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交往研究

1840年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有强烈的优越感，对外政治交往有限，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西方国家积极主动派遣使团、人员甚至军队到中国，寻求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触与发展关系，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政治交往日渐增多。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比较关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经济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对中西政治交往的关注不多。2013年，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并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专门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并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认为，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文件明确了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文件提出了今后经济发展方向，“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战略转向，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发展。2015年度学者们对中西政治交往的总体状况、古代中国的海洋政策以及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政治交往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也较为关注中国与英、美、法、荷、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

（一）古代中西政治交往总体状况研究

2015年国内学术界多次召开学术会议，中心议题多涉及古代中西交往状况。本年度国内学术界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对古代中西交往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015年8月20—21日，中国航海博物馆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以“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及文化”为主题。本届研讨会由中国航海博物馆、澳门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萧婷以“中国海上势力的兴起与衰落”为题，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兴起和衰落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唐宋时期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由区域走向国际，但航海路线还只是区域性的，唐宋时期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关键期，尤其是海上的力量；宋末，中国海上力量达到高峰，成为海上贸易中心；15世纪初中国的海上力量领先全球，然而随着西方航海活动的兴起，中国却衰落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以巩固陆地上的国土为主要目标，经济发展不依赖海洋，对民间的海上贸易、海上活动也不支持、不认可。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的《世纪末北美的轮船公司与北太平洋航路——从上海到北美洲》着重介绍了19世纪末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从旧金山经由横滨到达香港的航线、横滨至上海的支线，东西洋轮船公司从旧金山经由横滨或上海到达香港的航线，以及加拿大太平洋铁道公司于1887年开设的由加拿大温哥华经由横滨或上海到达香港的三条航线开设情况，这三条航线的开设标志着上海至北美的重要航线的开通。文章围绕从中国大陆航海前往北美的人们是如何利用美国、加拿大轮船展开相关讨论，通过这三家轮船公司轮船上中国船客的情况，了解当时太平洋的航海诸相。

海上贸易交通是本届研讨会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Judith Chaffee在《蒲寿庚、蒲氏家族及其在泉州海外贸易中的角色》一文中，通过对《闽书》和《蒲寿庚家谱》中所记载的蒲氏家族的出身问题进行分析比对，认为《闽书》的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蒲寿庚及其家族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前进，蒲寿庚的角色兼具世俗化穆斯林和中国本土精英的特点，精通中国本地的商业和市场，建立了庞大的家族，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都获得了空前成功。Judith Cameron的《史前海上丝路：商人、船舶、丝织及玉器》一文，试图利用近代发掘的史前考古文物来证明史前南中国海海上丝路的存在，他认为虽然丝路始于汉代，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通贸易却远早于丝路的建立。新石器时代初期长江流域海上贸易已经极为昌盛，各种纺织品和玉制品沿着海上丝路网路，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源源不绝地销往东南亚甚至更遥远的西方世界，彩陶贸易网络也不限于黄河流域与地中海沿岸。此外，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在会上进行深入探析。Ubaldo Iaccarino的《天朝的征服者：16世纪末西班牙对中国的政策》一文，从外交和军事两方面来考察16世纪末西班牙对中国的政策，以反映早期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西班牙不能认识到东亚外交模式的不同，忽略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对自己的能力与军事力量过度自信，最终导致西班牙试图直接进入中国获取财富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Manel Olle的《太平洋的连接——马尼拉大帆船对东亚的影响》一文指出，马尼拉到阿卡波可的跨太平洋海上贸易路线，在16世纪晚期开通以后带来了地区的巨大改变，成就了全新的格局，美洲的白银来到中国，促使亚洲、美洲在经济、人才、文化上有更多交流，也带动了东亚地区的一系列改变。他还对来自福建并留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的角色进行了分析。Olah Csaba的《关于明代中国官方对外国商品验查的几点看法》一文，主要考察了明代是如何对外国商品进行检验的，并阐述了对这些外国商品进行检验的必要性，从而进一步考察有明一代的对外贸易体制。张兰星的《初探16—17世纪澳门－长崎航线的葡萄牙巨船》一文，对16—17世纪的亚洲，特别是果阿－澳门－长崎这条航线上出现的一艘巨大的轮船船名进行考证，认为此船以牢船为原型，综合了欧洲其他船型的特点，从而定义该船为葡萄牙巨船，进而认为该船是澳门—长崎贸易得以开通的重要条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郑维中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湾海峡沿岸的水域调查研究1622—1636》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次澎湖到厦门的航行为例，认为西方的航海技术一开始并不比中国先进，他们对中国沿海海岸情况也不甚了解，于是他们便在10年中在中国沿海进行了12次调查，特别是对船只的使用和暗礁、水源的分布、季风的利用等情况进行记录，从而形成对中国水域的调查报告，最终为他们认知和觊觎中国提供便利。吴宏岐的《澳门开埠与明代广东海防形势的变化》一文，对澳门开埠的时间以及开埠早期葡人居住区的变化进行分析，论述了葡萄牙人开埠于沙梨头一带的原因，进而讨论开埠后澳门海防形势的变化，即开埠后随着葡人在广州府沿海地带的武力骚扰，广东海防的重心相应地从东路转向了中路。此外，与会学者还对海图、航海术与海洋文献，海洋社会生活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届国际会议内容多元、视野开阔，紧紧围绕丝路延伸的主题而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对照倍受鼓励和认可，为这一方兴未艾的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1]

