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交往研究

从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漂洋过海到达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商民也纷纷卷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流传西方，西方的白银、工业产品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革与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往来一直是国内学术界重视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日本及朝鲜半岛的经济往来上。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之间经贸往来的急剧增长，古代中西经济交往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2015年度国内学术界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围绕中西贸易总体状况、对外贸易政策、航线与港口、中西货物贸易以及中西贸易相关人物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观点、视角与资料运用上都取得了进展。

（一）古代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研究

国内学者一直非常重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的研究，2015年度学术界召开了相关会议进行讨论，也发表了重要论著，从不同视角探析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

2015年3月21—23日，第12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嘉庚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大陆、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学者，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与商贸、海上丝绸之路与人文与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人社会以及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呈现了鲜明的跨地域、跨学科视野研究特色。会议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与商贸、海上丝绸之路与人文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人社会以及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非常重视对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的探究，既有对航路的详细考证，亦有关于线路变迁与影响的论述。李金明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中谈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先是汉武帝开辟的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后由于唐朝把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宋元时期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广州与泉州等地贸易，遂由原先的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发展到越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至阿拉伯海沿岸一带。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来，尤其是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运到欧洲各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郑永常的《明末清初赤坎至金门航路：以枙耶鲁藏山形水势图枛为中心》首先介绍了《耶鲁藏山形水势图》的基本情况。该图记录了中国帆船以越南赤坎为中心的航程，往北最初是至福建太武山回程，其后延至渤海湾之天桥厂；往南至柬埔寨，再转往暹罗而回。紧接着指出了该图的重要性：它保存了从赤坎至福建金门的来回针路，这是一条很完整的直快航海针路，可弥补《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的缺失。最后文章还结合向达的《两种海道针经》和《郑和航海图》及其他史料详加考证，重现了从赤坎至金门来回的山形水势针路图。李艳林的《边疆对外商道拓展与演变》一文，主要研究中国海洋政策与经济中心变化所带来的商路变迁对云南商道拓展与演变的影响。云南的交通网络由汉晋时期的交通干线发展而成，隋唐时期滇川交通、滇藏交通有了一定的拓展，驿道网络更为发达。此期间，云南商道主干线主要集中于通过滇川线加强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或通过滇藏线沟通滇藏之间的交往。宋、元、明、清时期政府海洋政策调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对东南沿海港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也因此从其东面与中原地区加强联系。原来长期使用的传统商道地位下降，从东面进入云南的商道地位有所提升。

丝路带上的经贸关系与商人活动是本次会议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林枫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市与中国经贸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选择重点港市，运用计量方法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场景，勾勒出现在的经贸图景，分析不同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影响。以港市为切入点，着眼未来，建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文章着重阐述重点港市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东南亚与中国未来关系的构建。商人研究主要集中在闽商。张侃的《明末在澳闽商的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枙盟水斋存牍枛为中心》一文，通过对《盟水斋存牍》的梳理以及其中人物、事件的考证，为我们展示了明末在澳闽商的生存状况。《盟水斋存牍》是一部法律文牍选编，刊刻于崇祯年间，其中有不少关于闽人、闽客和闽商的案件文牍和禁令文书，案中细节真切地反映了闽商在当地的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作者从中提炼的内容有：其一，在澳闽商接济澳夷；其二，闽商身份复杂，有真有假，或官或兵，或商或盗，不断地冲破王朝法令到澳门沿海进行贸易；其三，商业活动中充满风险与纠纷；其四，《盟水斋存牍》总体呈现的是粤澳闽商的“负面”形象。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明末在澳闽商生存形态与社会形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此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也是本次会议的热门议题。沈揆一的《乾隆时期中国艺术的欧洲登陆》一文指出，17—18世纪，随着大量中国货物和生活用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欧洲，中国的绘画和园林建筑风格也登陆欧洲，明末清初中国文人艺术的精致和典雅，无论是在绘画还是园林建筑中，都给当时占领欧洲艺坛的巴洛克风格带来冲击。18世纪中期，即中国的清乾隆时期，欧洲对中国生活情趣的欣赏和艺术风格的崇拜已成为一种时尚，这也导致了一种更讲究华美纤细的洛可可风格的出现。文章的贡献是对18世纪欧洲绘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做了清晰的梳理。蒲慕州（Mu‐Chou Poo）的文章Fernao Mendes Pinto and His View of Chinese Religion（《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和他的中国宗教观》）通过对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游记的研究，透视西方人士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其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延续作者的古代外国人研究，弄清16—17世纪欧洲人对中东与远东地区态度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二是通过详细考证，弄清欧洲人东方认识的信息来源是主观想象还是准确获得的。这就要求作者从当时欧洲人的游记着手研究。平托从1537年离开欧洲，在东方漫游了21年，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因而可以作为理想的个案。本文尤其重视游记中关于文化与宗教的记录。修海乐（Harold P.Sjursen）的报告The Meaning of“Culture”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南中国海”的文化内涵》），通过比对地中海文化圈，来观察同样是被陆地环绕的南海区域，由此提出一系列问题：南海有无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南海文化圈？这个区域独特的海洋历史活动有无形成共同的文化规范？通过海洋商业活动进行的观念、信仰、实践交流能够重塑土著文化吗？这种重塑是互惠还是一直处于附属地位？作者认为，这些问题的焦点是技术。由此他又提出在什么程度上海洋活动导致技术转移？是否有优势技术支持该区域的文化霸权？技术变化是否会影响军事平衡？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当前在南海争端下寻求和平共处与文化交流的可能。李焯然的《宣德化而柔远人：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与海上丝绸之路》认为，受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怀柔远人”是传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这种想法在汉朝以后成为历代君主和大臣的睦邻之道。中国历史上将“德化”与“怀柔”政策付诸实际行动的明显例证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一系列的航行构建了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交通网络。在“宣德化而柔远人”思维下构筑的朝贡体系，未见有掠夺行为，而是呈现出一片和谐景象，这和现代意义的对外扩张之后大肆侵占他国资源的行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外交关系是当时南亚、东南亚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针对当前中国致力于软实力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者认为传统的“德化”和《怀柔》是否可以视为文化软实力？近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倡议的“一带一路”是否为传统“怀柔”思维的延续？这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郭洁的《清代前期丝绸之路的景象》为我们呈现了清初丝路带上的各种活动场景，其间清朝统治者、西方使节、传教士等众多角色交织。作者指出，大清取代明朝后，继承了儒家正统思想和传统的天下观，对外奉行朝贡体制，并实行行商制度。在此背景下，西方要进一步寻求贸易与文化输出，因此不断有传教士、商人到来，乃至派使者来华，但是因双方认知上的差异，中西间的纠纷一直不断。与会学者也很关注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人社会，发表了相关论点。与此同时，与会学者也很关注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要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吸收精髓，传递和平、包容、共赢的信息；有的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是共生系统的理论；有的学者从地方着眼，强调发展的机遇；还有的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警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面临的难题。会议还达成要加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共识。^[4]

除了相关会议，2015年度也有一些重要论文发表，探析中西总体贸易状况。龚为纲、罗教讲的《大数据视野下的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心》（《学术论坛》2015年第12期），文章以GOOGLE BOOKS语料库为数据来源，运用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方法，对19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及主要贸易产品的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过程、关系网络及社会影响等进行宏观考察。通过大数据词频分析方式，描述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在西方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通过语义情感分析来反映中国产品在西方各国美誉度的变化过程；通过空间分布分析技术呈现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主体及路线；通过关系网络分析技术建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城市之间的互动格局。文章以大数据的视野和方法对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新尝试、新探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易能武的《明清时期中西对外贸易比较》（《老区建设》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明清时期，中西方都将发展的眼光投向海外。郑和七下西洋，展现明朝雄厚的国力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西方麦哲伦环球航行，英国开辟新航路，开辟北美殖民地，确定大英帝国霸主地位。明朝中期以后，中国逐渐由开放走向封闭，西方国家却蜂拥迈向世界，最终中国千百年来的先进与荣耀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走向衰落。文章以对外贸易为切入点，剖析明清时期中西方对外贸易的异同，从细微处着手，探索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这对促进当代对外贸易具有一定意义。李连环的《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看中国的对外交往》（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指出，中西方早在先秦时代便有交通货物往来。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将东西交通彻底贯通，丝绸贸易逐渐走向兴盛。我国海岸线绵长，有大量终年不冻良港，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要通道，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得益彰。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丝绸作为商品外传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至宋代进入鼎盛阶段。宋代统治者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收入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外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对内设立一套激励机制招徕外商，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地设立番坊。宋代南至广州，北到吴淞口，沿海众多港口商旅云集，东西方海外交通十分兴盛，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而且带来了多姿多彩的异域风情。宋朝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天文学成就颇高，指南针也被广泛运用于航海。宋代中国海船已能经常远航到红海口的亚丁乃至东非，往来国家众多，其中大食成为宋朝海外贸易最频繁的国家。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繁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极大丰富了沿线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郭宪春的《丝绸之路与中国物质文化传播的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1期）认为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物质文化成果“丝绸”“瓷器”等沿着丝路源源不断传至西方。本文在传播学视角下将中国物质文化沿丝绸之路西传的情况分“传播路径”“传播中介”与“传播受众”三个角度来具体阐释，并结合当代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法，提出了重视“海外贸易”的文化传播路径、发挥出“文化中介”的文化传播价值，并加深对传播受众文化需求的了解等观点。郭宪春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物质文化符号与文化传播——以古代中国物质文化符号传播为鉴》（《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二）古代中西贸易制度研究

