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对外货物贸易顺差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领域里，出口的附加值这个概念之所以备受瞩目，主要是因为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模式，使得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在全球进行分解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方式参与了贸易。不仅如此，这种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还导致了出口品生产的附加值在全球生产链的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再分配。因此，对一国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口产品的最终价值中剔除进口中间品的价值，那么就能够观察到该国本土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提供的相对价值份额。这个思路是估算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或者附加值率的相关文献一般所遵从的。故此，很多有关估算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的研究也都试图首先估算出反映中国的出口价值中国外附加值的占比，即所谓垂直专业化率(VSS)。

Hummels等(2001)为计算VSS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方法。他们直接利用投入产出表将一国进口中间品分为用于国内销售的产品与用于出口品的生产两部分，然后将进口中间品用于出口的价值相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业化率”(VSS)。他们运用这一方法(简称为HIY方法)测算了10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及爱尔兰、韩国、中国台湾和墨西哥等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发现其VSS值从1970年的16．5%上升至1990年的21%。

由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均为竞争型，即没有区分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中，哪些是国内生产，哪些是进口的。为了运用HIY方法测算中国的VSS值，平新乔等(2006)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基础上，假设各行业所使用的中间品中的进口品比例等于该行业的总进口比例。根据这一“按比例进口假设”并利用1992年、1997年和2000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他们对中国1992—2003年的总出口和对美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出口分别做了分行业的VSS测算。测算的结果表明，1992—2003年，中国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率有了显著提高。在考察的12年中，中国出口中的“来料加工”比率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003年的21．8%，而对美出口中的“来料加工”程度则上升到22．9%。分行业的计算结果还显示，仪器电子等行业的VSS值最高，有的接近40%。另外，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所含的进口中间品中，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日、韩。

同样运用HIY方法，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利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中国17个部门投入产出表的测算结果显示，1995年、1997年和2000年的VSS值分别为22．7%、19．7%和25．8%，总的垂直专业化率呈上升趋势。并且，这一垂直专业化率高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但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新兴市场经济。分行业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低。

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借助于OECD所提供的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垂直专业化水平，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VSS值相对较低，但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15．1%上升到2005年的约26．1%，增长了72．39%，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更是从17．7%上升到41．1%，增长了131．5%，几乎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制造业出口增长来源的分解还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28．85%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高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但比大多数发达国家低。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长的41．2%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这一数值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超过或接近多数发达国家。

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或者考虑的仅仅是出口总额，或者没有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由于HIY方法在测算一国垂直专业化率时往往假定，生产的产品无论用于国内销售还是用于出口，其包含的中间产品是均匀分布的，即两者所含进口中间品的数量与它们各自在产出中的份额成比例。然而，在中国，加工出口会更密集地使用进口的中间品，而且中国的法律关于为加工贸易进口中间品可以免缴关税的规定更是会鼓励进口中间品更多地被用于出口的加工。显然，直接将HIY方法应用于加工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而不区分贸易的模式，将会低估其垂直专业化率，从而高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为了矫正这个扭曲，Lau等(2007)使用中国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香港海关及美国普查局、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署等机构获得的基础数据，编制了中国1995年、2000年和2002年与加工贸易有关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1]。同时，基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U表(Use Table)和V表(Make Table)等资料编制了美国2002年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结果发现，在2002年中国对美国1 000美元的出口中，直接的国内附加值为177美元，间接的国内附加值为191美元，从而全部的国内附加值为368美元。同样在2002年，美国对中国1 000美元的出口中，直接创造的国内附加值为418美元，间接附加值为447美元，从而全部的国内附加值为865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每出口一个单位对其国内附加值(从而GDP)的贡献是中国的两倍多。应该说，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原创性地构建了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Input-Occupancy-Output Model)，但该文的目的仅限于测算2002年中美贸易对各自国内的GDP与就业的影响。

正是由于加工贸易模式在中国颇为流行，估算中国的VSS值或国内附加值时不宜直接套用HIY方法。尤其是对于进口中间品的识别和核算，一般贸易模式与加工贸易模式应区别对待。从这一思想出发，Dean等(2007)在海关的贸易数据中将所有的加工进口品均视为中间投入品，而一般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则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广义经济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进行识别。他们进而假设，所有进口中间品在各行业之间的分布比例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的系数完全相同^[2]，从而将所识别的进口中间品直接归入未区分加工贸易模式的1997年和200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他们便用HIY方法测算的结果是，1997年和2002年的VSS值分别是17．9%和25．4%，其中直接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分别是9．0%和15．0%。