2015年11月27—28日，在海南琼海博鳌召开了两岸首届中华海洋文化论坛。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院与台湾海洋大学共同举办，主题是“东海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复兴”。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老挝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变迁、中华海洋文化的本质与历史发展、中华海洋文学和中华海洋艺术、中华海洋文化的现代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在座专家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在历史维度上，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走过了相当辉煌的历史，特别是自秦代到元代，更是中国航海事业的黄金时代。中华文明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以海洋农业文化为特点的中国海洋蓝色文化。这种“以海为田”“兴渔盐之利”的传统海洋文化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自明代以后，这种海洋文化在东海、南海与西方“以海为途”的海洋文化发生碰撞，渐渐变迁为“视海为对外开放的桥梁”之视野。黄丽生认为，《明实录》体现了明朝政府从内外形势交错与内政治理两大方面，检视明代中期有关岛屿议题的发展变化，除延续明代前期的“海寇/海防”的对应格局外，还出现了中外海寇交错、贡寇相间、海运贸易等复杂的情势，反映出东亚海上跨国贸易需求旺盛，但缺乏与之相应的体制应对。吴智雄则运用现代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以海、贡、安南、交趾、朝鲜（高丽）等词汇为关键词，于《皇明经世文编》中检索相关文献，探讨了明初海洋朝贡议论特色，认为明初的海洋朝贡议论，具有专议安南入贡对治策略、颂扬海外来华朝贡盛况、通论海外藩国入贡事宜等三项特色。阎根齐将明清时期福建、台湾一带的东海《针路薄》与海南渔民的南海《更路薄》进行比较，认为《针路薄》是航海者（包括商船、运输船）的航海指南，《更路薄》则是海南渔民的捕鱼航路。早期《针路薄》从航海图发展而来，《更路薄》是对《针路薄》的传承。沈洋以法国商船“安菲特里忒”号两航广州为考察线索，阐析了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中国热”产生的原因以及法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2]

除了召开相关会议外，2015年度专家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论著，对中西政治交往进行探析。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与米歇尔·卡斯特诺威编写的《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安金辉、苏卫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地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该书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还配有出色的图解。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以及相关的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全景。本书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包括对当地资料的搜集、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本书评述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到17—18世纪较为精准的地图。本书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也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通过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探析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并对沟通中西交流的历史人物分别进行叙说。本书视角独特，材料翔实，是一本很有学术深度和价值的著作。荣新江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对汉唐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东西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探析。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谙熟，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涵。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