2015年度学者们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张喜琴在《清代恰克图贸易的制度框架、交易方式及启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有清一代，恰克图市场在中俄贸易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恰克图贸易在长时期内保持繁盛，与中俄条约框架、市场规约及交易媒介息息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为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行为规范。文章通过探析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从政府参与程度、行会作用、惩罚机制和信息搜集比较双方在市场管理制度上的差异性，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思想的构建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并基于此提出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发挥市场驱动力及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王锦、方珊珊的《清代南北对外贸易对比研究——恰克图与广州官职变迁及原因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25期）一文，对南北两地官职变迁的历程进行对比，并探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清政府受“重农抑商”思想和“朝贡贸易”体系的影响，秉承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对外贸易不是单纯为经济服务，更多的是清政府欲控外商的工具。在恰克图与广州的对外贸易过程中，其官职的变迁贯穿整个清朝，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南北外商的重视程度，及为控制外商设置的专门机构。南北在清代统一的国际大环境背景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控下，形成不甚相同的管理机构。杨晓波的《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系统论述了明代海上外贸管理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主体、法规体系及其特点。杨晓波认为，明朝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制的重心又从经济立场回复到政治立场，于海禁，主要用于保证海外朝贡贸易、限制民间海外贸易，而后者一般是对海上进出口贸易的流程管理和具体措施，针对性强。明朝皇帝是明朝海上外贸管理最主要的立法主体，礼部、兵部、户部、都察院等是中央立法的辅助主体，而沿海地方官府则是明朝海上外贸管理地方性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明朝海上外贸管理的立法并没有独立的体系，由《大明律》《问刑条例》《大明令》《大明会典》等法律典章，以及许多临时性的法令法规所构成。中央政府的海上外贸管理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大明律》《问刑条例》《大明令》《大明会典》等法律典章中，制定时间大多在明前期。而且在《大明律》《大明会典》《问刑条例》等所涉及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规定，自确定之日起一直到明末，并未产生大幅修改，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为清前期海上贸易管理法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陈忠海的《“出口大国”明朝为何被淘汰出局？》（《党政视野》2015年第10期）一文则探析了贸易政策变化对明代对外贸易的影响。

（三）中西贸易航线、港口与航海技术研究

古代中西贸易航线、港口与航海技术的研究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在资料、研究方法和观点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1.中西贸易航线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航线也在不断拓展，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通道，2015年度关于中西贸易航线研究成果不少。廖大珂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有大量篇幅阐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的背景、过程及影响。作者认为，秦朝的统一中国，为大规模的海外探索提供了条件，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致力于开拓与海外国家的贸易联系，他派遣使臣前往海外，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交通航线。中印之间海上航线开通之后，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那里同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商人进行交换。然而，当时的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还是间接的，中国丝绸贸易操在波斯人之手。一直到公元162—165年，罗马王安敦征服安息，控制了波斯湾，中国与罗马的直接通商的海上丝绸终于开通。之后，中国、罗马和印度三大势力在印度洋的汇合，使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空前繁忙起来。东西方先进文化也渗入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南北朝时，随着南海贸易的扩大，与中国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也大量增加，涵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地区。隋朝统一之后，重视经略海外。除了攻林邑、征琉球，对其他海外国家则采取怀柔政策，致力于同它们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唐朝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强盛，威名远播于海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商人。几乎与此同时，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西亚崛起，积极开拓对东方的贸易。东西两大帝国的兴起促成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中外交流盛况空前。随着东西方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大港。其中不少外国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居于此，成为具有异国情调的国际都市。唐代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所联系的地区也空前扩大，尤其是东非地区开始被纳入东西方海上商业贸易网络之中。唐朝政府对外实行开放，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实行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政策。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联系的海外地区东起日本、高丽，南至马来半岛，西迄波斯湾、东非和地中海沿岸，地域之广，海上联系之频繁是前所未有的。宋元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区域，对外经济交流日益扩大，许多新兴的对外贸易港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计有20余处。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宋代设立了专门的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或市舶务，还制定了《市舶法》，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海外贸易的法典，改变了以往海外贸易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对日后海外贸易和市舶制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意义重大。元代则以宋代的《市舶法》为基础，于至元三十年（1293）制定了《市舶则法》二十二条，予以颁布施行。市舶司的设置和《市舶法》的制定标志着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已趋于完善，也反映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海外交通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海商作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一支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社会各阶层人士无不卷入海外贸易，不仅有职业海商，而且上自皇室贵族，下自细民百姓，甚至僧侣、道士，都热衷经营海外贸易。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虽有某些新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是局部的，且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其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衰落。造成海上丝绸之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明清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消极保守的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实行海禁，甚至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政策阻碍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第二，16世纪后，西方殖民者东来，开辟了全球性海洋贸易新时代，尤其是“大帆船贸易”航线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全世界，但是他们在东南亚侵占殖民地，实行控制航运和垄断贸易的政策，并且在我国沿海一带进行劫掠、骚扰活动，最终严重地破坏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常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海上丝绸之路虽然继续存在，但其性质和内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独立自立的经济文化交流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综观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它不仅是一部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史，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内陆走向世界，从而逐步实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李金明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新东方》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汉武帝开辟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唐朝把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以及宋元时期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广州与泉州等地贸易的阶段，遂从原先仅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发展到越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至阿拉伯沿岸一带。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来，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尤其是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运到欧洲各地。这使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迁，即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

司徒尚纪、许桂灵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一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总结。文章认为，海上丝路萌芽于先秦，正式开辟于秦汉，徐闻、合浦港成为始发港，远航印度洋，发生了以佛教、作物新品种为中心的第一次文化大交流。隋唐五代为其兴盛时期，广州为世界性大港，中外商贾云集。宋元时期其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广州、泉州取得主港地位，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密切的商贸关系；对海神妈祖的崇拜、传入占城的稻种等，深刻改变了中国土地利用格局。明代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其由盛转衰。番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利玛窦来华宣传西方科技和宗教，以及澳门、肇庆两个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引起中国粮食生产革命和某些观念文化的改变。清代前期闭关锁国，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而新辟的全球性海上交通线，带来以广州十三行商帮崛起、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路鼎盛时期。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完全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性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海上丝路，自此画上了一个句号。钟海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中国海事》2015年第7期）一文指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自隋唐繁盛，至宋元鼎盛，自明清衰落。绵延两千年、跨越亚欧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用其沧桑剧变，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在秦汉中国丝绸的输出期，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中国南方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称之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拥有优秀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足迹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时代起即开始了向远洋迁徙，在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而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而这在清代的外贸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进口商品中，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半殖民统治，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掠夺中国资源和垄断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从此，海上丝绸之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广茂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五大港口》（《中国绿色画报》2015年第Z1期）一文指出，蓬莱（古称登州）、广州、宁波（古称明州）、泉州、扬州被誉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五大港口。据史料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共有两条：一条是东线，主要是从汉代开始兴起的从登州港出发经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一条是西线，主要是自唐中期后全国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至南方，从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南方四大重要始发港口城市出发通往印度洋的南海航线。这两条路线统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爱虎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和文献研究看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一文，在系统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和国内外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战略内涵、实现路径和政策等进行探讨。陈奉林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一文，从区域史观和全球史观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进行探析。不过，尽管本年度关于中西航线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新意不多。

郑和船队是否到达过美洲地区一直是史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胡正宁、范金民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二题——基于洪保枙寿藏铭枛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一文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对郑和船队是否发现美洲问题进行辨析。文章指出，几年前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明确载明郑和下西洋时副使洪保乘坐的宝船为五千料船，为《明史》所载宝船尺度的可靠性再添佐证；该铭文又载洪保派遣军校抵达天方国，而只字未提如今有人所主张的发现美洲之说，足以否定英国人加文·孟席斯所谓郑和船队发现美洲的虚妄之说。自明初年以来各种直接间接材料，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世人，均未提及郑和及其船队经到达过美洲；30多年前出土的周闻夫妇墓志铭，直接载明传主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中途提前回，根本不可能去发现美洲；前几年新出土的洪保《寿藏铭》，只提到铭主曾“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根本未提及他曾经去发现什么美洲；前几年出土的号称“事则确实”的杨庆墓志铭，于郑和或杨庆的远航西洋更只字未提。可以说，迄今为止，凡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材料，不但不能说明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反而均说明郑和船队未能发现美洲。洪保《寿藏铭》的出土，孟席斯虚构出来的洪保发现美洲的远洋航线可以抹去了，近年来社会上跟风的所谓中国人1421年发现美洲的不经之说也可以休矣。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相信这些争议会继续存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2.中西贸易港口

中国领土广袤，海岸线曲折，多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进出口港。从秦汉时期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两广地区的港口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沿海港口在中西政治经济交往中承担着特殊的任务，它们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港，也是西方货物与人员的进口港，在中西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丝绸之路贸易港口的研究，成果众多，2015年度关于中西贸易港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涉及的港口城市。

