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年增速

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开放给予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产业分工链条的机会，从而可能使其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实现国内产业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如何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从而加快深化本国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附加值的挑战。因此，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就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各国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发展不仅得益于全球化贸易，而且还因为其产业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对此，Summers却认为，选取成功的产业政策就像是选择股票，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在那段时间里就好像非常成功的投资专家，正好选对了股票，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股民都能够像这些投资高手那样成功，所以不要妄图去学习他们，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2]。

就中国而言，鉴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考虑，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中小型企业完全采取了鼓励进入的优惠政策，加上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调整(譬如给予中国内地最惠国待遇)，其结果是，加工贸易很快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事实上，中国在之后的对外开放中执行的也是中性政策，放弃了国内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战略。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升级策略之间从此不再有衔接，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早期的做法非常不同，WTO谈判和2001年入世均能看出中国对产业升级政策的放弃。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判断，尽管最近产业升级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与学界，不绝于耳，但30年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仅有开放的自由贸易和FDI政策(张军，2010)^[3]。

对于贸易扩张、产业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学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基于H—O理论主张比较优势的禀赋论一派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自然演进是由自由贸易引起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推动的。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林毅夫等，1999)。而在贸易理论的发展上，自从Krugman(1979，1980)等人开创新贸易理论以来，尽管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重视，但在这些理论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都不是形成比较优势所必需的，无论是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还是集聚规模与程度的决定，产业升级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几乎是可有可无的。Melitz(2003)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企业异质性后，更是把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升级归结为异质性企业在贸易压力下的自选择效应。可以说，贸易理论主流的发展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扩张与产业升级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自由贸易的理论学说是完全建立在完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之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往往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而特定的产业升级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使得经济从低均衡状态跃升至高均衡状态(Harrisonand Rodríguez-Clare，2010)，与上述主张禀赋论和自由贸易的学者有所区别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升级政策时显然要谨慎得多，他们往往主张具有引导性的、培育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是这一派学者最有力的武器(例如:AmsdenandChu，2003;瞿宛文，2002，2003)。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事实上缺乏切实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或策略，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和FDI的政策，这一方面与东亚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经验不同，另一方面却又隐隐与上述自由贸易理论和禀赋论的主张相合。相应地，文献中关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对相关政策多采取批评态度(如Thun，2004)。但瞿宛文(2009)以汽车产业为例，对中国的相关产业政策及其演变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如学者印象中那般毫无作用。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明显的产品升级过程，近年来对中国出口产品构成的研究明确地支持这一点。例如Rodrik(2006)观察到，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构成相似的国家，其人均GDP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也在持续上升。Amiti和Freund(201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05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有大幅的上升。Wang和Wei(2010)通过将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年的101种下降到2005年的83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Yang等(2009)也发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伴随着贸易开放同步发生这一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加工贸易占据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在出口产品技术构成水平上升的同时，加工贸易部门进口中间品的技能含量与价值也在明显上升。例如，Amiti和Freund(2010)就发现，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因此，很多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中国出口产值的国内与国外份额比例上。

显然，一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产业升级的进程均应该根据该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相对位置和贡献额的变化来加以度量，而不应该仅仅观察出口产品的结构和复杂性。可是，在贸易统计上，与出口总值相比，出口的附加值并不易获得，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在全球开发出一个可以反映全球生产链分配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而且在现有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上，要在一国的出口总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并不容易。在缺乏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前提下，一些研究开始对单个国家或者单个产品的出口进行附加值的估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的估计成为最近几年的一个热点。本书将通过测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来研究“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价值分工链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多年来的贸易扩张，尤其是加工贸易如何影响了国内的产业升级?

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贸易理论往往预示着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本国低技能工人相对需求的上升^[4]。譬如，根据Hechscher-Ohlin(简称H—O)模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富，其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环节，因此自由贸易将增加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基于H—O模型，Stolper-Samuelson理论进一步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会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且其与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也趋于缩小。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大多数国家在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例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上升，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下降。令人吃惊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变化的结果却与传统贸易理论背道而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高技能工人而言，全球化贸易并未使低技能工人的境遇得到显著改善。

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作为典型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几年也经历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就业技能结构转换，甚至出现了“技工荒”的现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中高级技能劳动力一直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有迹象表明这种就业结构转换仍将持续下去。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呢?是传统贸易理论过于程式化因而无法捕捉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还是有其他力量制约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能够改善中国就业结构并支持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问题在“入世”10年之后的今天变得非常重要且尚无确定的答案。事实上，中国政府和经济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正在升温。我们希望本研究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