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少。张国刚的《马可·波罗游记：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南风窗》第24期）一文认为，马可·波罗不仅发现了契丹，而且他的游记成为激励西方努力去发现新世界的契机之一。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两百年。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东方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夜的两百年。李晓标的《19世纪前西方对蒙古的认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1期）一文梳理了西方对蒙古认知的几个阶段。13—14世纪西方人已经到达蒙古地区，并对其族称、地理、人群形成了初步认识。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是可靠文献中最早到达蒙古的西方人，他们分别于1246年和1253年到达蒙古，肩负着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的使命，并留下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此后，还有不少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到过蒙古，他们留传至今的有关蒙古的著述有《海屯行纪》《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约翰·马黎诺利等关于蒙古的记述。明末清初西方对蒙古的认知中起作用的仍旧是传教士，他们主导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做的世界地图与中国地图中可见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已经逐渐深入，并在地图中大致确定了蒙古的位置。许多著述以“鞑靼”记录蒙古。康熙时期，传教士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等有机会随康熙皇帝出关，记录了他们在蒙古的游历。其后张成曾八次前往蒙古旅行、安多曾四次到蒙古，他们都在游记中都做了记录。1708年，康熙皇帝决定测绘全国新图，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和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在1708—1711年间多次到蒙古进行测量。《皇舆全览图》绘成后，耶稣会士将数据传到了欧洲。这些对蒙古的实地考察成果被杜赫德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书中。张国刚的《横跨欧亚：那些著名的东方游记》（《南风窗》2015年第23期）也对此进行了论述。

此外，赵现海的《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对西方世界关于长城的形象进行了研究。他指出，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就对中国长城进行了记载。如沙勿略的《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1548）》指出中国与鞑靼交界的地方筑有坚固的城墙，长度相当于走路一个月或更长的路程。其后葡萄牙军官、商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49—1553年在福建行商，写作了《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记载了中国与鞑靼之间的山脉上有一些关卡并都驻有军队。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曾到达中国南部并撰成《中国志》，指出中国筑有一道长一百里格（长度名称，一里格等于4.827千米）或更长的、并不连续的长城，以防鞑靼入侵。赵现海认为，这一时期对长城的记载非著述者亲眼所见，因此多反映了长城依山而建、利用地形的特征等普遍常识，因而也造成西方人认为长城是为防御鞑靼而建的观点。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于1575年访问福建后，也出版了《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对长城做了更详细的记载，并引入了孟姜女的故事传说，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专制文明的一般认识，并成为其后三百年西方人对长城认知的普遍观点。另一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则因为被押送到北京、流放至甘肃而得以亲眼见到长城，成为目前所见第一个明确提出“长城”这一名称的西方人，他于1614年出版的《游记》对长城的记载非常详细。但平托对长城同样充满了神话般的叙述，比如将东南亚、西亚种族与长城防御部队联系起来，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论述其实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地图与世界认知。平托将近代西方民主议政形式附会明代政治体制，显示出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误解。虽然拉达、平托在中国的活动足迹大为不同，但其资料都源于一本中国人撰述的史籍，这反映出在明代中国，这部史籍十分流行，成为明人、西人了解长城历史之主要途径。其后，对于长城的记载也非常流行，17世纪60年代，荷兰作家根据传教士和水手传递的消息，创作了关于明朝灭亡的戏剧，对长城表示称赞，同时认为长城也无法抵挡外来入侵，只有向基督开放，中国才能获得真正坚固的城墙。到17—18世纪，欧洲使团眼中的长城逐渐变得负面化。早期如1675年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在《中国漫记》中记录了长城；1693—1695年，由荷兰人伊德斯率领的俄国使团访华，德国商人布兰特是成员之一，写下了《1693—1695年俄罗斯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以及乾隆年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博物学家巴罗的《巴罗中国行记》、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对长城的记载尚属正面，称其为文化先进的种族抵御其他种族的实际上最伟大的军事工程。作者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关于长城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西交往状况，研究视角独特。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古代中西交往状况。欧阳哲生的《中西交通史上的“西方”概念之探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追溯了“西方”这一历史地理名称的变更，认为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而不确定的名称，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连。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再到明末清初时期的“西方”，其内涵亦不断变更，从中可以看出中西交通的变迁。万翔的《丝绸之路与西方观念中的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回顾了近代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阐析了古代希腊、罗马学者透过丝绸之路对遥远的“丝绸之国”——中国的认识，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西方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古代中国文明得以保持其先进性和独立性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发展的分析，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终将使中国重现富强与繁荣，更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张爽的《6世纪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与丝路——以突厥外交军事活动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一文认为，6世纪突厥的扩张和征服，实际上是突厥游牧民族与粟特商业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欧亚丝路上竞逐经济利益，构建丝绸贸易网络的经济扩张。突厥粟特经济利益共同体为此采取的外交军事活动，直接将欧亚丝路上的中国、波斯、拜占庭等农耕大国联结在一起。突厥利用中国北方政治分裂的机会，通过勒索式的贸易方式，从中国北方获取了大量的丝绸等物资。粟特商人以西部突厥为武力后盾，在波斯和拜占庭之间展开的外交活动，成为影响拜占庭和波斯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6世纪欧亚丝路主要国家和游牧民族间的大规模战争和交往，其背后都有争夺欧亚丝路控制权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赵轶峰的《世界大变迁与明清中国——对现代早期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15—18世纪是世界历史进入普遍联系和大变迁的特殊时期，但是欧洲人在这一时期所主导的一系列变化并没有立即笼罩世界历史全部进程，亚洲的几个强大帝国虽然加强了与欧洲的关联，但并没有深刻改变自身历史原有的逻辑。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宗教改革、殖民扩张、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系列变迁，各有漫长的历程和内容，在许多节点包含诸多可能性，并不能全部被纳入资本主义发生学命题中来说明，也不可能同样发生两次。把前述西方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线索与同时期中国所发生的演变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其间虽然有诸多关联甚至相似，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比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更难于察觉。试图通过单一要素，无论是雇佣劳动关系、GDP还是伦理价值的比较来分析中欧历史道路的相似虽然都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中欧历史的差异同样需要正视。