广州是广东的最大港口，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两千多年的对外贸易交往史。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广州港的研究，2015年度关于广州在中西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在资料和研究视角上都有新的进展。周鑫、王潞的《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一书，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呈现了两千年来广东古港演变的历史。该书重点描述各主要港口的兴衰起落，传统时代广东沿海航海技术的变迁，航线航道、港湾口岸的分布，进出口商品的产地与种类，海上贸易、港口管理体制的转变，以及港口贸易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等内容。该书吸收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资料翔实，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广东地区丝绸之路之路古港口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启发性。章深的《广州：汉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学术研究》2015年第10期）一文依据汉代史料、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的汉墓发掘报告，以及有关港口条件的比较，指出代广州港历久不衰，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广州港的前身番禺港在汉代还不是海外贸易港，作者在文中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在汉代，番禺港不但是海外贸易港，而且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曾艳英、陈鹏的《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历史变迁研究》（《企业导报》2015年第11期）一文指出，早在先秦时期，广州就是岭南地区的一个大型港口城市；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西北中西陆路被封，交通受到了阻挠，海上的贸易更加受到关注，作为华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广州受到了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统治者的普遍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外国的商船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当时的众多国家地区主要包括：波斯、狮子国、天竺、大秦、丹丹、金邻、扶南、占婆、干陀利、婆利等等。这些商人带来了众多的海外货物；隋朝时期，统治者对于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较为重视，这时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新的改良进步，广州作为郡治，是隋朝和东南亚各个国家进行交流通商的重要枢纽。发展到了唐朝时期，广州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外贸中心，也终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到了宋朝时期，广州仍然保持着其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该时期广州外港包括大通港、扶胥镇、琶洲码头等等，码头对比唐代有了更好的发展。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一定的保护，所以，广州地区的贸易环境颇为宽松，很多番商来此定居，数量大大超过了唐朝，甚至在广州出现了专门用于教授外国人的“番学”。宋代时期，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国家共有五十多个，其中和广州通商的国家是最多的，海外贸易发展状况非常好。在宋朝末期元朝刚刚起步的阶段，泉州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广州这时只能居于第二，重要性相对来看有所下降。但是虽然广州并不是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但是仍然是该地区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明朝时期，统治者下达了禁止与外国通商的禁令，同时又废除了浙江以及福建的港口，虽然广州受到了一定的海禁限制，但是市舶司仍然一直处于开放状态，这时广州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对外贸易极为繁荣。到了清朝，刚开始由于为了大举消灭反清势力，统治者实行了颇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广州对外贸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以后，隔年才解除了海禁，广州口岸作为西洋对口，贸易港逐渐恢复了过去的活跃状态，直到1757年清朝统治者将浙、闽、江三海关关闭后，广州更是确立了第一港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制约着广州城市的形态，还引起了广州地区文化风格的演变。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探析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和作用。柏宇亮的《基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3期）一文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为切入点，在概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上，探讨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现实意义，旨在说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以期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参考。杨久炎、林涛等的《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地位与作用》（《广东造船》2015年第3期）一文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角度，揭示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要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巩固和提升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唯一长盛不衰港口地位的战略构想。曾旅湘的《从黄埔古港看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丝绸之路》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广州的海外贸易始于秦汉，盛于唐宋，明清达到鼎盛。千百年来广州一直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经久不衰的贸易大港，至清乾隆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并特许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全国海外贸易，使广州成为当时全国唯一对外开放贸易的口岸城市。胡灵娟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机制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以广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遗产概念特征、文化线路遗产理论基础的论述、现存问题的分析以及国内外先进经验的梳理，运用多元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重点探究从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层面、法律制度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构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保护机制。柳姣羽的《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以广州对外贸易机构为例》（《旅游纵览》2015年10月·下半月刊）、黄滨的《明清珠三角城市群繁荣与广东粤西海岸“海丝之路”的织结》（《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丛小荷的《南海道：一条连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通途》（《文史月刊》2015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涉及。

除了广州外，本年度广东其他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得学术界的关注。江门是广东地区除广州外的又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之前学术界很少涉及。江门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在16世纪时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到明末清初粤海关成立后，江门设立了正税口，即“江门常关”。1897年，粤海关在江门设立办公所，把其定为人和商品入境的小关口，从此江门成为西江南路对外贸易的交通枢纽和商品流通中心。石坚平的《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探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指出，从唐宋时期中国外销瓷的生产基地官冲窑，到传统西洋航路上的重要航标乌猪山；从明清时期东南亚地区入贡夷船规定停泊的指定澳口，到守护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的广海卫所营寨；从葡萄牙人早期对华贸易的据点上下川岛，到天主教“东方传教者”方济各·沙勿略的长眠之地；从世界记忆遗产五邑银信，到近代华侨文化建筑群，这些遗存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存在的历史明证。江门沿海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呈现出独特鲜明的线路文化特点。王欢的《台山市海上丝绸之路遗存发现与研究》（《福建文博》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台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南部，隶属广东省江门市。文章介绍了位于台山市上川岛、广海镇的六处明清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遗存，对主要发现做一初步研究。从明初设置的广海卫到沿用至近代的新地天主堂，调查范围涵盖川岛、广海一带的明清历史。这一地带的研究价值因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而显得尤为重要，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资料。这些研究，是对广东地区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很好的补充。

除了古代广东的贸易港口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外，福建因港口众多，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吴巍巍、林金水的《明清之际的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契机与当代启示》（《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明清之际，西方人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活动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西方天主教再度入闽传教，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各类知识也随之传至福建社会。同时，福建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内涵，也借助海上丝路的通道流播至西方世界，构筑了一段平等对话和积极往来的双向交流局面。这段以海上丝路商贸往来为契机的中西文化交流之历史及其遗存，不仅成为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对今日重建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林华东的《闽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5日）一文指出，闽南文化具有独特的世界性，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坚定地走向域外。海上丝路沿线到处都有闽南人扎根的足迹。闽南先民们带去中华文化“和合”“创先”精神，与沿线各国民众风雨同舟，披荆斩棘，成就许多伟业，为这些国家的发展、为海上丝路的顺畅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泉州为主体的闽南族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了中国早期的开放水平，推动了那个时代全球的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经略海洋的伟大历史。

泉州是古代福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申友良的《从枙马可·波罗游记枛看元初泉州的商业经济》（《社科纵横》2015年第7期）一文研究了马可·波罗所记录“刺桐城”，即现在的泉州。马可·波罗曾多次到泉州，惊叹于泉州的繁华并记录了其国际大都市风范。从他记录的交通繁忙情况、纸币的使用、商品种类、商业税、商人数量和海外贸易的盛况可看出，元初泉州的商业经济相当繁荣，可谓万商朝华，中外商人的活跃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崔策的《泉州与广东的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广东造船》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南海是我国古沉船和遗物数量最多、水下考古最重要的海区。泉州以后渚港南宋沉船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创建和《海交史研究》的创刊，以及与海交、贸易、宗教、文化、科技往来关系密切的14处文物古迹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名列全国前茅。泉州与广东、海南和南海诸岛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海一号”和“南澳一号”沉船的发现和研究也再次证明这一条航线。此外，林丽珍的《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吴培植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新丝路·下旬》2015年第7期）、王展妮的《泉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与利用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7期）等文章，都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影响。

漳州月港是福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又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月港背靠漳州平原，介于闽粤之间，东南濒临大海，西南通广东，西北连闽西、赣州，东北接邻泉州。陆路连接闽粤赣，海路畅通江苏，走西洋可达泰国、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等地及更远地区。漳州的海陆交通，为月港的外贸货源及商品流通提供广阔的腹地及便利的运输条件。学术界关于月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文章较多，本年度也有一些成果发表。全毅、林裳的《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西班牙王室在征服拉美和菲律宾后，利用信风和洋流开辟了一条从亚洲通往美洲的太平洋航线，这条航线因主要运输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美洲的白银贸易而被称为太平洋丝绸之路，又称“大帆船贸易航线”，漳州月港正是这条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大帆船贸易沟通了当时的东西方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东西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涂志伟的《大航海时代世界格局下月港地位的变迁》（《闽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明代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兴衰起落发展历程的考察，认为明朝中后期至清代初期，在大航海时代下，漳州月港从民间海上对外贸易中心转变为我国唯一合法的出海贸易港，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首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着重大影响。邱旺山、柯少强的《明代中后期月港白银输入的背景及状况》（《福建史志》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明代中后期月港白银输入，一是因为明朝白银货币化的推进，二是因为中西方联系的加强催生了白银贸易。15—17世纪，葡萄牙、荷兰等开始在世界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月港东西洋航路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线路有所牵连，又有区别。以西班牙为例，殖民者开拓了亚洲、欧洲、美洲间的海上贸易航线。中国有其需要的丝绸、瓷器等产品，但对白银有需要。美洲有丰富的白银矿产，但没有自主权，菲律宾则地近中国，并在月港的东洋航线之上。这时候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事实上是间接地与西班牙发生贸易关系。文章也详细分析了月港白银的输入情况，此时白银来源种类丰富，包括东南亚地区、日本和美洲地区。明代月港白银贸易的对象从东南亚转为欧洲国家，且从就白银输入而言，月港与吕宋的贸易存在两条航路的对接：一是海澄月港为起点的东洋航线，一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贸易航线。月港白银输入成为中国新的财税来源，也成为中国货币制度转变的铺垫。此外，陈馨的《梅岭港海丝考》（《炎黄纵横》2015年第6期）、郭上人的《海上丝绸之路名港——漳州月港》（《理论参考》2015年第11期）等文章，都涉及了漳州月港研究。

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2015年度这方面有所发展。谢在华的《论福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福建史志》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福州一直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有着悠久的港口历史和发达的造船工业。历代福州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不畏艰险，跨越海洋，从事瓷器、丝绸、茶叶、香料等商品的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传播，留下诸多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通过对明代以前文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物史迹的整理研究，旨在揭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论证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