我们已经说过，与内销产品和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不同，加工出口一般使用了更高比例的进口中间品。为了突出加工贸易这一特征，Koopman等(2008)通过将标准的投入产出表拆分成针对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类型(主要是一般贸易和内销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表，进而修正了HIY方法在测算中国VSS值时所带来的偏差。但该算法所需的一些投入产出系数关系，譬如进口中间品用于加工出口的系数，进口中间品用于内销产品和一般出口的系数等又无法通过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直接获得，因此该文的主要工作是基于现有的投入产出关系数据，通过开发一套数学程序估计出那些未知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中国海关公布的1997年、2002年和2006年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进出口数据，以及1997年和2002年的基准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出口的VSS值大约为50%，这几乎是HIY方法所得结果的两倍。此外，该文还发现外资企业的VSS值比内资企业更高。

随后，Dean等(2008)借助于Koopman等(2008)所提出的方法修改了他们2007年的估计结果。他们在1997年和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之上，拆分出了凸显加工贸易特征的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2年的VSS值分别为47．7%和46．1%，其中直接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分别为46．1%和42．4%，这比直接使用标准投入产出表的估计值要系统性地高出许多。文中也测算了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各自的VSS值，1997年的结果是:加工贸易VSS值为81．9%，一般贸易VSS值为5．3%;而2002年的结果是:加工贸易VSS值为74．3%，一般贸易VSS值为10．8%。此外，按照出口的目的地划分，中国出口美国、日本、欧洲、中国香港等发达地区的VSS值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Koopman等(2008)提出的分拆投入产出表的方法(简称为KWW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从现有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与加工贸易有关的投入产出关系，同时又保证满足所有逻辑上的资源流动约束条件(Resource Flows Constraints)^[3]。按照KWW方法拆分后的投入产出表，可分别得到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各自的垂直专业化率，而总的垂直专业化率则是这两者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即为这两类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事实上，KWW方法在测算投入产出表中的加工出口各项指标时，已包含了一系列关键假设，譬如:(1)产品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其投入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是一样的;(2)由于有关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附加值)以及国内中间品报酬的数据在贸易领域内不可得到，因此假设对于所有产品，无论其销往何地，资本和劳动的初始报酬均相同，而国内中间品无论用于一般出口还是国内销售，其初始报酬也都是一样的。

过强的假设条件往往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如果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投入量高于内销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投入量，则假设(1)并不成立。并且，KWW垂直专业化率的测算方法也应改为内销产品、一般出口及加工出口三部分的加权平均而非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两部分，否则之前的拆分方法将由于没有把用于国内使用的生产与非加工贸易生产区分开来而低估真实的垂直专业化率^[4]。同样，如果用于出口产品的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超过了用于内销产品的资本和劳动的直接报酬，则我们对于两种初始要素报酬相同的规定将会对迭代结果造成偏误，进而高估垂直专业化率或者低估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除此之外，对于新编的投入产出表中重要未知流量的估算方法，Lau等(2007)未作具体说明，Koopman等(2008)所用的优化更新法也未对选用标准化最小二乘法构建目标函数的理由进行说明，也没有考虑估算的精度^[5]。

为了反映中国的加工出口模式对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上述文献一样，在本书我们也需要在HIY方法的基础上小心区分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垂直专业化率。但与现有的依靠投入产出表的做法显著不同的是，我们将直接利用中国海关提供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并在匹配到三位数行业的基础上来直接估计中国出口行业的国内外附加值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比刻意编制反映加工出口特征的新的投入产出表的做法更加简单。要编制能区分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的行业的投入产出表，需要大量的假定条件和复杂的计算程序，未必是一个优先的选择。而本书使用的海关的进出口数据本身则提供了不同贸易模式的信息。只要能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进口产品中识别出中间品来，HIY的标准方法经过相应的修改依然可以估算VSS值或者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不可否认，我们的方法有一个可能的劣势是，由于不再使用投入产出表，生产中使用的国内采购的中间品当中是否也包含着进口材料的价值，是无法识别出来的，这有可能低估VSS值。不过，鉴于中国不断增加的中间品进口更多地发生在外资企业(徐毅、张二震，2008)，而且以外资企业为主的“为出口而进口”的加工贸易模式阻碍了全球价值链在中国国内的延伸，并弱化了对国内企业的带动效应(陈爱贞、刘志彪，2011)^[6]。因此，对于像中国等加工贸易在其出口产品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体而言，这样的处理办法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偏误^[7]。实际上，这种发生在行业间的间接的投入产出关系非常复杂，甚至进口的中间品中也可能包含着本国出口的某些价值。这个系统性问题最终必须依赖一个国际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才有望解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