被带到了东南亚。国外虽出土了不少唐以前的中国瓷器，但是这并不是有意的贸易行为所致。唐朝开始，陶瓷开始有规模地输出东南亚，为东南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并与当地社会的出生、结婚、死亡等重大事件有密切联系，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9世纪前后创烧的高棉陶瓷的烧制技术是多方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一些深受印度教影响的古寺庙、古佛塔的浮雕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与高棉瓷器形相似的器物。而中国陶瓷在9—10世纪才首次大量涌入东南亚。高棉瓷的起源很可能是受到印度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古代中国先进的制瓷工艺，最终烧制出具有高棉文化的高棉瓷。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外销东南亚的第二个高峰。宋元政府对海外贸易持支持的态度，在各方有利条件的推动下，中国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宋元两朝海外贸易的重点市场是东南亚，中国陶瓷的输入进一步改善了东南亚地区的物质生活条件。陶瓷的外销活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市的经济及中国东南沿海窑业的发展。虽然，东南亚的越南、泰国陶瓷与中国磁州窑生产的瓷器风格相似，但是越南在10世纪独立后，大量输入中国陶瓷的同时也开始独立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而泰国素可泰窑受高棉瓷的影响而创设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越南与泰国窑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宋元时期磁州窑等窑口的制瓷技术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明代初期，中国瓷器外销对东南亚陶瓷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初推行海禁与朝贡政策，中国瓷器的外销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明初中国陶瓷供应不足促使东南亚一些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的陶瓷业以填补市场需求的缺口。但是由于他们的陶瓷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在制作的过程中经常模仿中国陶瓷或聘请中国工匠进行技术指导。因此东南亚陶瓷无论在造型、纹饰、釉色还是窑炉结构和装烧方式上，都与中国瓷器非常相似。随着技术的成熟，东南亚当地陶瓷的生产也融入更多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和文化思想等因素。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越南烧制的陶瓷，越南化风格进一步加强。虽然大多纹饰仍借鉴于13—14世纪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但在器形和纹饰细节上还是有所区别。这个阶段的越南陶瓷不再是中国陶瓷的附属品，而是在整个亚洲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都占有一席之位。泰国宋加洛青瓷的创烧受到龙泉窑青瓷的影响，其装饰及器形等与浙江龙泉青瓷相似，但其窑炉结构、窑具等又与中国南方窑系不同。云南与越南两者均在景德镇青花瓷的影响下烧制出具有当地色彩的青花瓷器。两者是平行发展的关系，在互相交流中互相影响。明末清初，是中国陶瓷外销的黄金时期，中国外销瓷重新主导东南亚的市场。明末清初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隆庆开海、康熙开禁和西方商人东来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中国陶瓷外销活动的复苏。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瓷器贸易大大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普通民窑粗瓷的发展。同时，欧美市场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明清时期陶瓷业的创新，除典型的中国传统器物外，还有按照来样订制的以适应欧洲生活习俗的瓷器，带有消费地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中国陶瓷的全面复苏，使得越南、泰国等地的陶瓷外销市场日渐缩小，只能以满足当地需求而生产。文化交流始终是双向的，中国陶瓷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的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融合，促进了东南亚陶瓷文化的发展。而中国陶瓷在被效仿和学习的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因子，并以各种形式融入我国悠久的陶瓷发展历程。

