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年增速

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几乎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Lucas，2009)。然而，各国经济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链时所获取的收益却不尽相同。Mudambi(2008)在“价值微笑曲线”的研究中曾指出，由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全球化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活动和下游品牌营销活动通常都位于发达国家，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则位于发展中的和新兴经济国家^[9]。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贸易中成功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从而加快深化本国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附加值，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贸易扩张、产业升级以及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学界尚无一致的意见。基于H—O理论主张比较优势的禀赋论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自然演进是由自由贸易引起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推动的。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林毅夫等，1999)。而在贸易理论的发展上，自从Krugman(1979，1980)等开创新贸易理论以来，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重视，但在这些理论中，政府的产业政策也都不是形成比较优势所必需的，无论是产业集聚的区位选择，还是集聚规模与程度的决定，产业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几乎是可有可无的。Melitz(2003)在新贸易理论中引入企业异质性之后，更是把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升级归结为异质性企业在贸易压力下的自选择效应。可以说，贸易理论主流的发展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扩张与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由贸易的理论学说是完全建立在完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之上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特殊发展阶段往往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而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使得经济从低均衡状态跃升至高均衡状态(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从而摆脱“比较优势陷阱”。

与上述主张禀赋论和自由贸易的学者有所区别的另一派经济学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产业升级政策时显然要谨慎得多，他们往往主张具有引导性的、培育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往往是这一派学者最有力的武器(例如:Amsden and Chu，2003;瞿宛文，2002、2003)。

对于中国来说，20多年来事实上缺乏切实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或策略，而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和FDI的政策。这一方面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的经验不同，另一方面却又隐隐与上述自由贸易理论和禀赋论的主张相合。相应地，文献中关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对相关政策多采取批评态度(Thun，2004)。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明显的产品升级过程，近年来的经验研究也大体支持这一点。例如，Rodrik(2006)观察到，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构成相似的国家，其人均GDP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也在持续上升。Amiti和Freund(201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05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发现，农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显著下降，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则有大幅的上升。Wang和Wei(2010)通过将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与发达国家对比，发现G3国家出口而中国没有出口的产品种类从1996年的101种下降到2005年的83种，分别占所有产品种数的2．44%和1．97%。Yang等(2009)同样发现，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升级过程，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产业升级伴随着贸易开放同步发生这一结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加工贸易占据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在出口产品技术构成水平上升的同时，加工贸易部门进口中间品的技能含量与价值也在明显上升。例如Amiti和Freund(2010)就发现，中国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对于Rodrik(2006)所采用的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Yao(2009)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指数无法真正揭示中国出口中的技术含量，因为中国的加工贸易有其特殊性，并且HS编码在跨国研究中界定差异产品方面存在局限。Lemoine和nal-Kesenci(2004)及Steinfeld(2004)针对这一争论也指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相对较“浅”。

因此，很多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中国出口产值的国内与国外份额比例上。但是，要测定企业在垂直分工中实际创造的附加值，我们需要使用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因为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假定各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品由本国生产和由外国生产是无所谓的，两者完全可以替代，而这就无法反映各生产部门与进口商品之间的联系。Hummels等(2001)利用投入产出表，将一国进口中间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两部分，然后将进口中间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业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并运用这一方法(简称为HIY)测算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该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平新乔等(2006)根据HIY方法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率的研究显示，1992—2003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率有了大幅提高。张小蒂、孙景蔚(2006)利用1995年、1997年和200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测算结果整体印证了平新乔等(2006)的研究结论，且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低。文东伟、冼国明(2010)的研究类似地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值中的国外份额从1995年的约15%上升到2005年的约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更是从17．7%上升到41．4%。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28．85%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长的41．2%来自国外增加值的贡献。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或者考虑的仅仅是出口总额，或者没有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但HIY方法在测算一国垂直专业化水平时的基本假设是，进口中间品在国内最终消费和出口品中均匀分布，即两者所含进口中间品数量应与它们各自在产出中的比例相同。显然，直接将HIY方法应用于加工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而不区分对外贸易结构，将会人为低估其垂直专业化水平(Lauetal．，2007;Deanetal．，2007; Koopmanetal．，2008)。

为了体现中国的加工贸易在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中对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我们需要在HIY方法上进一步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这构成了本研究讨论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