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物种流通及其他研究

三、中外物种流通及其他研究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之间的物种流通日益频繁。原产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农作物以及烟草、蔬果等经济作物，被引种到欧洲与东南亚等地区。之后，这些来自新大陆的物种被陆续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稻米等作物也流传到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学术界一直重视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受多方面条件所限，研究范围比较狭窄，论文数量有限，研究并不深入。“文革”期间相关研究中断。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除了继续研究粮食作物的流通外，中国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外经济作物的传播与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度关于中外物种流通继续发展，学术界召开了相关会议，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有所拓宽。

2015年10月11日—13日，由南京农业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联合主办，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首届“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Purdue University‐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简称PNJCCS）学术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木交流中心召开。此次论坛的研讨主题为“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转型”，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美国普渡大学、韩国釜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与会，围绕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外经济和政治的交流碰撞、近现代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做了报告，并展开了热烈讨论。^[6]这次国际会议，对研究近代中西物种流通起了促进作用。

结球甘蓝是重要的外来作物。一般认为结球甘蓝起源于13世纪中海沿岸结球松散的甘蓝品种，后经人工改造逐渐发展成今天结球坚实的品种。自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进程，结球甘蓝被逐步传播到了美洲、亚洲等地。球甘蓝传入中国后，因其能大量满足中国春夏季蔬菜的需求而且便于贮存和运输，其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是结球甘蓝生产的第一大国，占到全球产量的近一半。与结球甘蓝的重要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结球甘蓝在中国的历史、传播和文化至今都少有研究。^[7]张楠、丁晓蕾的《结球甘蓝名称考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一文认为，结球甘蓝是我国在明清时期引进的蔬菜作物。由于引入渠道和品种形态多种多样，造成了结球甘蓝称谓较多较杂且存在同名异物的现象。作者通过结合地方史志和已有的研究对结球甘蓝繁杂的名称进行考释，发现了一些引进作物的命名规律：以来源地命名、以植物形态特征命名和同名异物。通过对结球甘蓝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名称进行梳理，还能够发现一些从域外传入我国的作物的命名特点。首先，作物在传入的早期，其命名多与来源地有关，如俄罗斯菘、老羌白菜、回族白菜等；当作物逐渐在传入地普及后，可能会出现侵占原有作物名称的现象，如牛肚菘和莲花白菜。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也会影响传入作物的命名，如绣球白菜和椰珠菜。

西瓜也是重要的外来物种。吴迪的《西瓜引种中国及其栽培技术的传播》（《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一文认为，西瓜本源自非洲，传入西亚和中亚地区后，又向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10世纪初期，契丹人就已将其引种于上京城（始称皇都，即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古城）附近。10世纪初期，五代人胡峤是最早记录西瓜种植及其性状的中原人士，他曾目睹契丹种植及食用西瓜的事实。其后，至公元1143年，南宋人洪皓，又自北方的金朝境内将西瓜的种子携入江淮地区，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于杭州、饶州、英州等地。此后，西瓜在中国境内的种植范围逐渐扩大，种类也不断发展。

韩天琪的《从丝绸之路传来的农作物》（《决策与信息旬刊》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主要指大田作物、蔬菜和果树）中，至少有50余种来自国外。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通过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大量的域外农作物主要是通过使臣朝贡、商旅贸易、战争冲突等途径通过丝绸之路陆续在中国引种并传播的。当然，也有民族迁徙、游客旅行等方式传入我国的。经由海陆丝路传入我国的域外农作物，丰富了国的物种资源，促进了种植业、园艺业的发展以及居民饮食结构的调整，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侯玉婷、刘青的《马噶尔尼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15年第36期）一文阐述马噶尔尼访华的背景、原因，分析植物采集的得与失。作者认为，英国于18世纪末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发展海外贸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经过周密准备，英国于1792年10月派遣马噶尔尼和他的使团带着科技“贡品”，以为乾隆皇帝“庆生”为由访华，此次访华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国门，扩大对华贸易，实行殖民统治。使团随从人员包括翻译、水手、外交官、园艺学家等。马噶尔尼访华团是中英两国的首次正式会晤，但英国本土对于园艺学的迷恋以及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让此次外交事件带有搜集农桑情报的目的。英国使团考察并盗运了大量中国植物及栽培技术，这些植物标本是中国当时经济作物种类和布局的反映。