广西地处东南沿海，多良港，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韦夏宁的《明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民族论坛》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广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自汉代以来就通过海路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韦夏宁的《清前期广西海外贸易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则对清前期广西海外贸易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清初广西战乱频繁，因此只有一些零星的贸易。康熙五年（1666），中越两国正式确立朝贡贸易关系。乾隆三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71—1789），受越南西山起义影响，朝贡贸易一度中断。之后，两国一直保持朝贡关系。而且为了满足两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广西边境关隘逐渐开放，至乾隆九年（1744）全面开放，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繁荣。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走私贸易也逐渐兴盛，从雍正年间开始，对边境贸易的管理也逐渐加强。在海上贸易方面，广西钦州、廉州作为粤海关下的两个正税口，直接参与到海上贸易之中。广西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人移民海外，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广西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对广西海神信仰的发展亦有推动作用。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该文的研究比较有新意。李世佳的《试论广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与范围》（《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汉武帝平南越后，汉代广西与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内河河运及陆路交通亦有所改善，城镇出现。其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进一步刺激了广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广西由此形成了以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为契机，以水路交通为主要干线和发展轴，以本地物产及各地流转至此的货物为主要商品流通潮，以主干线上的合浦、布山、广信、始安等城市为核心节点的与外界经济相联系的带状经济区域。徐靖彬的《宋代钦州博易场的兴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变迁》（《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宋王朝在广西沿海设置的钦州博易场，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钦州博易场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是带动了商品的流通，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郡县。钦州博易场的兴衰过程其实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在航海造船技术低下的年代，海上丝绸之路被限制在近海航行，辐射影响的范围也仅仅局限于东南亚、南亚各国和南中国海的个别沿海城镇，如广西的钦、廉二州，对于欧洲、非洲等地的影响微乎其微。随着航海业的发展，造船技术明显提高，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拓展，进而带动了钦州博易场的繁荣，同时也加快了博易场的衰落，并出现了替代钦州的大型港口城镇，如广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由短途近海航行转变为远洋长途航行，对于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于欧洲、非洲的影响更为深入。钦州博易场的繁荣不仅是始发港合浦郡海上贸易的延续，更是如今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的历史基础。

海南岛作为大陆与南海及海外联系的必经之路，起码自秦汉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过紧密联系。清代前期，海南岛不仅与内陆贸易往来密切，而且与海外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也相当紧密。2015年度也有一些关于海南岛的成果发表。张朔人的《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与海南社会发展》（《南海学刊》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海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汉代以北部湾水域为主要通道的“西部航线”、唐代的“通海夷道”、宋代及其以后以三沙水域为主要航线的海上贸易通道，在行政建置、区域开发等多种层面对海南社会影响至深，从而推动了海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015年度关于浙江宁波、舟山等港口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宁波是浙江最大的港口城市，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对外交往。至唐代，宁波真正崛起为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在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至宋元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州港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并成为国际性港口。从明代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国都看中宁波优越的通商条件，并多次试图打开宁波贸易通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被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最终成为西方国家的通商口岸。冯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宁波往事》（《中国港口》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甬江流域最早的港口——句章古港在姚江之滨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以经济带动文化，贸易促进交流，宁波港口的发展更加国际化、样化，进入了跨越式的阶段。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航海而带来的政治、商贸、军事、文化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的发展，也形成了宁波独特的城市特征。王文洪的《1793年英使团画家笔下的舟山》（《文化艺术研究》2015年第4期）研究认为，1792年，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为全权特使的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英使团访华的第一站选择了舟山。随行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等人用画笔详细记录了舟山港、定海城、舟山民风民俗和民间信仰、普陀山佛寺，以及囚犯、士兵和帆船的情况。但是实际上，英国人看中的是舟山的港口和贸易功能，舟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佳贸易口岸。此外，黄文杰的《万里丝路与宁波海洋文化》（《宁波通讯》2015年第8期），孙峰的《古代马秦山地名考证——基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推测》（《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1期），赵孟懿的《简论宁波石刻艺术的海外传播》（《艺术评论》2015年第12期），张伟平、刘胜勇的《舟山群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等文章，都对宁波、舟山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有所涉及。

此外，有一些在中西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港口和贸易中转站，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研究范围有所拓宽。钟文良的《中俄“万里茶路”第一镇、中欧“海上茶路”第一镇——中国铅山县河口镇》（《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认为，河口因位于信江、铅山河等河流交汇之口而得名，成镇于唐朝初，北宋初年发展为赣东名镇。北宋政府在铅山设铅山铜场，并设水平监铸钱。宋时的河口，人来船往，一派繁荣。明清时期，河口是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地百货集散地，商贾云集，沿江10多处码头泊船达数千艘，常有船到三日不能靠码头。铅山在中俄、中欧的茶叶贸易中是重要的中转站，地位非常重要。此外，张友信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上海（上）》（《净水技术》2015年第5期）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上海（下）》（《净水技术》2015年第6期）、商大民的《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江苏丝绸》2015年第2期）等文章，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港口和贸易中转站都有涉及，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3.航海技术研究

中西交通之所以能发展，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最终使海上丝绸之路连成一体，形成全球贸易网络。学术界关于航海技术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每年有大量的成果问世。2015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蔡薇、刘超、席龙飞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帆船》（《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技术先进并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中国帆船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章对宋、元、明代出土古船进行剖析，如泉州湾宋代海船、宁波宋代海船、宋代南海一号、在韩国出土的元代新安海船以及在蓬莱、象山出土的明代海船，对中国帆船的航行性能、施工工艺的先进性有所认知。中国古船早在宋代就发明和实际使用了减摇龙骨，在元代就实际使用了在当代船舶才使用的被动式减摇水舱等。正是技术的进步才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何国卫的《中国古船建造法考述》（《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当前船史学界对中国古代造船顺序有所谓“船壳法”和“结构法”两种学术见解，然而从船舶制造工艺角度而言，中国古船的横隔壁是满实了的横框架，其支撑船壳外板保证船舶线型的作用与肋骨相同，因此中国古船并不存在所谓的“船壳法”建造顺序，所谓“船壳法”亦很难成立。同时，把对《龙江船厂志》有关记载的误读当作中国古代造船顺序为“壳先法”的依据也是无法立论的。黄纯艳的《宋代海船人员构成及航海方式》（《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以宋代海船的海上航行活动为视角，指出宋代海船人员形成了从船主、纲首、各类操作人员到搭乘人员构成的高低有序、组织分明的临时行船社会，远洋航路以明、泉、广三州为起点，联系海外诸国，并在起点与联系宋朝近海地区之间的近海航路相连。海船航行以风帆为主要动力，近海及进港时也使用桨橹。北宋中前期主要使用牵星术、地表目标、水情识别三种手段导航，宋徽宗朝使用了指南针，但仍是辅助导航手段。多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通过旗帜、火炬、乐器、喝唱等方式联络，大型的船队还会进行编组。以上问题的考察有助于将宋代航海研究推向深入。

此外，张国刚的《大海航行靠什么？——关于指南针的反思》（《南风窗》2015年第19期）、沈毅敏《走进“哈里森一号”——木匠哈里森发明航海天文钟的故事》（《航海》2015年第6期），龚昌奇的《宁海舵的测绘与研究》（《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吴松弟的《研究中国航海史的瑰宝：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中的航海资料》（《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林致燊的《福建船舶的“海丝”机遇》（《海峡通讯》2015年第3期），李茂林的《历史上中国的航海事业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绿色画报》2015年第Z1期），顿贺的《广东船细节的研究及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造船》2015年第1期），何国卫的《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南海学刊》2015年第3期），费利华、李国清的《泉州湾宋代海船保护40年回顾、现状与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年第4期），刘炳辉的《明代福州造船业兴盛的原因》（《新课程·中学》2015年第10期）等文章对航海技术与船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研究

2015年度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往来研究成果不多，但研究视角与材料运用有所拓宽。早期中美关系中贸易关系占主导地位，学术界对早期中美贸易状况比较关注，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冷东、阮宏的《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客邮述论》（《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一文通过分析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在澳门修理期间发往广州的一批信件，证明了美国在广州客邮的关键环节：依托十三行商馆区后勤服务区秘密栖身，接收转发地址为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凿石街的泗兴办馆，办馆承担了邮局的收发邮政功能。澳门广州间的美国短途客邮具有独立运行的特点，这也为19世纪初期美国在华客邮提供了翔实的个案。冷东、阮宏的研究也填补了关于19世纪美国客邮研究的空白。郭卫东的《皮毛：清代北美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北美皮毛对华商路的开拓者是英国人，美国随后介入。美、英皮毛输华量在1801年达到顶点；两相比较，早期，英国占有优势地位，之后，美国反超。中国人原先穿用皮种多为陆地动物，而北美输华的主要是海洋动物皮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一般的国际贸易多为资源性经营，但人类的过量捕杀势必造成珍贵动物资源濒于灭绝。这是18和19世纪之交的国际皮毛贸易由盛转衰留下的深刻教训。刘仲敬的《18世纪，“中国热”曾席卷全美》（《当代广西》2015年第7期）介绍了美国人埃里克·杰·多林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该书从1784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广州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说起，描述了美国人热衷对大清帝国茶、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追逐，以及为获取中国商品而搜集海獭皮、檀香木等故事。

英国是近代崛起的大国，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深远。郭卫东的《工业革命在华的初始影响——以不列颠棉品打开中国市场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指出，相比毛织品，棉织品的贴身穿用更舒适。南京布这种长江三角洲出产的传统紫花土布几乎成了中国优质棉布在西方的代名词。19世纪初叶，棉布的东西方流向出现转换，这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英国的机制棉纱率先显露优势，此乃英国大机器产品最早楔入中国的品类；随后，英国的机制棉布也逐渐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传统对华大宗出口商品退位，渐被新品替代。突出表现是英国的毛织品因与棉布同属衣服类用品，所以受到的冲击特别大。棉布对毛品的替代不可阻挡。此间还有另一替代，即印度输华棉花被鸦片取代。其次，引出世界货物主流的改道。由西方人开启的16世纪之后的国际贸易，实际上主要不是西方与东方间的货品交换，而是西方人利用东方物品的交换。贸易中，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棉布，美洲的白银，印度的棉花和鸦片，东南亚的香料等扮演着重要角色。产地和市场、商品和消费多在东方，西方人主要扮演着掮客牟利角色。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棉品便是洲际生物流通的产物，是交通革命的果实，终于造成东西方棉品流向的改变。由棉织品又连带出其他工业制造品，古老的东方贸易圈衰落，西方工业品支配的贸易圈独大。最后，用强力打开中国棉市成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肇因。文章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数据翔实，分析到位。马丽丽的《从中英茶叶贸易看鸦片战争的起源》（《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9期）一文认为，追寻19世纪鸦片战争的起源，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茶叶贸易。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使得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影响了其国家财政收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默认东印度公司从事鸦片贩卖。鸦片贸易不但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健康，而且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钦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英国商人不甘心鸦片被没收，遂想尽办法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确保自己的利益。一场由茶叶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遂拉开了序幕。