荣新江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文史知识》2015年第8期）一文指出，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只要丝路是活跃的，沿线的国家和城镇也随之活跃；丝绸之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不同城镇因此而起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作用。卓新平的《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连接和保持亦有着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丝绸之路的生命力靠宗教的往来得以维系和延续，故而体现出其典型的宗教之魂。作者探究了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交往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这种宗教文化的交流在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及意义加以分析、评价。贺茹、朱宏斌、刘英英的《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运城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唐五代时期，中古先民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及边远地区的各民族进行了频繁的物质、精神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此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展现出双向性、民俗化、本土化、渐进性和回流性的特点。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异域文化在中国扎根并衍生，外来物质文化和异域艺术、宗教等也对丰富中华文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同时消除不同文化间的隔膜，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此外，刘进宝的《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张西平的《19世纪中西关系逆转与黑格尔的中国观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赵长江的《明末清初的中国典籍西译契机》（《语言教育》2015年第2期）、李真的《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活动及其启示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5年第4期）、胡铁生与綦天柱的《基督教文化在明清的境遇及文化的相互影响》（《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黄英湖的《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及其对中西交往的影响》（《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孙宗广的《西风过眼水长东——1949年之前欧美人士眼中的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学理论》2015年第6期）、周游的《扬州的海外来客》（《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6期）等文章，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情况。