张箭的《若干烹调用香料作物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暨南史学》2015年第1期）一文指出，胡椒、肉桂、丁香、生姜均是著名的烹调用香料，又是常用的中药，生姜还是蔬菜。它们在东方饮食文化和烹饪技术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烹调用香料和其他香料、黄金、珠宝、土特产构成丰饶的东方财富，经马可·波罗渲染激起西欧人的渴望，吸引他们远航而来，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巨变。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也从南洋、西洋采买香料。通过论述这四种香料的起源、发展、传播、栽培的历史，能更清晰了解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邹振环的《枙兽谱枛中的外来“异国兽”》（《紫禁城》2015年第10期）一文，指出《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二朝相继编纂的大型书画目录，全书分初编、续编和三编，著录内府所藏八千余件作品。《石渠宝笈续编》第五册记有乾隆在紫禁城内重要居所重华宫所藏的《兽谱》：《兽谱》仿《鸟谱》为之，名目形相盖本诸《古今图书集成》。而设色则余省、张为邦奉敕摹写者也。将之作为清宫收藏之精品加以著录。於子鼎、蔡彬祥、那洋、黄雅珍、李昂、陈吉龙的《福建番鸭——外来的珍禽》（《生命世界》2015年第12期）一文认为，“番”字在中国古代多作为西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称呼，有外来之意。顾名思义，番鸭并不是我国本土的地方品种。这种似鹅非鹅、似鸭非鸭的珍禽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但是其被引进我国的历史已经有250多年。番鸭属鸟纲、雁形目、栖鸭属，在动物学分类上与普通家鸭同科不同属，又可称为瘤头鸭、麝香鸭等，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浙江、湖南、台湾等气候温暖多雨的地域。在我国番鸭养殖地区中，福建省番鸭养殖的历史最为悠久，多分布在福州周边地区，如莆田、泉州、闽侯、长乐等地。

从2015年的相关成果来看，关于中西政治研究的成果不多，但对中西贸易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既有对中西贸易总体状况、中西贸易制度的研究，也有对诸如茶叶、瓷器贸易等具体物品贸易状况的探析，并且继续对中西航线、贸易港口以及中西贸易中的人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流域有所拓宽，研究方法多元化，对资料的运用上也有突破。2015年度对中西物种流通的研究依然薄弱，期待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能予以更多的关注。2016年开启“十三五”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会更加深入地展开，保护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里如何进一步加强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的双重意义。历史证明，中西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共赢共荣；反之，中西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则两败俱伤。总结丝路繁荣、衰绝的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正是学界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本章作者：周莉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1]荣亮、周群华：《“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林》2015年第6期。

[2]邓颖颖、詹兴文：《中华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前途光明——两岸首届中华海洋文化论坛综述》，《南海学刊》2015年第4期。

[3]何道宽：《冒险、冲撞、相识：美中关系史第一个一百年的故事》，《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11期。

[4]王日根、朱勤滨：《第12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暨“海上丝绸之路：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

[5]郑建成：《“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首届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ONJCCS）学术论坛成功举办》，《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7]学术界关于结球甘蓝在中国的历史、传播和文化至今研究不多。20世纪80年代，蒋名川、叶静渊、韩嘉羲等人等人对结球甘蓝引入我国的时间、路径和过程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大致得出了从俄罗斯、缅甸及东南沿海陆续引入我国的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主要传播方向的结论。张平真简单地总结了结球甘蓝曾经出现过的名称及来历。参见蒋名川：《关于几种蔬菜引进我国的历史的商榷》，《中国蔬菜》1983年第4期；叶静渊：《我国结球甘蓝的引种史——与蒋名川同志商榷》，《中国蔬菜》1984年第2期；韩嘉羲：《浅议云南结球甘蓝的引种史——兼与叶静渊同志商榷》，《中国蔬菜》1985年第2期；叶静渊：《甘蓝类蔬菜在我国的引种栽培与演化》，《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张平真主编：《中国蔬菜名称考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丁晓蕾、王思明：《球茎甘蓝在中国北方的栽培传播史考》，《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张楠：《结球甘蓝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发展》，《南方农业》2014年第3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