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关注。贺圣达的《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五）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货物往来的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货物往来，向来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其中瓷器、茶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大宗交易品，是学者聚焦之处，研究成果丰硕。与此同时，2015年度也对原来受忽视的领域也有所关注，研究领域有所拓宽。

1.中西茶叶贸易研究

我国发现利用野生茶树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秦汉之际，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茶叶走出国门，开启其世界之旅。唐宋时期茶叶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17世纪之后，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东西方贸易的往来频繁，茶叶也经由南海起航线传往更遥远的欧洲、美洲等地，日后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贸易商品，且贸易数量多、价值大，饮茶习俗在西方社会逐渐普及。18世纪初叶开始，由于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茶叶最终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角位置。学术界对近代中外茶叶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与英、俄等国的贸易上，贸易状况、白银流量、衰落原因等问题是关注的焦点。2015年度对中外茶叶贸易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宽，促进了中西茶叶贸易研究的发展。

茶叶的起源和传播是中西茶叶贸易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刘馨秋、朱世桂、王思明的《茶的起源及饮茶习俗的全球化》（《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一文，认为茶树的原产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饮茶文化的起源地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地区。从以四川为中心的地方性饮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可可、咖啡、茶）之一，茶与饮茶习俗的全球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四川向长江流域及黄河中下游部分地区传播阶段（公元前316年至魏晋南北朝，公元前316年—公元581年）；从长江流域向全中国及亚洲普及阶段（隋唐宋元时期，581—1368年）；从中国向全球普及阶段（明清时期，1368—1911年）。茶在传播过程中与传入地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其中，日本茶道传承了中国古典茶文化的核心内容，可谓东方饮茶习俗之代表；英式下午茶则将欧洲与英国本土文化带入茶饮之中，是西方饮茶习俗的精髓。这篇文章有助于对茶叶的全球传播有系统的认识。李璟的《我国古代茶叶对外贸易情况研究》（《福建茶叶》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不仅中国古代茶叶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茶叶对外贸易也始终在呈现繁荣之势。从唐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8、19世纪，茶叶贸易一度异军突起，但纵观整个茶叶贸易史，发现我国茶叶贸易展开的不同地区之间却具有极其不平衡的发展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外销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确立了我国的茶文化在国际当中的地位。

福建是产茶大省，也是历史上中国茶叶贸易的主要供应地和出口地，其在中西茶叶贸易中地位和影响十分突出，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15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郑廼辉、高香凤、江铃的《历史上福建港口的茶贸之路》（《福建茶叶》2015年第6期）一文认为，随着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对外交往，中国茶叶开始向世界各国传播与扩散，首先传至周边国家，然后逐步走向世界。茶叶真正形成规模并使茶风靡全球则是近300年的事，这期间，福建茶叶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福建茶叶在这期间与世界的交往，不仅开启了中国茶向外的通道，同时也催生着世界各产茶国的诞生，为中国茶叶、世界茶叶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作者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福建泉州港、漳州月港、福州港、厦门港、三都澳港等福建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茶叶贸易状况。蔡清毅的《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福建茶叶》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历史移民，福建率先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对外传播中国文明。福建人把茶、瓷、丝三位一体，让海上丝绸之路交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依托这条通道奠定自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主港地位，打下世界茶产业的基础，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产生积极影响，更成为两岸品茗同为一心的主体创造者。

中国茶对近代美国的影响大，茶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茶叶贸易也是近代中美关系史的开端。早期中美茶叶贸易给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利益，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19世纪早期，中美茶叶贸易快速发展，美国茶叶消费市场逐步形成。2015年度关于早期中美茶叶贸易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许晓冬的《繁荣与衰落——早期中美茶叶贸易变迁》（《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中美早期贸易可用茶叶贸易做代表。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近百年的中美茶叶贸易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印证了中国自强盛走向衰败的历程，中国茶叶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卫宇的《19世纪中美茶叶贸易中的假茶问题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一文独辟蹊径，对之前学术界未曾关注的中美贸易中的假茶问题进行探析。文章指出，近代中美茶叶贸易方面的专门研究因史料阙如并不多见，中国假茶输出对中美茶叶贸易的冲击，以及因此造成世界茶叶贸易格局的变革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通过新发现的史料——美国茶商基顿·奈尔于19世纪在华从事茶叶贸易期间所记录的各类贸易数据展开研究，从中发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美茶叶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假茶的流入严重干扰了中美茶叶贸易的正常开展。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根据奈尔记录的数据建立模型对当时中国假茶在美国市场的流入量进行估算，并分析茶商贩假的风险、行动，探究假茶外流对中美茶叶贸易的影响。文章中的很多文献尚属首次使用，研究方法新颖，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陶德臣的《中美茶叶贸易的兴起及其特点》（《贵州茶叶》2015年第3期）一文指出，美国是世界茶叶进口和消费大国，也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外销市场。17世纪40年代，中美茶叶间接贸易兴起，至独立战争前，贸易活动操纵在英国殖民当局手中。

荷兰很早就到达东方，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展开贸易活动。李明敏的《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探析了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状况。作者指出，17世纪初，荷兰人首次中国将茶叶引入欧洲，并成为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对近代中西茶叶贸易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而整个近代早期的中荷茶叶贸易，基本上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本文探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兴起的条件、从间接贸易到直接贸易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贸易方式的特点、贸易从鼎盛到逐渐衰落的原因及茶叶贸易对欧洲的影响，并且从对华茶叶贸易管理机构、贸易方式、贩运华茶种类三方面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了比较。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的兴起。从荷兰首次将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入手，讨论了欧洲对中国茶叶的认识过程。饮茶习俗的传播刺激了茶叶贸易的发展，而荷兰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在17世纪上半叶建立了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远东商业网，这一商业网无疑为东印度公司开展中国贸易提供了便利。18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量不断增加，茶叶贸易逐步兴起。第二、第三部分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茶叶间接贸易到直接贸易的发展历程。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了不同贸易方式得以建立的原因、有何优势。荷—巴—中茶叶间接贸易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其支付手段上，以垄断的热带产品购买中国帆船运来的茶叶，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减少了白银的使用，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巴达维亚带来了繁荣。荷—中直接贸易的建立却是为了弥补间接贸易的弊端：茶叶质量差、运输速度慢；通过对各个时期茶叶购买量、利润率变化的分析可看出，在间接贸易时期的30年代，茶叶贸易迎来第一个繁荣，购茶量在30年内增长了15倍。1756—1780年，茶叶贸易的毛利率在某些年份达到300%，可称为直接贸易的鼎盛时期。分析贸易繁荣的原因，不仅要考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与贸易政策，也要充分考虑当时欧洲在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外部因素的作用；为了清晰地勾截出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全景，本文还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及销售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销售的最大特点就是茶叶走私，而英国是其茶叶走私的最大市场，也正是随着英国对茶叶走私的打击，使荷兰逐渐失去了最大的茶叶销售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开始衰落，直到公司解体。第四部分比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茶叶贸易上的异同，主要从管理化构、贸易方式、购买华茶种类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两公司在茶叶贸易方式上有较大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公司的支付手段不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几乎都用白银购买茶叶，之后白银所占支付比下降。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恰恰相反，18世纪50年代后，以白银购买茶叶的支付比上升，物物交换的支付方式反而成为辅助。两公司在贸易管理机构、购买华茶种类这两个方面的比较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呈现了商业公司在远东贸易上的共同特点。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对欧洲的影响。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历时近两百年，茶叶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商业利润为荷兰及东印度公司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创造了财富。对荷兰本国来讲，茶叶贸易增加了荷兰的贸易收入，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讲，荷兰首次将中国茶叶输入欧洲，饮茶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学者们还从不同层面对中西茶叶贸易进行深入探析。韩晓静的《宋代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影响》（《黑河学刊》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宋代茶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茶叶生产以及茶文化的大发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茶叶需求、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繁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等为宋代茶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宋代茶文化伴随经贸往来、政治和文化交流，通过向北、西和西南方向的陆路通道和向东、南和东南方向的海上通道传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茶文化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林晖的《由广州外销通草画看清代广州的茶叶出口贸易》（《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通草画是一种绘制在由通草茎髓切割而成的薄片上的水彩画，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中叶的广州地区兴盛了将近一百年。通草画涉及的题材范围极广，且多数采用纪实的手法，是研究当时社会风貌的一手资料。文章通过对广州博物馆馆藏的两幅茶叶主题的通草画的分析研究，详细讨论了清代广州外销茶叶的产区分布、制作、流通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西茶叶贸易带来的社会影响。此外，鲁成银的《地理标志茶叶密码与我国茶文化全球传播》（《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刘晓航的《世纪动脉——中俄万里茶路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安娜的《由法语thé（茶）一词说起——兼议中法茶文化比较》（《茶叶》2015年第4期）、丁文的《中国古代茶叶经济与丝绸之路》（《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等文章，都从不同层面对中外茶叶贸易进行探析。