（二）古代中国海洋政策研究

2015年度学者对古代中国的海洋政策研究也比较重视，并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赵轶峰的《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清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比明代中国所面临的更为复杂。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问题，虽经学术界长期讨论，尚多分歧。通过对曾被视为清代中国封闭性突出表征的若干历史节点进行分析，作者指出，清初海禁、迁海政策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出发点的政策，非以遏止对外贸易为目的，且不持久，并不能表示清朝前期以“闭关锁国”为国策，康熙开海之后约一个半世纪间，中国海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和规范化程度都超过了明代的水平，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发展期。清朝将朝贡与贸易视为两事，各有规则，且不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这与其对当时欧洲商业扩张与殖民扩张并同推进策略的警觉密切相关，所谓“一口通商”是夸张说法，当时其他海关依然运行。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受挫的关键不是礼仪争端，而是清朝没有满足英使带有在华殖民企图的诉求，其后中欧贸易也并没有停止。清朝政府对中外贸易积极干预，其中兼含限制、规范、鼓励举措。就主流而言，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曹英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5期）一文，从涉外债务清偿政策角度探析中外关系。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行商对外商的欠债问题是困扰清政府并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清政府为维护体制积极清偿行商债务，先后采取了查封变卖行商家产抵欠、官员垫付、保商摊赔、行商联保偿付等政策措施，但由于未触及造成商欠的根源而不见成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政策转变的起点，在被迫接受英国“官偿商欠”的要求后，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成为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的基本制度。这一政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李银娟的《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安全问题研究》（中原工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曾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该文研究范围限定在明清，所以着重介绍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变过程。在影响海上丝绸之安全问题上，该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统治者的政策转变。明清时期都是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形势，统治者一改前代积极鼓励海上贸易政策，推行海禁，从根本上阻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第二，造船技术的发展。明清之前，造船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造船技术达到巅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政策持续，造船业不景气，造船技术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同时闭关锁国缺乏对外交流，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造船技术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三，由于大规模的海盗活动猖獗，一度威胁朝廷统治。今天，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安全问题重新凸显，解决政治冲突和能源运输问题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两大安全问题。文中提出三个应对措施：制定安全战略、加强海上力量、参与国际合作。王爱虎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和文献研究看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指出，新陆上丝绸之路和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21世纪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撑，分别体现了中国的西进战略和海上经贸发展战略。在新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受日益严峻的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中国威胁论”等影响，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为此，该文在系统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和国内外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战略内涵、实现路径和政策等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跨文明的对话与合作》（《国际援助》2015年第5期）一文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了古老海上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海上丝绸之路跨文明对话与合作进入新纪元，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入务实阶段，应发扬先辈开拓丝编之路的精神，在大力加强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研究的基础上，建议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探索创新的合作模式和对话机制，加强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多边合作，深化经贸与文化合作，加强人员学术交流往来，在沿途主要城市建立主题文化设施，整理和发掘、保护和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与遗物，建立博物馆或文化馆，开发旅游文化创意产品，共同开拓国际客源市场，建立立体化的国际旅游文化网络。第二，联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在不同文化艺术领域展开多边合作。第三，申遗将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新机遇，发展和产生新的丝绸之路文化艺术。

杨国桢的《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是论证、阐释、弘扬东方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改变东方有航海活动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旧思想观念。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借鉴和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认识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树立中华海洋文明的自信。认识中国的海上特性和海洋社会，改变海洋发展陆地化模式，培育海洋意识，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逐步消除制度歧视和文化排斥。在新的海洋时代，实现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的改变，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新内涵，东方和中国讲海洋故事的能力就能进入新境界，做出新贡献。杨国桢、王鹏举的《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中国文明富有多样性，海陆兼备，并不能被单一的陆地标签所涵盖。由于滨海地域文化传播、交往塑造的特定文化形态对中国文明大传统的影响，明代后期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自发产生的海洋转向，并没有在中国文明转型的意义上被充分阐释。中国的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并非对立而不可调和。“大一统”是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它不等于专制皇权。在文化上，它有着包容的一面，“由文化来融凝民族”，讲求通过思想和制度实现“和而不同”。历史上，虽有五服、四民的区分，中国文明的各种人群仍能借助文化认同凝聚在一起。中国文明主体运转中，内陆子系统和海洋子系统之间存在微妙的关联。近年来，中外学者在海洋史研究的刺激下，关注到明中叶“内陆史”与“海洋史”的联系。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兼顾陆地与海洋，是建立在“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历史土壤上，统筹陆海大格局、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手笔，它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一系列规划项目和实践，促进沿线国家深化合作，建设成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个构想本身就是对传统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

此外，张开城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朱艳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光明日报》2015年3月22日），黄伟宗的《海洋文化与丝绸之路》（《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司徒尚纪、许桂灵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鲍志成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概论》（《文化艺术研究》2015年第3期），朱士光的《关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等文章，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海洋文明化与政策。

（三）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交往研究

2015年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与英、美、法、荷、葡、俄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