李佩凝的《翠蓝釉瓷器与珐华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2015年）一文指出，金代中晚期，北方地区成功创烧了以铜为着色剂的中温釉——翠蓝釉。元代，由于社会尚蓝风尚以及与伊斯兰地区的密切往来，翠蓝釉瓷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器物类型、装饰技法都更为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山西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品种——珐华器。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翠蓝釉瓷器及珐华器的发展达到鼎盛，釉色鲜艳、装饰复杂多样，烧制技术已十分成熟。以往虽有学者对翠蓝釉或珐华器做过论述，但是却没有专题的著作，对此进行详细而系统的研究。其论文则全面收集了金元明时期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和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翠蓝釉瓷器及珐华器，对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器物进行类型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并进行窑口及烧制工艺分析。最后，探析翠蓝釉的动因，并进一步探讨中国蓝釉陶器与伊斯兰釉陶的联系。其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回顾翠蓝釉瓷器和珐华器的研究情况和文献记载，并介绍翠蓝釉瓷器及珐华器的考古发现和馆藏情况，在金、元两代，器物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明代随着景德镇成为烧制翠蓝釉瓷器和珐华器的主要窑址，南方地区的出土明显增多。第二章分别对金末元初、元代中晚期、明代三个不同时期的翠蓝釉瓷器和珐华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在各期下对归纳器物的阶段特征。第三章分北方、南方地区介绍烧制翠蓝釉瓷器及珐华器的窑口，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翠蓝釉的釉料化学成分的不同以及珐华器类型和胎质的不同，并阐明翠蓝釉瓷器及珐华器的主要装饰技法。第四章从翠蓝釉的化学成分以及其出土地点出发，并结合伊斯兰地区绿松石釉的生产历史，阐述翠蓝釉的渊源，同时从社会风尚、与伊斯兰地区的往来等方面分析翠蓝釉在元代得以发展的时代背景。并进一步探讨唐、元、明三个朝代中国蓝釉陶器的发展及其与伊斯兰釉陶的联系。

王之泰的《中国古代物流思想与实践》（《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我国古代物流和现代物流存在很大区别，在认识上，古代物流重“储”，而现代物流重“流”；在思想上，古代物流主要是“重储思想”，现代物流主要是“系统思想”；在观念上，古代是以静态的观念为主导，现代是以动态的观念为主导。基于此，一系列派生的政策、主张、运行、工程、装备、技术等随之而来，如先秦时期的“重储思想”，荀子“物畅其流”的主张，万里长城对物流集中化、规模化、规范化、法制化、快速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造就的历史辉煌，大运河对南北沟通的重要作用，漕运直抵北京的辉煌，郑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研究我国古代物流思想与实践，对“南船北马”、漕运、纲运、古道路体系、古丝绸之路、古代仓储等进行系统梳理，可从中寻找一些今天的参照和借鉴。

曾艳英、李旭东的《交通物流对古代广州地区城镇发展的影响》（《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5年第23期）一文对交通物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该文指出，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与南海相邻较近，至今为止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自从秦代建立了城堡，我国南方地区中经济水平、政治思想、文化中心以及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的商业贸易口岸就是广州。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中比较有名的城市之一，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是一个千年不衰的港城，它的兴起以及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一方面对广州商都的形态、存在的文化景观以及用地进行扩张的大致方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广州文化的风格以及特质也进行了造就。

陈坤达的《明末清初郑成功对东南海贸的拓展——“海上丝绸之路”潮汕史迹寻踪》（《汕头日报》2015年5月11日）一文指出，明朝立国之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贸受到严重打击。明代中后期，是中国航海事业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东南沿海活跃着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航运业，为中国海贸史留下一个辉煌的篇章。

韩天琪的《从丝绸之路传来的农作物》（《决策与信息旬刊》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主要指大田作物、蔬菜和果树）中，至少有50余种来自国外。它们大部分是通过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大量的域外农作物主要是通过使臣朝贡、商旅贸易、战争冲突等途径陆续在中国引种并传播的。当然，也有以民族迁徙、游客旅行等方式传入我国的。经由海陆丝路传入我国的域外农作物，丰富了国的物种资源，促进了种植业、园艺业的发展以及居民饮食结构的调整，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清毅的《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福建茶叶》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历史移民，福建率先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对外传播中国文明。福建人把茶、瓷、丝三位一体，让海上丝绸之路交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依托这条通道奠定了自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主港地位，同时打下世界茶产业的基础，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更成为两岸品茗同味一心的主体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