2.中西瓷器贸易研究

瓷器是中国科技和文化史上的一大发明，也是对世界物质文化的卓越贡献。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商品实属中国的瓷器。自唐代起，中国瓷器就开始远销海外。16世纪从葡萄牙发端的世界海洋贸易中，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货物，17—18世纪，中国的瓷器出口贸易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大量记载，而且为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处古遗址考古发掘和海底沉船打捞报告所证实，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更是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历代瓷器。中西瓷器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构筑了以中国为核心并影响世界的瓷文化圈，瓷器也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中国学术界对中西瓷器贸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中国外销瓷是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王怡苹的《唐朝海上交通与贸易——以长沙窑贸易瓷为线索的考察》（《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对外贸易由“陆上丝路”转换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历史时期。“黑石号”是罕见的唐朝古沉船，它为世人揭开了唐代海上丝路的贸易面貌、所航行的路线与海上据点。沉船上装运了约六万件长沙窑贸易瓷，占船内物品总量的90%，现代定名的长沙窑虽名不见史书记载，也仅有200多年的流行期，但开创了中国瓷的釉下彩、釉下彩绘等多项制瓷工艺，在唐朝南北的窑口中展现了融合中西文化后的贸易瓷产品，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刘晓阳的《外销瓷神话——浅析景德镇青花外销瓷及其艺术魅力》（《美与时代·城市版》2015年第2期）一文认为，16世纪至19世纪初期，超过三亿件中国瓷器漂洋过海来到西方，由此可见，瓷器贸易在当时的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文通过论述景德镇繁荣的制瓷业，体现了青花外销瓷深受欧洲人的喜爱，并且展示了瓷器对于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经济往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余姗姗的《中国明清贸易瓷的光芒》（《检查风云》2015年第19期）指出，陶瓷见证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光辉岁月，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陶瓷已大量销往海外。宋元时期，贸易陶瓷的烧造窑场遍布东南沿海。明清两代，陶瓷贸易持续繁荣，其中最主要的产地在江西景德镇，还有福建漳州、德化等。明代中期以前，中国陶瓷的主要外销市场在东亚、东南亚及中东一带，明代晚期，开始大量销往欧洲与美洲。本文在介绍明清各种瓷器的同时，对明清瓷器的辉煌成就大加赞扬。张文婧、王玉鹏的《康乾时期外销瓷的辉煌——基于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研究》（《雪莲》2015年第24期）一文认为，康乾时期是我国制瓷工艺发展的巅峰时期，丰富的瓷器品种、细化的瓷器分工、趋于缩短的制作周期，使得我国瓷器工艺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外销瓷被大量销往欧洲和非洲等国家，尤其是欧洲，成为外销瓷贸易的核心交易场所。清代外销瓷在保留了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和花鸟山水纹饰的同时，也对中西方社会生活风貌进行了刻画，不断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下的辉煌面貌。吴培的《外销瓷中的精粹——雍正粉彩瓷》（《东方收藏》2015年第7期）一文认为，16世纪起，东方航线开辟，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相继成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投身到繁荣的中国贸易中来。从明代万历时期开始，中国的克拉克瓷大量远销欧洲市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青花、粉彩和珐琅彩瓷的烧造数量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杜君立的《中国瓷器的全球化》（《企业观察家》2015年第7期）一文认为，随着海路的开辟，瓷器和茶叶使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瓷器，因为它既是中国所独有的商品，对远洋商船来说又是价值最高的压舱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成为最常见的中国出口商品。瓷器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在英语中都是China。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瓷器都是中国独有的出口商品，但最后仍免不了从商品扩散到技术扩散的结局。当瓷器产业彻底全球化后，中国瓷器失去了曾有的辉煌。李绍斌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瓷器外销》（《东方收藏》2015年第7期）一文指出，郑和七下西洋建立起来海上丝绸——陶瓷之路，为以后数百年海外贸易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即以陶瓷来说，大大刺激了中国各地瓷器的生产，促进了各色瓷器的外销，加强了东西方陶瓷文化的交流。不仅景德镇烧造外销瓷的窑口和烧造量大增，沿海各省的瓷窑也是竞相生产和出口。建窑黑瓷、龙泉窑青瓷、德化窑白瓷也深受欢迎。海外许多国家以能得到中国瓷器为荣，以能学习仿造中国瓷器为追求。所以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不仅到达郑和宝船所到之处，间接获得明朝瓷器的国家和地区更广。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也使陶瓷烧造技术广为传播。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明清时代也烧造出既有中国器型和绘画元素，又有自己本土特色的瓷器来，然而由于陶瓷原料和制作工艺水平的差异，终难达到中国瓷器的烧造品种数量和质量。因此，历史上中国瓷器在国际陶瓷市场一直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邓贝的《中国古代的贸易瓷及其外销》（《赤子·上中旬》2015年第17期）一文以自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瓷为例，分析了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外销情况。此外，陈丽萍、许珺茹的《堆金织玉外销三百年》（《中华手工》2015年第12期）、东方晓的《追寻陶瓷上消逝的彩虹》（《东方收藏》2015年第12期）、张国刚的《宋元时代南海香瓷之路》（《南风窗》2015年第22期）等文章，也反映了中西瓷器贸易状况。

沉船上的瓷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西瓷器贸易的繁荣。杜静楠、陈岳、李乃胜、明朝方、朱剑、罗武干的《“南澳一号”沉船出水克拉克瓷产地的科技分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5年第6期）指出，“克拉克瓷”是我国明清时期销往欧洲的一种青花瓷器。长期以来，对于这类外销瓷器的研究始终是国际陶瓷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2007年，“南澳一号”明代沉船的发现和其中大批瓷器的出水，为“克拉克瓷”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结合传统器型学方法与波长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探明了十件“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瓷器的产地。共采集了十件“南澳一号”沉船出水“克拉克瓷”样品用于研究，编号NA01—NA10，根据景德镇和漳州窑两地产品的器型学特征，初步推断样品NA01和NA02产于景德镇，而样品NA03—NA10则产自于漳州窑。另一方面，利用WDXRF分析方法，对这十件样品胎体的微量元素进行了分析，参考早先工作获得的景德镇和漳州窑出土瓷器数据所做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样品NA01和NA02产于景德镇，而样品NA03—NA10产自于漳州窑。器型学研究结论与科技分析结论相互得以印证。在今后的研究中，结合使用传统器型学方法和科技分析方法，可较为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出水瓷产地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海上瓷器贸易和中西方交流打好基础。张国光的《“斯洛特·霍格”号沉船宝藏》（《海洋世界》2015年第3期）一文，也对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斯洛特·霍格”号沉船上的宝藏进行分析，其中也涉及了瓷器贸易情况。

瓷器的西传，传播了中国文化，也影响了西方的社会与文化。赵泉泉、袁熙旸《混杂的身份——19世纪西方瓷器中的中国元素》（《美术观察》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在所有传入西方国家的中国工艺品中，瓷器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不仅以独特的美学品质获得市场的青睐，也以日常用品的身份（如餐具、茶具、咖啡具等），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瓷器在西方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至于当越洋贸易在15世纪末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之时，瓷器即已开始批量出口至欧洲市场。而到了17世纪初，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下，来自中国的外销瓷更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了欧洲与美洲市场。该文以三组19世纪瓷器的案例，对西方瓷器中的中国元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无论是中国工匠对西方蓝本的改造，还是西方人对中国元素的提炼运用，抑或西方人以想象的方式建构出的中国形象，西方瓷器中的中国元素及其被赋予的各种身份所体现出的，是不同文化在相遇、融合时所具有的灵活性与活力。王德安的《外销瓷上的中国元素》（《东方收藏》2015年第7期）一文指出，随着新航路的不断开辟，景德镇与欧洲的贸易加深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了解，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王宫中开辟了“中国室”，贵族们以收藏和使用中国瓷器为时尚。中国和欧洲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繁荣，不仅把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陶瓷进行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外销瓷上的中国元素，就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典型体现。它展示了西洋的异域风采，同时也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展现了中国的发达和辉煌的制瓷业。熊微、黄巍锋的《明清输欧宜兴紫砂壶的文化情境及造物特征研究》（《创意与设计》2015年第4期）一文，讨论了外销欧洲的紫砂壶的译名和诸多造物特征，并且联系当时欧洲茶叶与陶瓷器的贸易和物质文化等方面，展开输欧紫砂壶的物质文化解读。文章结合物质文化研究的各方面，提出了紫砂壶的输欧受到贸易全球化影响，欧洲的贵族消费者出于饮茶和炫耀的两种目的购买紫砂壶，而紫砂壶的输欧对于中国和欧洲两地的陶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等观点。此外，朱方胜、朱丹丹的《新航路开辟对巴洛克陶瓷的影响》（《美苑》2015年第6期）、黄艳的《海上丝路中的非遗——广彩的文化特质和当代传承初探》（《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王晰博的《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云南大学考博士论文，2015年）等文章，也对外销瓷器的影响进行探析。