英国作为传统的西方强国，近代以来与中国交往密切，中国学者一直非常重视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研究。2015年度学者们充分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中英政治交往进行深入探析。王天根的《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以新发现枙来往文书枛枙台湾奏折上谕枛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鸦片战争时期相当数量有军事情报价值的外交照会流失海外，学界对于耆英、伊里布等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因缺少中英往来的诸多照会而多语焉不详。大英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等两类外交照会档案汇编，基本为国内学界所未涉及。分析这两类外交文书的内容及表达修辞，可以较为全面地解读道光年间国与国之间“全权”钦差大臣的行动轨迹及其策略，清方对英方军事及商贸态度等，反映了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清方外交策略和姿态，以及《南京条约》前后清帝国外交策略及其操作的差异，涉及传统中国外交理念时空意义上的转向。这些外交照会涉及英军侵略中国台湾地区及其遭到的反击等，关涉战争道义乃至国家领土能否完整等历史转折，意义重大。陈璐的《托马斯·阿罗姆绘画中的大清图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19世纪中叶，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对中国社会做了多方位的生动描绘。托马斯·阿罗姆本人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认真借鉴了威廉·亚历山大等画家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并结合想象进行再创造。阿罗姆笔下的大清图像对于传播中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张国刚的《虚幻与真实的中国：从鲁滨孙到安森》（《南风窗》2015年第9期）一文认为18世纪对中国最负面的评价来自英国。作者指出，写作《鲁滨孙漂流记》的作家笛福还写了一部《鲁滨孙二次漂流记》，写鲁滨孙到了中国的南京和北京，觉得尽管南京人口繁盛，但是与英国不可同日而语。安森是一个英国船长，在其环球旅行中，有过在澳门和广州（1742—1743年）停留的经历。1748年出版的《环球航行记》就是根据安森及其下属的航海日志编纂而成，其中对中国的描述，来自他们的亲身见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人打量中国的眼神。

中美政治交往尽管起点较晚，但美国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早期中美政治交往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2015年度约翰·海达德两本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书《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和《初闯中国：美国人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涉及美国人的在华外交、商务、宗教活动，以及美国国内涉及中国的重要政治、商务、文化活动。^[3]王涛、袁广阔的《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研究检视》（《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则对学界关于古代中国和美洲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检视，归纳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古代中国和美洲间交流的问题是世界性课题，必须以考古学为核心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唯有立足科学可靠的硬证据，才有助于厘清历史的真相。

法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学者们也比较关注古代中法之间的政治交往。梁志建、于明波、甘德怀的《简论亚欧文化交流印迹中的涉钓史地代表作（1752—1895年）》（《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2期）对传教士文献中关于钓鱼岛的著述进行了搜集，其中法国传教士宋君荣是将徐葆光使琉后整理的地理信息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1752年绘制和正式出版的琉球地图中，宋君荣标出了位于从中国台湾基隆至琉球那霸航线上的钓鱼岛群岛，并且用汉语方言音译标出了钓鱼岛群岛主要岛屿，具有国际法意义。宋君荣还有一幅于1752年绘制的未正式出版的手绘琉球地图手稿，手稿图上有法文注释，其中，在宫古岛北面排成略带弧形的法文显示，宫古群岛由17个岛屿构成，这就说明，宋君荣提供的信息肯定了钓鱼岛群岛不属琉球最西南方向的宫古群岛，并且其地图题头的汉文翻译为“琉球群岛地图，其王国是中国的附庸，这是宋君荣的作品，1752年寄给萨利耶教士先生，萨利耶收到后立即交给我看了”。这幅图与1758年出版的宋君荣绘地图大致相同。后来，法国地理学家阿比舍根据宋君荣地图进行了修正和重绘。曹东旭的《清初传教士白晋在华活动及其贡献》（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记录了白晋在1697年呈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整理成了《康熙皇帝传》，将康熙皇帝描绘成为一个君主的楷模。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2015年度研究成果比往年有所增加。陈思的《试论1633年前后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的变化》（《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1633年前，侵占台湾地区的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对武装海商的利用上，将其视为以武力胁迫明朝当局开放贸易的工具。1633年料罗湾海战失败后，荷方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加强与普通海商之间的合作，让后者在明荷交涉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成功地说服明朝地方当局开放台湾地区的自由贸易，两岸贸易此后迅速发展起来，荷方也得以从中赚取巨额利润。但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在根本上存在的局限性，决定了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难以长期维持，最终必将走向对抗。许文敏的《徐日升：中瑞两国历史上的第一名使者》（《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记录了瑞士来华传教士徐日升，他是中瑞两国交往中的第一位使者，有资料显示，他曾经卷入了嘉善地区的抗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