以往学术界对瓷器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景德镇，2015年度其他地区的瓷器生产及海外贸易状况也受到了关注。张永忠的《月港：东溪窑瓷器输出的窗口》（《福建史志》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举世闻名的漳州古瓷（东溪窑米瓷和平和窑青花瓷）是以民间外贸自由港——月港为窗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的。明隆庆元年（1567），明朝廷在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同意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当时漳州瓷器也乘势大兴，能工巧匠云集，充分利用漳州境域的南靖、平和、华安等地丰富的优质瓷土及茂盛的森林，建窑烧瓷，日夜生产，然后再利用九龙江及其支流发达的水系，将瓷器水运至临海的月港。其时，通过月港输出的大宗瓷器。有专家认为是先有漳州府出产的东溪民窑产品米窑瓷和漳州府平和南胜、五寨民窑产品青花瓷（即欧洲人所称的“克拉克瓷”），后来才有德化窑、景德镇窑、邵武窑等瓷器部分随同输出。明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荷兰殖民者和海盗在东南沿海肆意横行，为害甚烈。航海商船被劫掠，沿海村庄遭血洗，月港海商“内不敢出，外不敢回”，月港“洋市”急剧衰落，民间外贸活动锐减，漳州东溪窑米瓷和平和窑青花瓷生产严重受挫。明末清初，月港一带屡遭战乱，而后清朝廷又实行“迁界”，强迫百姓背井离乡内迁，海澄县内外尽是弃土，月港终因港道久失疏治而淤塞。漳州近海和内河水运中心逐渐移至石码，对外贸易活动逐渐由新兴起的厦门港所取代。至此，东溪窑瓷器被迫停止生产，人去窑冷。原来以航海贸易为生的月港人，不得不改行在海涂上围地养殖蛏蚵等。

3.中西其他货物贸易

2015年度学术界除了关注中西茶叶、瓷器等大宗货物的贸易状况，也对中西其他物品的贸易状况进行探析，成果比之前有所增加，拓宽了研究领域。

檀香木从古至今都是珍稀昂贵的木材，属于古老的国际贸易货品。郭卫东的《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的重要货品》（《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地理大发现后，商品的全球化流通时代莅临，檀香是肇其发端的重要货品。16世纪末开始，檀香木的国际贸易渐渐改由西人主要经营，先是葡萄牙人，继为荷兰人、英国人，然后是美国人，大批量运送世界各地的檀香木来到中国。清代中期以后，破坏性的砍伐导致盛极一时的檀香木贸易渐次衰落。王华的《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兴衰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檀香木贸易是跨太平洋贸易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夏威夷经济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体现和推动力。夏威夷檀香木贸易基于中国市场的贵重木材需求而产生，主要由美国跨太平洋贸易商人一手推动和控制，夏威夷只是作为被动的贸易产品终端提供者出现。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夏威夷檀香木贸易属于美国跨太平洋贸易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夏威夷王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短暂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檀香木贸易在一定意义上挽救和推动了美国的跨太平洋对华贸易；另一方面，它对夏威夷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刺激改变了夏威夷人对物的观念，促使私有制在夏威夷出现并确立。夏威夷经济逐渐走向现代化，并被逐步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将近100多年的历史里，在当时最大的通商港口城市广州出现了一批画风迥异于中国画风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受到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同时又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猎奇心理的需求。这就是后人常说的“外销画”。然而这段早期油画史鲜为人知，美术史上也都侧重清代宫廷洋画家的油画，近年才注意到岭南沿海有这么一段油画史。林友的《18、19世纪广州十三行外销画的现代意义探讨》（《品牌·下半月》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该文从广东十三行外销画的起源、定义、发展状况说起，研究其外销画的绘画题材、艺术特色，在此基础上以林呱及其画室进行案例分析，以点带面，管窥外销画创作生产的商业模式和面貌，最后总结出十三行外销画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商业价值。赵娜的《关于十三行外销画带来的思考与启示》（《美与时代》2015年12期）一文，认为十三行外销画在中国油画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殊的艺术贡献和历史意义都应引起人的深思，其价值也有待深掘。文章从当时十三行油画的创作特点以及经营模式出发，提出了其带来的三方面启示：技术纯熟程度在油画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学习与创作结合方式的可取性以及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创作的促进作用。

2015年度还对中西其他物品的贸易状况进行探究。曾智林的《18世纪前后广州外销折扇的装饰趣味》（《美术观察》2015年第8期），认为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航路的畅通，18世纪前后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乾隆时期，由于中国的开放姿态，广州这个南方“一口通商”口岸的工艺品和艺术品等商贸交易和往来极为兴盛。与数百年来传教士在中国单向传播西方文化不同，18世纪前后，中国有大量的商品经由广州口岸销往欧美国家。除了传统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外，一些具有中国情调的手工艺品也颇受欧洲人的欢迎。其中，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中国折扇，就以精美的装饰和浓郁的东方情调备受欧洲贵妇们的青睐，成为17—19世纪盛行欧美的时尚品。作者认为，广州外销折扇是海外贸易文化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岭南工艺特色。作为中国传统折扇文化的旁支，广州外销折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独特的工艺和装饰风格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的相互融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的例证。雪儿的《大清奢侈品的“全球购”》（《劳动保障世界》2015年第31期）一文，认为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购遍全球。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林娜的《福州漆器发展历程与对外交流》（《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7期）一文认为，福州漆器作为中国漆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艺独特，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漆器工艺就已在福州扎根发芽。一直到盛唐，福州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被称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福州漆器开始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州港扬帆出海，跨越海洋，走向世界。

（六）中西贸易人物研究

关于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更多聚焦于传教士的研究（本年鉴有相关章节进行专门研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与海上丝路有关的人物逐渐受到重视。与之前相比较，2015年，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大为加强，不仅召开了相关会议，也发表了不少有新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陆地和海洋同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生存空间。我国与海外交流的路线，既有陆地的丝绸之路，也有海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很早就开辟了通往东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区的丝绸之路。我国的海外移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移居国外，并在海外繁衍生息，形成了海外华人群体。2015年度学术界召开了相关研讨会。11月27—30日，由《福建华侨史》编撰委员会主办，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福建省侨办、华侨大学共同承办，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协办的“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召开，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一带一路”与侨务、“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华侨华人、“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周边外交以及海外华人移民与社会展开讨论。^[5]

2015年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人华侨的成果也不少。廖大珂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华侨华人历史进行详尽探析。作者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为大规模的海外探索提供了条件，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汉代中印之间海上航线开通之后，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那里同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商人进行交换。东西方先进文化也渗入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晋至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推动了华人出国侨居，除了上述的僧侣，还有不少人因贸易关系或其他原因而侨居海外。尽管当时出国的华人不断增加，但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在海外居住尚停留在“流寓”的方式，未形成华侨聚居区，因此未能形成华侨社会。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达，为华人大规模出国提供了条件，留居海外不归者越来越多，在国外的侨居状况也从“流寓”发展为定居。当时海外华人不仅有住番经商的商人、水手，而且包括了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而到海外经商寻求发展的社会各阶层人士。随着定居海外的华人的增多，在一些东西方通商口岸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侨聚居的社区。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和利益，有的海外华人团结起来，建立华人自治组织。海外华人聚居区尽管仅出现于少数的通商口岸，却意味着华侨在海外获得了较稳定的、赖以生息、繁衍的立足之地，使之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发扬中华的文化传统，抵制当地民族的同化，并由此而孕育、发展自身的经济。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和民族心理状态，是海外华人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华人聚居区的出现标志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衰落。16世纪后，西方殖民者东来，开辟了全球性海洋贸易新时代，尤其是“大帆船贸易”航线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全世界，但是他们在东南亚侵占殖民地，实行控制航运和垄断贸易的政策，并且在我国沿海一带进行劫掠、骚扰活动，最终严重地破坏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常发展。以上这些变化都对华侨出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上华侨出国的动因主要是经营海上贸易以赚取利润，然而从明代后期开始，华侨出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出洋的主要目的由牟利发展到谋生，大多数人到国外不只是经商牟利，而且也从事各种开发活动，以为生计。其原因主要有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国内来说，首先，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加上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剧了沿海地狭民稠的压力。因此，不仅沿海的一些地主和商人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需要前往海外贸易，而且那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也乘槎到海外谋生。其次，清朝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许多华侨慑于明朝海禁的严刑峻法，惮于复返，而在外域生根落叶，经营各种行业以作生计。在国外，一方面，西方入侵东南亚，欧洲人直接参与东南亚的贸易，以东南亚为中转站，由中国商人把本国的丝、瓷等运到东南亚，再由西方商人转运到有较高消费能力的欧洲和美洲。随着中国的商品市场扩大，华侨在海外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刺激了华侨移民。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把东南亚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巩固殖民统治，需要获得中国的商品和人力资源；同时为了掠夺殖民地人民和开发经济，也需要华人中介商和大量劳动力，因此西方殖民者采取种种措施吸引中国移民前往殖民地，不仅对华侨移居国外形成强大的拉力，而且也使华侨经济从单一商业向种植业和采矿业等生产领域发展，经济实力得到提升。在国内外因素作用下，华侨出国成分发生重大变化，清代之前出洋的主要是商人和水手，商船载运的是中国的各种商品，而到清代，商船不仅运来了各种商品，随船而来的还有大批移民。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华侨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华侨侨居地不再限于少数通商口岸，而是扩散到海外各地城乡，形成众多的华侨聚居地。二是华侨的职业构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华侨主要从事海上商业及其辅助性的行业，而这一时期华侨多从事当地商业、手工业和开发矿业和种植业，海上商业反退居其次。三是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增长。综观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它不仅是一部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史，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内陆走向世界，从而逐步实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华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一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

黄晓坚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基于潮汕侨乡及海外潮人的历史考察》（《新视野》2015年第3期）一文认为，汉代以来，海外潮商经历了行商、“海盗”、米商、南北行商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或延续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促进了侨居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西方和东南亚来说都是双赢的结果。杨发金的《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文介绍了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华侨移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内外背景、谋求生存及创业的艰难历程、取得发展经济和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成就。作者认为拉美地区华侨华人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大有可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是华工奔赴拉美各国的主要始发站，与拉美华侨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澳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为祖籍国做贡献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占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1期）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近代以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往来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华民族侨居海外者自古有之，尤以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的华侨华人为多。海上丝绸之路上华侨华人积极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心系祖国，情牵桑梓，为祖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尽心尽力。海外华侨华人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基因，身体力行，赢得世界赞誉，是实现祖国统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曾少聪的《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中心》（《世界民族》2015年第6期）一文以福建和云南为中心，探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的海外移民，比较他们的差异，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的海外移民受到人口多和耕地少的压力，以及海外移民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闽商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群体，2015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袁晓春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清福建商人》（《福建文博》2015年第1期）一文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对明清福建商人进行探析。文章指出，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的珍贵资料，说明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福建商船单船的货物资本在白银两千两至一万两之间。绘于明清时期的日本“唐船图”表明，清朝中期赴日本贸易的福船中，有船长43米的大型福船“金全腾号”。文中辑录有关闽商与福船的海外资料，在国内少见介绍，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苏文菁的《海洋文明的进程与闽商的早期发展》（《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指出，唐宋元是闽商形成与发展的早期、也是形成“亚洲海洋”的重要时期。唐中叶以来，在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经济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区域转移。中国开始打破陆地经济的封闭体系，海洋经济与海洋贸易的因素开始增长，中国海商的代表群体闽商跃出了历史地平线。宋代的开洋裕国促使闽商阶层不断壮大，闽地经济状态基本定型，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元代阿拉伯商人的融入拓展了闽商的多元属性。从闽商的早期发展可以看到，闽商的形成和发展与海洋文明进程的紧密关系。时代促使了中国海洋商帮闽商的诞生；闽商所创造的文化遂成为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晓望的《论唐代闽越遗风与闽人的海商传统》（《闽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自汉晋以来，闽越人就形成了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在唐代发展为以海洋商业为核心的海洋文化。从闽越遗风的传播到海洋商业的发展，福建海商逐渐发展起来，传播和发展了中国的海洋文化。

学术界一向重视对郑氏海商集团的研究，2015年度也有相关成果发表。杭行的《西方学术视野中的郑氏家族研究》（《国家航海》2015年第1期）指出，于17世纪明清转折时期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与东亚地区进行贸易的郑氏家族，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西方与中国的学者对郑氏家族，特别是其四代领导者郑芝龙、郑成功、郑经和郑克塽都有相当的研究，但两者的观点却有很大差别。该文主要讨论西方对郑氏家族的历史评价如何随着时代与地缘政治的变迁而改变、现代西方学者对郑氏家族的研究方向及其有待改善之处。张先清、王荟的《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一文指出，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曾经多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当时郑成功家族控制的东南沿海地区传教，尤其是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等人，更是深入郑氏家族，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不少反映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书信报告，其内容涉及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早期关系、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交往、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郑成功的抗清活动等，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弥足珍贵的西班牙文资料，有助于学术界深化郑氏家族史与明清易代史的研究。陈坤达的《明末清初郑成功对东南海贸的拓展——“海上丝绸之路”潮汕史迹寻踪》（《汕头日报》2015年5月11日）一文指出，明朝立国之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贸受到严重打击。明代中后期，是中国航海事业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东南沿海活跃着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航运业，为中国海贸史留下了一个辉煌的篇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还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海盗，明清时期潮汕地区海盗活动十分猖獗，而且持续时间长，对海盗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学术界多有争议。郑松辉的《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一文，探析了海盗与“海丝”的关系。作者认为，海盗活动带来了许多问题，海盗的猖獗活动给明清两朝政府带来了压力。但客观上他们在刺激经济、发展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盗的探索和开拓也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他们的商贸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演化，加速了这一地区与世界的融合。作者认为，潮汕海盗活动遗迹是“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站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发展海盗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陈钰祥的《粤洋之患、莫大于盗——清代华南海盗的滋生背景》（《国家航海》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有清一代，东南环海，万里汪洋，舟船往来其间，此为东南沿海民生利益之所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广州等地，自古以来便是主要的海上贸易港口，而且商贸繁盛，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发达，其中的广州更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由于海上贸易量增加，以劫掠商船为生的海盗也随之滋长。中国广东和越南沿海海盗活动增长的原因，除了航线贸易外，地理环境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从粤东韩江流域向粤西延伸，经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洋面、雷州半岛与琼州府间的琼州海峡，最后到东京湾及整个越南沿海，这条海岸线上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藏身的岛屿星罗棋布，良港众多，因此成为中、越水师“下洋缉捕”与海盗“逋逃渊薮”的水上世界。该文从中国广东到越南的海洋地理环境、两国之间的人文因素以及中越的经济贸易问题，来了解在此海域活动的海盗背景。

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之间多元文化交流的历史明证，四处流散又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很早就成为丝路上的主要商旅之一。曹寅的《河南的孤立群落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网络？——宋元时期来华犹太人再考》（《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公元10—14世纪亦即中国的宋元时期，东西贸易交流愈加繁盛。该时期大多数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商业市镇之间进行的。犹太人在当时也利用了他们分布于欧亚大陆上的流散社团从事商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犹太人从波斯海岸辗转印度最终将他们的贸易网点扩展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建立了数个商站，形成了一个扎根于中国的犹太人贸易网络。张倩红、贾森的《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一文以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为宏观视域，以开封犹太人的来历考察为微观个案，梳理犹太人来华的可能性路线，以及不同文化元素在开封犹太社团的体现。文章在承认“波斯说”和“印度说”的基础上，认为开封犹太人来自可萨汗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但无论是社团自身的遗存文献，还是西方传教士的调查访问，都证明了开封犹太人的波斯渊源更为深厚，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更为久远。

中美同为当今世界大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比较关注，但对早期中美交往的研究还有很多研究空间。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比较关注美国来华传教士研究，对早期美国来华商人群体研究不多。2015年度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译著，即美国学者雅克·当斯撰写的《黄金圈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一书，复原了广州十三行时期来华美国商号的谱系演变、经营与生活方式、鸦片战争中的巧妙应对、《望厦条约》及治外法权的成因。19世纪40年代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广州是唯一对欧美商人开放的中国港口。美国商人在华期间，与中国社会隔离居住，过着独身、奢逸的生活。本书以翔实的资料，清晰地阐明了广州的整体商业环境和美国人在此的地位。他们许多人携巨资回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亦声名显赫。本书对重要的美国商人、商号及其在广州和美国的活动阐述详尽，尤其重视鸦片走私和中美之间的早期外交关系。作者认为，最初两国交往，纯粹是商业关系，在华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了旗昌洋行占主导地位、同孚洋行独树一帜的格局。这两个洋行，代表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两重性。前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归依，信奉“自由贸易”；后者致力于茶叶贸易，坚决反对输入鸦片，在其资助的《中国丛报》中连篇累牍抨击鸦片贸易，成为十三行各国商人的众矢之的。此外，尽管学术界一般以“朝贡体系”来界定中国对外政策，但作者倾向用“防御主义”来定义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了在臣民之前显示一种“假装的天下霸权”，皇帝制定了南国边陲一城作为有限制的中外交易活动场所的政策，在防范外来文明威胁的前提下，得到所需要的税收、奢侈品。为此，中国颁布《防夷新规八条》及种种限制。在《望厦条约》谈判时，尽管钦差大臣耆英政治经验高于美国专使顾盛，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天威莫测的恐惧，在谈判时一败涂地。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新颖，是中美贸易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此外，许晓冬的《早期中美贸易关系践行者之美商与中国行商》（《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一文认为，首次叩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是美国商人，在没有政府的训令、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商人在华的商业行为对两国今后建立外交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行商，在对外贸易管理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美商在华的商业作为与行商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为美国在华取得商业利益及美国成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5年度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上其他人员的研究也在加强。刘小珊、陈曦子、陈访泽的《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对葡人陆若汉在中国和日本的活动以及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进行了周详系统的考述。论著介绍了陆若汉在日本与丰臣秀吉、小西行长、德川家康等权势人物的知遇，还梳理了他和徐光启、李之藻等明朝重要官员的交往史实。吴二持的《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一文指出，清以前潮商的海上贸易就有一定的基础。清初海禁时期，潮商的海上贸易活动也从未停止过。开放海禁后，起初官商先于民商而动，随后潮汕民间的海上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红头船，他们运用红头船在东南亚与国内各口岸间交叉穿梭进行循环贸易。清代潮商海上贸易的重头戏是中暹贸易。清代潮汕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埠市是庵埠与樟林。清代潮商的海上贸易有其独特的特点，他们敢于冒险，善于经营，多有神祇崇拜，并利用遍布各地的会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清代潮人的海上贸易形成潮汕商人独特的海上丝绸之路。清代潮汕由于有了这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兴盛，港口口岸经济崛起，成为潮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带动地域性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各类手工业的发展，较大程度地扩展了潮人的生存空间。张春兰的《西外宗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文博》2015年第2期）一文认为，宋金交战，为躲避战乱，宋朝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西外宗正司辗转迁到了相对安定且经济文化繁荣的福州。入闽后，宗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参与到福州的海外贸易中来，在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冷东、阮宏的《19世纪30年代广州西方船赛与英美散商的崛起》（《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一文指出，19世纪30年代，英美散商的势力在广州通商口岸不断增加，西方的划船运动在同阶段也有了显著发展变化。通过对19世纪30年代广州西方船赛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到划船运动特别是船赛已经成为英美散商实力变化的缩影和体现。周游的《扬州的海外来客》（《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6期）一文指出，扬州曾经作为中国“东南第一都市”，不仅导致国人“烟花三月下扬州”，甚至“商胡离别下扬州”。许多外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涌入扬州，他们大都来自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新罗（韩国、朝鲜）、日本和意大利等国。漫步在扬州古城，依稀可见他们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背影遗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